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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官方发布的消息进行报道的，直到８月１３日，《纽约人》杂志才打破了官方对这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给人类造成的损害闭口不谈的局面。该杂志就此出版了特辑，刊登了约翰·赫西的文章，上面有幸存者的证词。文章讲述了濒临死亡的父母，怀里抱着孩子，高唱着“我们为天皇而死”的故事。 ３天以后，即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第二颗原子弹被投到长崎，４万人被烧死，６万人受伤。在此后的几年中，有成千上万的不幸者因两次爆炸造成的后遗症，而死于癌症。８月８日苏联向日本宣战，进攻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的日军。 不出所料，日本天皇裕仁对广岛和长崎的屠杀感到十分震惊，同意无条件投降，“但不交出政权”，实际上他牺牲了所有忠实的支持者，但拯救了他的皇位和日本帝国的生存。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天皇的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麦克阿瑟将军面前签字投降。１０天后，蒙巴顿上将在新加坡接受日本驻东南亚部队的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大战的综述 1945—1948 第二次世界大战总计死亡人数为５５００万人，其中一半为贫民、战俘及集中营关押者。苏联死亡人数最多：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万人死亡，约占总人口的２０％。德国位于第二位：７００万人死亡（４００万平民，３００万士兵）。第三位是中国人和犹太人，均有６００万名受害者（中国的死亡人数不确，译者注）。日本死亡人数为３００万。其他参与战争的国家中，南斯拉夫死亡人数为１３０万人（多数为平民）；法国６０万人；意大利６０万人（一半为平民）；英国３２万士兵，６．２万平民死亡；美国位居最末，共３０万士兵死亡。在总计５５００万死亡人数中，其余１７００万人属于参战的，支持或反对轴心国的国家。除了这个巨大的死亡数字，还有大量的受伤和残废者，那些精神失常的人，以及因战争而陷入贫穷的人。胜利也标志着最后清算日的到来。（１９４５年７月）在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宣布对战败国进行惩罚。要建立一个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标准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伦敦举行的会议上制定。
第三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26）
纽伦堡被选为审判地，纳粹党曾多次在这里集会。对第三帝国领导人的审判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持续到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共有１２人被判处死刑，７人被判处２０年徒刑，３人被宣布无罪释放。对马丁·博尔曼做了缺席死刑判决。对赫尔曼·戈林实行绞刑时，戈林欺骗了行刑官，在行刑前就已吞下毒药。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德国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纳粹党理论家）、亚瑟·塞斯—因夸特（德国驻荷兰特派员）、威廉·弗里克（驻波西米亚赫摩拉维亚帝国保护者）、汉斯·弗兰克（波兰总督）、厄恩斯特·卡尔藤布伦纳（德国安全部长）、弗里茨·绍克尔（德国劳工组织领袖）、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恶毒的反犹太宣传家）以及威廉·凯特尔将军（ＯＫＷ领袖）、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均被绞死，然后火化，他们的骨灰被撒到伊萨尔河，这条河流流过纳粹主义的发源地——慕尼黑。对于日本，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主要被告为东条英机，他曾于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１月５日任日本首相。东条在被捕时开枪自杀，但经过输血后被抢救过来，并被关入监狱、审判，判定有罪。很多政治要员，包括近卫王子（东条之前任首相）都自杀成功。在１９４８年的审判中，东条同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均被处以绞刑。美国法律还将臭名昭著的美国出生的广播新闻记者户栗（“东京玫瑰”）判处入狱１０年。还有一些政客（如前任外交部长重光葵）逃脱了死刑，后来重返政坛。 由同盟国制定的条约中的保护条款赦免了很多与轴心国合作、背叛自己国家的人。这些条款保护了许多意大利人、一部分德国人和极少数曾与同盟国合作的日本人。但同盟国对那些与轴心国站在一起的法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则毫不留情。在法国，行刑队枪毙了几百名政客、战斗者，甚至还杀死了一些亲德国作家，其中最有名的是维希政府总理皮埃尔·拉瓦尔，及专栏讽刺作家罗伯特·布拉希拉克。作家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赫罗自杀身亡。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年老的贝当将军也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终身监禁，一年后死亡。著名的美国作者埃兹拉·庞德后来关在华盛顿特区的精神病院中，１０年后被放出来，死在他曾支持的法西斯主义的摇篮意大利。曾经在特韦雷电台做过支持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报道的约翰·埃默里（英国前殖民大臣埃里里勋爵的儿子），以及在柏林电台做过报道的威廉·乔伊斯均被处以绞刑。
第四部分 其他战争印度支那战争
法国在东南亚的活动——一段长长的历史 １８世纪，法国外交使节成功地在交趾站住了脚。路易十六（１７９３年被推上断头台）支持外交使节及那里的贸易活动，因此，法国从当地统治者那里得到了大片的领土。在拿破仑三世（１８０８—１８７３）的领导下，法国开始向交趾派兵，进行军事征服。即使在普法战争（１８７０）拿破仑三世失败，以及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帝国主义扩张（不仅在法国）仍在进行，在１９世纪末达到高潮。 到１８９３年，交趾、柬埔寨、老挝、安南和东京湾（北部湾的旧称）均属于后来所谓的法国印度支那的一部分。这一地区占地面积２８５．７１４万平方英里，人口２３０万。这里大量种植水稻，同时还拥有橡胶、木材和煤炭。１８世纪以来，法国曾宣布了所谓的“解放人民大众”的启蒙政策，允许印度支那农民、伐木工人以及矿工的孩子在印度支那成立的学校里上学。最聪明、最应受到嘉奖的学生有机会进入河内大学，甚至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全部费用由法国政府资助。 然而，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法国发现最聪明、最优秀的印度支那学生会成为最顽固的敌人。胡志明成为反法军事指导官、政治家，最先反抗法国的殖民压迫，继而反抗美国的干涉。 １９３０年，胡志明是一名富有前途的律师，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胡志明根本没有打算为法国的利益服务，相反，他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变成共产主义国家。 ３０年代，法国在河内扶植傀儡国王保大，并建立了天主教徒吴庭艳领导的改革委员会。吴庭艳在保守派中极不受欢迎，因此不得不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但１９５４年，他又回到了南越，成为总统。 １９４１年，日本入侵印度支那。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戴高乐将军代表法国提出对印度支那的拥有权，并派出由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远征部队。此时，东南亚所有地区都希望摆脱１９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重负。 印度支那人（严格来说是越南人）的独立运动主要集中在北部。因此，胡志明决定在河内（印度支那古老的首都）成立严格意义上的越共联盟政府，宣称要废黜保大国王。法国对此做出了反应。首先，法国在北部第二主要城市海防港口附近与越南人民军开战。接下来，法国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３日重炮轰击了海防，造成６０００人死亡。 越盟开始采取报复行动。武元甲将军率领人民军包围了河内。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９日，武元甲下令发动进攻。法国守备队被彻底击败，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运动也取得了其他的胜利：毛泽东大败蒋介石，迫使蒋介石撤至台湾；斯大林宣布要全力支持胡志明。 此时戴高乐将军担任法国政府首脑的任期即将结束，他决定对此进行最后调解。他在巴黎会见了胡志明，并签订协议，法国政府正式承认越盟政府。但这是一个十分脆弱的协约。继戴高乐将军之后的比多政府，要组织一支军事远征军，“重新建立”印度支那的“秩序”。部队整装待发，第一批是外国军团，第二批是年轻的应召入伍的战士。在印度支那招募了５６万人。 印度支那战争持续了７年零６个月，最终法国于１９５４年５月７日在奠边府战役失败（位于越南的西北部）。奠边府战役于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开始，法国伞兵部队到达那里，建立根据地，以发动决定性进攻，企图将越南人民军击溃。亨利·纳瓦尔将军于１９５３年５月被任命为总司令，为此他做出了全面计划。修建了两条Ｃ—４７ｓ飞机起降的跑道，建起了防御营地，布置了雷区，设置了铁丝网栅栏。１９５４年１月，１．２万名法国士兵到达奠边府，装备了坦克、大炮和战斗轰炸机。但武元甲在山坡上埋伏了５万人，这些人全副武装，通过壕沟和坑道相互联系，使敌人辨不清其真实人数和行动。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３日，他们对法军阵地发动了进攻，重炮将两条跑道炸毁。法国向美国请求援助，轰炸山上的越盟部队，但没有得到帮助。美国没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害怕会又出现一个朝鲜。４月末，越南人民军发动了最后进攻，５月７日下午，在防御营地的碉堡上飘起了７面红旗。此次战斗中，法国共损失了７０００人，越盟损失２万人。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死亡总数为９．４万人。１９５４年５月８日为了给印度支那带来和平，召开了日内瓦会议。法国、美国、中国和苏联以及前印度支那各国的代表包括柬埔寨、老挝、北越（胡志明为领袖）、南越（保大国王），出席了会议。法国由新任首相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为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承认了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保持越南现状（沿北纬１７度线分为两部分），要求法国和北越人在３０天内分别撤出北越和南越。印度、加拿大和波兰成员组成国际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这些条款的执行。
第四部分 其他战争阿拉伯——以色列战争（1）
中东发生的事件主要有两种起因：一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发生冲突；另一个是石油，仅波斯湾拥有的石油储量便占世界石油储藏总量的４５％。 １９７３年的石油危机证明，无论是谁，只要控制了中东的石油，便控制了西方的经济。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产油国决定大幅度提高石油的价格，引起了２０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工业危机。因此，主要工业国必须确保中东地区不能只被一个权力集团（包括阿拉伯各国）控制。过去，西方各国通过殖民统治控制这一地区，如今，他们想通过支持以色列进入这一地区以获得利益，并设法在该地区保持军事力量。 以色列国家相对短暂的历史对于了解这一地理政治背景很重要。１９世纪末，德国首先提出一种想法，要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新聚集在一个国家。德国曾是具有强烈的反犹太人“文化”的国家，在一些社会和政治阶层，这种倾向十分明显。“思想家”约瑟夫·迪·戈比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