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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曾当面跟我讲，曹禺一次因病住院，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两人谈得很深。曹禺认为这些年没有一点成就，是混过来的。吴祖光说，我看你这些年就是太听话了。曹禺一听从病床上跳起来，拍案大叫，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
“太听话了，说的再明白一些就是太信了。”
“所以我给现代年轻人一个忠告，这就是多念书，少信宣传。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
在采访张中行先生之前，我曾见到由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时，季先生用了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季先生的这段话可用四个字概括之，叫“文如其人。”我曾读过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如今又有幸和张中行先生面对面交谈。我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文如其人。他平和、但平和中却有激情；他不信，但不信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他温情，却柔中见刚；他谈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犟。在采访张中行先生时，我曾临时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突然结束了我的采访。
我问：“在你一生中你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他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如果他（她）忏悔了呢？”
“忏悔应有具体表示呀？其实忏悔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忏悔。多少次运动给人家戴帽子，后来他说给人家戴帽子不应该。不应该就算了，你已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了，你说不应该又能怎么样。”
“除了这种因政治运动而整人之事，还有什么事不能原谅？”
“有些事会影响一生，让你无法原谅和宽恕。”？
“什么事影响了你的一生？”
“不好说……”
“那你一生中有内疚的事吗？”
“谈不上内疚。但人一生做那么事哪能样样都对。如果做得不对，心里自然不会坦然。”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说出你认为比较内疚的一件事？”
“我举不出来。我一生中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对不起人的事。”
贾兰坡：怀念野外家中无古董
贾兰坡说他怀念野外，怀念那些去过的地方和没去过的地方。贾兰坡说这番话是在2001年的早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九十高龄的贾兰坡坐在他家的小会客室内接受我采访。当时，他的目光投向了窗外，他也许看到了青年时代的自己身背行囊，手提铁铲，在茫茫旷野中踽踽而行，寻找着古人类的足迹。后来，贾兰坡在周口店停住了脚步，在1936年的十一月，在11天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贾兰坡的考古发现轰动了世界，使他从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一举成为世界名人。
在采访贾兰坡之前还以为他家肯定有不少古董，那些闪烁着历史光辉的古物随处摆放在一些橱柜或者书架之上。为此，一进他家门我便四处张望，可是我没有发现一件散发着古色的东西，在他的小会客室见了几件摆设，但都新的可疑。为此，我不由问：“贾老，你是一个考古学家，家里怎么没古董？”
贾兰坡爽朗地笑了，说：“我这些小摆设都是模形，有的是按比例改小了仿制的，都是人家送的。没有一件真正的古董。”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按理说您收藏古董是有得天独厚之条件的，而且你又能慧眼视真伪。”
贾兰坡答：“我是干考古工作的，家里存有古董，这到底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你说不清。干脆，我一件都不藏，避嫌。应当这样，如果我不是干这个工作的我可以存一点。如果有朋友送我字画我可以保留，比方启功给我写个条幅，上面有我的名子，谁也拿不去，给谁也不行。”
“考古学家不藏古董，这应当是一种职业道德的要求吧？”
“我搞的是史前考古，也就是夏、商、周之前。出土的都是化石，一块化石在外人看来和一块石头差不多，一般人也不会收藏这些东西。不是通常说的古玩。”
“一谈到古董一般人恐怕都会想到经济价值。不要说古董本身了，现在连挖掘过程也可以卖钱了，前不久老山汉墓的挖掘就是一例。电视台搞现场直播，拉来了大量广告。弄一个千古之迷悬在那里进行炒作提高收视率，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现在考古界有很多坏现象。考古是不能参观的，因为考古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工作，不能让任何人打挠。搞现场直播，那就没办法工作了。按理说这些挖掘工作应当研究之后再公布与世的，没有结论就公布了，这是怪事。现在考古界也搞起了地方保护主义，你这个省的我就不能去，我这个省的你也不能来，如果去就交钱。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某一地有考古价值，你本省不去挖掘，又不让别人挖掘，这工作不就当误了嘛。考古应当由国家统一管。现在考古不是搞研究工作，而是拿去卖钱，比方，辽宁前不久出土的鸟，这是很重要的标本，现在就往外卖，归公安局管。这在世界上哪个国家也不这样干。这在国际上是要让人笑话的。这些东西国家必须保护好。现在考古界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还没研究先做结论。前不久‘王府井’那事也是这样的，说‘王府井’和‘北京人’一个时代，我看媒体炒得太厉害了，在《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短文，我就问这问题研究没有，测定没有。如果没有进行研究，怎么就敢把‘王府井’和‘北京人’拉到一个时代了呢？哪有先做结论后研究的。考古本身是一个安静的工作，我们过去做都是一点一点的挖掘，哪有什么人参观。就是有人来看也是远远地站在那里，连挖出的土都不敢踩。”
“老山汉墓你去过吗？”
“我和斐文中一些人早就去过，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汉墓比较多，因为出土的汉陶片非常多。我们当时发现了一些非常完整的陶器，其中有一件非常有意思。两个陶缸中间装一个小孩，栩栩如生。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后来都送给考古所了。”
“现在搞商品经济，什么都讲钱，很多东西都敢卖。”
“现在考古不景气，管理混乱，考古没钱，就卖东西，由恐龙蛋开始的。先是5块钱一个，然后价格往上涨。如果恐龙蛋不这样处理，研究一下那么多恐龙蛋在一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原因，研究出来之后再开发成一个恐龙公园，把恐龙化石也复原，那比现在挣钱多了。现在真毁东西呀！”
“现在有些公司为了升值也买古董。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有一次我和启功去香港，一个著名富商请我们吃饭，他给我看了一个陶罐，是彩陶，据说是花高价买来的。我一看就是假的。真东西是烧出来的颜色，他那东西的颜色是涂上去的，用手一抹就掉了。”
“当时你告诉他了吗？”
“没有，我看完就给他了，没言语，让他恶心干什么，他有钱买一个假的也别扭。”
“现在他也不知道吧？”
“不知道。所以有些公司买古董收藏想保值，很容易上当。现在假东西太多了。”
贾兰坡：怀念野外“北京人”到哪去了
1936年贾兰坡在周口店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当时轰动世界。可是，在1941年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北京人”失踪了，这使世界再次为之震惊。“北京人”的下落至今是一个迷。
我问：“北京人失踪后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后来还写成了小说，拍成了电影，你认为最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贾兰坡说：“电影、小说里的都是胡扯。北京人失踪后全世界都在寻找其下落，我本人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寻找。前不久英国人还为此专们到了我家。虽然我们从来没停止过寻找，但我认为找到的希望很小。日本人占领中国时是拿了我们不少东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专门去日本寻找被掠夺的文物，凡是有的都退还了，这其中有山顶洞人的化石，但唯独没有北京人的化石。”
“是不是让日本人藏起来了呢？”
“没有证据不好猜测，其实日本人至今也在此寻找。”
据悉，1941年日美关系紧张，美国侨民开始撤离。当时任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也决定离开中国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北京人化石。他动身前让他的助手胡承志开始做北京人化石模型。魏敦瑞还和当时的行政院长、地质学家翁文灏商量，最好把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等战争结来后再运回来。开始，美国大使詹森不同意，因为在发掘周口店时，中美双方有协议，不得把发现的人类化石带出中国。后来翁文灏以官方的名义委托詹森他才同意了。
化石装在两个白茬木箱，包装的很好。箱子先交协和医院总务长美国人博文保管。不久被美国海军陆战队运往秦皇岛，准备搭乘美国哈里森总统号轮船。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条船被日本人击沉在长江口外，化石根本没上船。当时携带这批化石的是美国军医弗利，他在秦皇岛被日军俘虏、北京人化石从此失踪。
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不久，日本就派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找北京人化石。当他们打开B楼保险柜时才知北京人化石被转移。日本宪兵队为此到处寻找，很多人遭到了审训。
贾兰坡说：“弗利后来给我来过一封信，大约谈了一下失踪的过程。”
“当时日本宪兵队没审训你吗？”
“我当时不在北京。北京人化石失踪我有两个猜测。第一，当时弗利被捕之后，东西肯定被日本兵搜查。值钱的东西肯定被翻走，但一些几十万年前的烂骨头不是搞人类学研究的，根本不知道价值，说不定也就扔掉了。第二，当时这些东西包的十分精细，都是用擦镜头的纸包了一层又层的，中间还塞上棉花。就是日本兵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但见这样包装，也会引起注意的。他们可能往上交。往上交交到哪呢？只能交到天津。因为日本侵华时的总部在天津。后来有关方面都到天津找。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去了。在天津有几十条假线索，到处刨也没找到。”
“在天津找不到，是不是还有其它可能呢？”
“这东西谁也不敢要，私藏了也没有价值。我认为它没有经济价值，只有研究价值。其实研究也已研究过了，美国人、德国人都研究过了，如果想再研究出一些新成果也很难了。模型也存在很多，有模型也一样可以研究。因为模型做得很细，非常逼真，几乎分辩不出真假。”
“你家里有模型吗？”
“没有。”
“咱们国家有吗？”
“有。”
“你认为我们国家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