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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太小，还不明白也许这是因为他习惯于指挥别人，才让他对我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我想他是因我而自豪的，尤其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中惟一不晕船的一个。
他来阿马市休假了，才过了几天我就浑身不舒服了。每天晚上我得从学校径直回家，然后马上就与年轻的英国人所称呼的“爹爹”或叫“上级”一起出去作长距离的散步——他可决不是一个可爱的同伴。我不敢把他当成亲友，我怕聊着聊着就会蹦出哪个词或哪句话让他生气。因此，我在他旁边走着，什么也不说，一旦他问我什么，我就极其小心地用最简短的话回答他。
晚上，弗农让我呆在身边看书一直可看到十一点甚至半夜，而他却刚到九点就早早让我上了床。一天晚上，我从二楼的房间下来，想拿本书在床上看，这可是极难得的享受。我不敢进客厅去拿，虽然那儿的书比搁在饭厅的要好看。这两个厅之间的门微开着。我突然听到父亲说：
“杰姆是个小新芬党人。”
“新芬党人！”弗农惊奇地叫道，“事实上，爸爸，我都不信他理解这些字的含义。他刚满十一岁，请想想看！”
父亲反驳说：
“我还是要跟你说，他有时狂热地向我谈起詹姆斯·斯蒂芬。他的确是个新芬党人。他究竟是从哪儿学来这些的？”
哥哥回答说：
“我发誓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思想很活跃，看了不少书——我会弄明白的。”
父亲说：
“没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把他送到一所英国的学校去呆一段时间。”
我没再听下去便回房间了。原来，就因为我崇拜新芬党人的头领，我自个儿便也成了一个新芬党人，我想父亲真可笑。不管怎样，想到能去英国还是让我心里挺痒痒的。
那时的我还一点都不懂打扮和修饰自己。自从与霍华德和斯特兰弗斯做过那些秘密事后的夏天开始，我才注意起这些方面来。有一个大我六岁的男孩叫米尔曼，他喜欢上了我，经常带我和霍华德出去散步。他特别注重衣着，认为只有普通人、乡下佬和俗人才戴那些现成的领结。他给了我一条他的领带，教我怎么系。他还认为只有孩子和粗人才穿破了的和带补丁的裤子。
也不知道是米尔曼的一席话，还是与霍华德和斯特兰弗斯进行过的那些秘密谈话让我有了这方面的意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奇怪的变化，而且延续时间很长。哥哥弗农听我抱怨衣服不好，便让人给我做了三套衣服。有两套是苏格兰呢的，另一套是黑色呢子的，还带有和伊顿公学的学生服一样的无燕尾的上装和高耸的帽子，另外他还给了我一些衬衫和领带。我越来越讲究自己的穿着了。在晚会上，弗农的那些年轻的男女朋友们都注意到了我，后来我就问自己是否我真的如他们所说的是那样的“可爱”。
我细心打扮自己，用梳子把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因为米尔曼说过只有粗俗的人和乡下佬才用发油呢。别人让我朗诵诗歌，我就轻蔑地撅起嘴巴，故作姿态地跟人说我真的不想，为的是让人多求求我。
我想这就是一种性觉醒。在长达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只有两个担忧，就是打扮好自己，让人喜欢我。我努力操起“上等人”的语调，进任何房间前都整理自己的穿戴。有一人，好像是弗农最好的女友，说我的侧面很有男人样，我便总是摆出侧面的姿态来。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我更像一个女孩：自恋、做作、多愁善感。我经常以为没有人真正爱我，因而感觉失意和忧伤。
后来，当我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想要描写某位年轻女子的性格时，我只要刻意地回想起这段时光，就能马上找回女人们看问题的独特眼光。
第二章“服役生”的日子（1）
如果尽我所能来描述在Ｒ城英国语言学校的生活，足可以费上一年的时间。而我在任何一个爱尔兰学校都生活得非常快乐，尤其是在阿马城的皇家学校里。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吧在爱尔兰，如果我在老师的课上叽叽咕咕，老师通常会向我皱皱眉头；如果我继续说话，老师就会用指头点我，第三次我要还不听劝，他便会说：“哈里斯，不许吵了，你没觉得你打扰别人听课了吗”半小时后，如果我仍无悔改之意，他才会大声嚷道：“如果你继续说话，我就要罚你了。”再过十多分钟，我对老师的话仍然置若罔闻，他便气急败坏地说：“哈里斯，你真是无可救药了，过来”接下来我便站立在讲桌旁，熬到下课。即便是这样的处分一周也不过两次，后来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就很少再受这种处罚了。
在英国情况则完全不同。
“那个新来的学生，不要在课上说话，罚你抄三百行字，不许再作声。”
如果我说：“可是……老师。”
他就立刻说道：“那就写五百行吧，马上闭嘴。”
“老师，您……”我说。
“写一千行，如果你再敢说话，我就把你送到‘上边’去。”老师还没等我说完，厉声打断我的话，说道：我要是被送到“上边”去，就意味着要被校长训斥一顿或被打一顿。
英国老师无一例外地都以能惩罚学生来显示他们的权力，在我上学的第一年中，几乎每天的课间休息时间和一半的假期时间，都是在抄写中度过的。后来，我爸爸受了弗农怂恿去找校长讨个说法，他抱怨这种无休止的抄写会让我的字越写越差。从那以后，我不再被罚抄写，而是去背书。一学期下来，我由于被罚，差不多能够背下来整部英国史。爸爸看不下去，终于又来为我说情，谢天谢地，我只需背诵维吉尔的诗就行了。当时我好一阵暗自高兴，毕竟他的诗还是值得一读的。尤利西斯和狄图的爱情故事使我至今难忘。
在英国学校那一年半的学校生活中，每天都充斥着愚蠢的惩罚，我简直像坐牢一样，度日如年。好在有一位数学老师帮忙，我自己有了一个独立的座位，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在英国学校里，和我一样年纪的两三个学生拉丁文比我学得好，且希腊文也学了一半，而我还没开始，但我的数学却称霸全班。年级数学老师由于我语言没能跟上，就把我当“笨蛋”对待。结果我非常地反感拉丁文和希腊文。多亏当时因为受罚已把维吉尔的诗和列凡的诗熟记于心，所以第二学年末，我已追上了同班的其他同学。
我的记忆力非常好。记得有一次，校长朗诵了《失乐园》中的几句诗，便不可一世地对我们说，麦考利勋爵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失乐园》。我问：“老师，这首诗难吗”他回答说：“当你背到一半，你就知道它有多难了。麦考利勋爵可是个天才。”他把勋爵这个词说得很重。
第二个星期，校长结束他的文学课后，我站起来对他说：“老师，我已经能够背诵《失乐园》了。”他让我试着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他听完我背诵文章后从头到脚打量我的神情。他们都在问我怎么能背得出。这件看来挺“放肆”的事给我招来不少的麻烦，不光挨了六年级学生的打，就连其他大部分学生也对我不怀好意。
对我而言，在英国的整个学生生活可以概括为一个词“服役”——新生为老生服役。阿马城的皇家学校也有“服役生”制度，但不是那么严格，如果你哪天不愿意为老生服务，你只要打声招呼即可，通常他们是不会拒绝的。
然而在英国，这项规章制度是不可以违背的。黑板上有每一个服役生的名字，如果你不按时去服务，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服从，那么你就会在屁股上留下重重的伤口。一次我被校长打了，疼得我一连几天不能正常地坐立。此外，由于服役生年轻又体弱，经常被大点儿的学生虐待供他们取乐。那还是一个夏天的星期天早上，我们可以多睡一个小时的懒觉。在我住的那个寝室，两个大点儿学生的床分别在寝室的两端，表面上看来是为了维持寝室秩序，实际上是在教给他们一些淫秽的东西。假如让英国的母亲们知道了这些发生在英国寄宿学校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么就连伊顿和哈罗这样的学校恐怕也会在一天内关门大吉。假如英国的父亲们还算聪明，他们知道孩提时代的性本能是不应该被唤起的话，那末他们就不会允许他们的孩子们过早的接触这些龌龊的东西。
让我们回到暴力行为这个话题上来。那时，大点儿的高年级学生翻新各种花样来对胆小体弱的学生进行虐待。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六个大孩子将一张床顶在墙边，强迫七个小孩子藏在床底下，不许手和脚伸出来，如有违抗就用竹棍来打。一个小学生叫嚷着呼吸困难，狠心的大学生又将枕头填塞到床底下，顷刻间床下就像一个密不透气的监狱。可是床下可怜的孩子们再也无法忍受了，哭着，喊着，挣扎着。外边这群小坏蛋们见状恐怕有老师听见，一溜烟跑掉了。
又有一次，在隆冬时节。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小学生，他胆小而脆弱，又加上他成年累月的患有伤风，所以经常在大教室的炉边烤火。一个下雨的星期日下午，他被两个大学生推到火边去，另外两个坏蛋将他的裤子紧紧地贴在屁股上，那小家伙越是哭喊着，哀求放他走，他们就越推他到火边去，突然裤子被烤糊了，火苗灼伤了小家伙，他痛苦地跌坐在地。那帮坏蛋一看祸闯大了，便悄悄地溜掉了。就连被他们叫做“小黑人”的也不肯出来作证，说明小家伙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小家伙就在学校的医务室里休养了两周，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那时，在报纸上曾经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小孩子用很热的水洗澡，因此被几个年纪稍大的学生扔到一缸沸水里，可是不幸的是那个小孩子竟被烫死了。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也就纸里包不住火了，一时被炒得沸沸扬扬，遗憾的是，此事只被当作事故，不了了之。
英国一向以把大部分学校纪律交给年龄大的学生去执行而感到骄傲，这种制度的改革是由罗贝学校的阿诺德发明的。事实上，这种制度如果由一个真正的教育学天才来执行，当然会有好的效果。而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情况下，学校变成了滋生暴行和不道德行为的土壤。年龄大一点儿的学生都知道，只有胆小鬼才会告老师，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因此他们无所不为。
上学时，我那间大寝室里的一个舍监名叫狄克，这家伙身材魁梧，他经常在半夜爬到小学生们的床上，强迫他们和他干龌龊的事。另一个叫琼斯的，是利物浦人，学习一塌糊涂，却是个打架高手。他非常喜欢一个小男生叫亨利，所以亨利经常可以免去服役的劳苦。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在床上亲吻和喘息声，但亨利从来不提起他们之间发生的细节。有一天晚上，琼斯在亨利床上，忽然我们听到一声痛苦的叫声。在这之后的一个多小时，就听见琼斯在安慰他的同伴亨利。第二天，我们好奇地问亨利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