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41～45页。用它来说明中国的房地产业所崇尚的“欧陆风格”，正可以说明符号消费已经成为中国中产生活的一个显著特色。
住房如是，在其他日常生活消费的领域也同样如此。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外交官夫人无法理解一家普通的美国咖啡连锁店为何来到大陆后就成了身份与品味的一种象征，因为她知道，在美国人眼中，不管从价格还是环境看，去“星巴客”喝咖啡如同驴饮，实在谈不上情调两字。一杯2～3美元的大号“卡布其诺”在当时纽约人均2000多美元的月收入里，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地点换在北京，同样的咖啡，一样的服务，差不多的价格，与人们的月均收入一比，上“星巴客”喝咖啡是一种身份高贵的象征，确乎似在情理之中了。《外交官夫人谢芳眼中的“星巴客”的情调》，上海：《文学报》2003年3月27日。一时间，不管是“白领”、“小资”还是“中产”、“波波”，讲究生活“品味”成了突出自身形象的重中之重，收入与消费、文化与品味，所有能显示家底的物品与行为，都成为中产人士生活的必需。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与趣味区隔（1）
关于阶级阶层理论，一直存在两种模式：一是马克思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建立的两大对立阶级模式，一是韦伯基于财富、权力、声望差异而建立的等级式的阶级模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最初的阶级间激烈冲突与对立之后，马克思针对资本积累初期的预言——阶级间的对立最终将形成阶级的两极分化，并没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导致许多西方社会学家更倾向于采用韦伯的理论来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间的冲突与差异。在韦伯那里，阶级的划分主要建立在权力、地位与声望等基础上。“阶级”指的是“处于相同阶级地位的人的任何群体”，不一定构成实际上的共同体。因此存在三个层面上的阶级：主要依据财产多寡确定的有产阶级，主要由市场利用机会来确定的职业阶级和建立在前述阶级地位总体之上的社会阶级。在社会阶级的范畴内，处于工人阶级与有产者及因教育而享有特权的阶级之间的，即是如今所谓的新中产阶层，它们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没有产业的知识分子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商业和其他行业的“职员”、官员）。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上卷第333～337页。等级的划分则建立在习惯的生活方式基础之上，任何一个人要想属于某一特定的圈子，首先必须满足它特有的生活方式的要求；而生活方式则建立在教育、出身、职业等事实之上。韦伯，同上引书，下卷第253～254页，上卷第337～339页。有关生活方式在社会阶级研究中的地位由此确立。
国外的中产研究表明，以薪水雇员与文职人员为主要构成部分的新中产阶层自诞生之日起，其内部异质性与边际伸缩性就成为其显著特色。Vidich，ed，opcit；pp55～82许多新兴行业对教育水平与生产技能都有一定的要求，它们有别于过去肮脏、沉重的纯粹体力劳动，在经济上也保证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因此，这种工作的性质使得新中产阶层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对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声望有着强烈的欲求；向社会上层的生活标准与价值观看齐，自然成为中产阶层奉行不悖的准则。EmilLederer&JacobMarschak，“TheNewMiddleClass”；CfVidich，opcit；pp55～86由于他们深深体会到等级差别的必要性——等级差别使他们与社会较低等级的阶级拉开了距离，这对确立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从而导致他们希望“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应该敞开”。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I，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81页。这一距离的保持，如马克斯·韦伯在《阶级、身份地位与权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仅仅从资本、财富与收入本身的差异上并不足以作为区分，这种差异常常外化为各阶级互相区别的生活方式。亦即是说，在某一特定收入水平内，由于消费选择的不同，同一收入等级内的人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亦如凡勃伦所说，作为金钱力量的证明，对财物的特殊化消费，具有一种礼仪的性质，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闲阶级才能无限制地消费财物，尤其是一些高级的财物。有闲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使得其生活方式与价值标准，成为社会中博得荣誉的准则。遵守并接近这些标准，也就成了等级较低的一切阶级的义务。凡勃伦，同前引书，第53～65页。对自身地位的敏感，促使中产阶层在成功逃离了无产者状态——他们的过去——后，渴望进入资产者——他们的未来——行列，因而，与其他各阶级相比，那些处于上升过程的中产阶层，更加乐于将上层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努力突出自己与上层阶级相近的趣味，强调与较低等级阶层趣味的区别，从而形成中产阶层的“品味”或者“格调”。Bourdieu，opcit；p333这些无不说明了对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新中产阶层一大特征的原因所在。
现有的对中产阶层的研究表明，在其崛起过程中，对文化身份的确认已经成为各国中产阶层成长的一个必然过程。19世纪英国中产阶层对城市文化的构建与追求，正反映了上升过程中地位得到巩固的中产阶层对自身合法性的一种肯定：对理性克制、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男性形象的塑造与温柔贤淑、知书达礼的女性形象的赞赏，Kidd；Alan&Nicholls；David；opcit无不显示出英国中产阶层强烈的身份意识与阶级趣味。这种趣味曾被马修·阿诺德称为“非利士人”的趣味，借以讽刺其在人文思想、启蒙教育、文化艺术修养等方面的狭隘与平庸。而在学术领域内，有关阶级趣味差异造就的阶级区隔，在近年来影响尤为广泛的是布迪厄从文化资本入手对阶级间及阶级内趣味的区隔所进行的分析。布迪厄的分析是根据其著名的“惯习（资本）＋场域=实践”的公式来展开的。这里的“惯习”等同于“资本”，这不仅因为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阶级状况及其遗传的内化形式，是个体生活经验的积累所致，更因为它是人们根据各自的资本状况，经由有意识的培养才得以形成。按照布迪厄的观点，不同的生活方式受到不同阶级的文化资本，亦即是其所拥有的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及其变化轨迹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认知社会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于社会世界的一种破译与解码的过程。一个人解码能力的高低与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过的正规教育（这是个人文化资本的两个主要来源）密切相关；其中又以家庭出身的影响最为强大，学校的正规教育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家庭背景的不足。这在文化实践（特别是艺术欣赏）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一件艺术品只会对有文化感受力的人产生意义与趣味，也就是说，他拥有了对这种艺术品内含的编码进行解读的能力，因而，他就掌握了这一文化资本。所以，一个人的文化需求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的培养与教育的产物。这一切都使得鉴赏力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个体从家庭或学校习得的文化借助对文化的使用与消费得以延续，从而区分了标志着个体特征的不同等级。文化也因此具有了由教育体制授予的各种高贵头衔及其谱系。Bourdieu，opcit；pp1～2个体这种通过早期的习得所拥有的对文化编码的译解能力，外化为不同的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具体运用到文化产品的消费实践中时，就表现为不同的欣赏趣味，它按照行动者的策略及其应用领域而改变，阶级的区隔就此得以形成。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与趣味区隔（2）
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着重强调，由于有着相似收入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因此造成一个特定社会阶级间区隔的重要因素常常并不在于个体所占有的经济资本，而在于他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欣赏趣味或曰品味（taste）。Taste在英文中既可为“趣味”，亦可为“品味”，在中文中意义有所不同。在本文中，我们将根据语境的不同而将其分译为两者：当只是一般性论述时译作“趣味”，当强调趣味的文化内涵时，则译作“品味”。作为一种后致性构成，品味具有“区别”与“鉴赏”的作用，它既可以构建差异、又可以标志差异。它建立在两个基本事实上：一方面，文化实践与教育资本和社会出身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本同等条件下，社会出身的分量则相应增加。鉴于此，布迪厄认为，趣味是造成阶级区隔的根本因素，具有“阶级”的制造者的功能。从这一点出发，布迪厄按照阶级的不同，将趣味分为了三种，它们都与教育水平和社会阶级高度相关：（1）合法性趣味（Legitimatetaste），是对合法作品的趣味。所谓合法作品，指的是在社会上获得支配地位的阶级认可的高雅艺术作品。（2）中产趣味（Middlebrowtaste）。指虽为高雅艺术，但只是其中的二流作品，音乐方面如《蓝色狂想曲》、《匈牙利狂想曲》等；绘画方面甚至如雷诺阿，它们都是在中产阶层或是支配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里最为流行的。（3）流行趣味（populartaste）。指所谓的“轻音乐”或经过流行化以后的古典音乐的选择，如《蓝色多瑙河》。Bourdieu，opcit；pp13～16我们知道，法国中产阶层有着浓厚的贵族化倾向，法国知识分子尤其如此，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受到高度的重视，对精英文化的推崇几乎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布迪厄自己也并不讳言自身存在的“贵族”倾向。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95～96页。
与布迪厄偏重从理论层面对文化资本的差异如何导致阶层文化品味区隔所进行的分析不同，美国社会学家甘斯的目标则在于“为什么高雅—流行文化的区隔被提出”以及“区隔之感是怎样仍在制造经验感觉的”，因此他更注重的是对美国社会各阶级文化及群体亚文化的差异进行一种现象上的类别描述。在甘斯看来，所谓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论战并非仅关乎高雅与流行文化，它其实是关于美好生活的本质的论争，特别是关乎哪种文化以及谁的文化将成为社会主流的论争。它体现的是一种阶级冲突：有文化者反对无文化者，受过教育者反对没受过教育者，专家反对外行，资本充足者反对资本欠缺者。甘斯有意强调自己之所以不用在欧洲社会学与政治学术语中通行的“大众”（mass）一词而是采用“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的概念，目的即在于避免该词语所包含的贬义，因为在欧洲，“大众”常用来描述贫穷的与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而“流行文化”则更具中性。HerbertJ Gans；PopularCultureandHighCulture：AnAnalysisandEvaluationofTaste；NewYork：BasicBooks；1999；p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