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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吴强和夫人尹卜甄在家里接待美国学者洪长泰
他去世前准备去美国探亲时，美国有两家大学得知后邀请他顺访演讲。他欣然允诺后和我们商量演讲的题目。他的创作以军事文学为主，他打算演讲就以此为题。我们觉得这个题目不容易讲。美国听众有几个人了解中国战争的背景和特点？特别是吴强同志所熟悉的那些描写具体战役的小说，能引起听众多少兴趣？于是我建议他将军事题材作品从过去到近几年的发展衍变流程作一简单介绍，主要从对比的角度进行一些分析。他倒也很同意。动身之前热心收集年轻新作家所写的这类题材的作品，并将这些资料和他准备在美写作的笔记本、稿纸一道打进了行李。
本来已约定送他上飞机，但我突然临时有事要去杭州，屈指一算我最快也只能在他动身当天从杭州返回。那当然来不及送他了。我在行前向他道了别。没想到我从杭州回来那天傍晚，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我大为惊讶，问他：飞机怎么突然降落？降在哪里？他朗声大笑说：我还在上海机场。这趟班机从北京一起飞就有人劫机，我们已经验好关也不好再出去了，只好在这里枯坐听候消息。我说，还好您还没上飞机。他又哈哈大笑说：我还觉得失去这机会太可惜呢，体验体验被劫机时的心情可是难得的呀！我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乘民航最可怕的就是遇到劫机。他又抱怨困在机场宾馆没人下围棋聊天，十分无聊。还约定如果第二天还不起飞再通电话。第二天没接到他电话，他就这样飞走了。这是我最后听到他的声音，等他回来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已不能出声了。
他就是这样快快乐乐走的。后来有朋友说：他此行出师不利，怎么就碰到这种倒霉事呢！对于别人认为不祥之兆的事，他却以失去一次惊险的亲身经历为憾。这是一位到了八十岁还不失童心稚趣的老头儿。
吴强同志能在半世坎坷中自找快乐，能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走得那么痛快，这是他的不幸中的大幸，我想。
1991年1月12日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6节 好人冯牧（1）
虽然对于冯牧同志病情进展的情况还是了解的，但是接到北京朋友告知他终于远行的电话时，我还是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击。特别是我刚刚从北京回来，却又未能去探望他，这更加重了我难过和遗憾的感觉。
8月24日我为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去京，行前打算下了飞机先去医院看望冯牧同志。这是一种希望赶在他远行之前去最后告别的心情。不想，那天飞机误点，中午的航班到傍晚才起飞，而我上了飞机后就发起高烧来。下了飞机不但没能去看冯牧同志，自己倒去医院急诊了。怕将病毒性流行感冒传染给别人，除了医院哪里也不敢去。几天高烧不退，只好抱病回了上海。未能参加这次妇女大会固为憾事，没能见到冯牧同志最后一面就更为遗憾了。
接到报知噩耗的电话之后，脑际不断浮现出今年2月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我那次去京是参加夏衍同志的送别会。那时冯牧同志已经住进了医院。我去看他那天，他兴致挺高。我一进门他就用他所特有的刹拉嘣脆的声音欢快地迎着我说：我说不定得了血癌了。那声调绝不像说自己得了绝症，倒像是宣布一个什么好消息。我说：哪儿那么容易得癌的。他这时才叹了口气说，白血球才二千多，老上不去。我安慰他说：血相经常变化，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它。我还由于白血球过低被怀疑过得红斑狼疮呢！这不都过了三十年了，没事。可能您由于哮喘老用抗生素，出现暂时性的白血球过低。不要紧，您别着急。就是您先别出去参加活动了。白血球低，缺少作战部队，碰上什么细菌病毒，都没法抵御。我讲最后这句话，是为了劝他不要去参加即将举行的庆祝《中国作家》创刊十周年的活动。这是他的外甥女儿事实上也就是女儿程小玲所担心的。讲到这里他的情绪全然低落了下来。他神情黯然地说，老早和《中国作家》的人说好了，不去不好。住在这里真难受，胃口不好，也不能多见人，每天就是躺在这里看电视……我环顾室内，除去一床、一几、两椅之外，只有床的斜对角安置着一架电视机。
1993年10月冯牧与荒煤一起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专程到上海向巴老祝寿，由王元化陪同去巴老家。右起：程小玲、李小林、王元化、李子云、荒煤、冯牧。
整个房间显得空落落的。我到过北京好几家医院病房，好像都不似这里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我回头看程小玲正坐在沙发椅上打瞌睡，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是啊，她每天上班之前，得打理好冯牧同志的饭菜，下班后回家取来再送到医院，每天陪侍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去，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我是过来人，陪侍父母走过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深知其中的劳累辛苦，一种凄凉之感油然而生。冯牧同志又是个好客、喜欢热闹的人，被围困在这斗室之中动弹不得实在有点残忍（幸亏他没接受我们的劝告，还是去参加了《中国作家》的庆典活动。这样既给杂志社同仁留了个纪念，对他本人也是个安慰）。据中国作协的同志告诉我，在冯牧同志被确诊为白血病，而且是一种发展很快、非常凶恶的白血病后，来探望的人根本不被允许进入房间，只能在门外与他遥遥相对地讲几句话。而他自己也越来越衰弱，一切都依靠小玲。冯牧同志到了最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是小玲握着他的手迈过生死门槛的。我听到这里，十分感动。有这样一双手的支持，在跨过最后的门槛迈向不可知的那边时，可能容易一些。这是对一个好人的最后安慰。
9月5日那天，第一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王蒙。这是他今年第二次通知我这种坏消息了。2月初夏衍同志谢世时也是他第一个告诉我的。电话中他声音低沉地说：下午2时50分冯牧同志走了。我叹了口气：人力无法胜天，真是没办法的事。他说，不管怎么说，冯牧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突然，我的眼眶潮湿了。
是的，不管这样那样的人怎么说，冯牧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用冯牧自己惯用的话来说，是个“真诚的人”。所谓好人、善良的人，也可分几个层次，人们一般将“无害人之心”的人就归为好人一边了。更高一层的好人，则是对人坦诚相待，甚至解人危难的人。冯牧同志则属于有欢乐愿与人共享、有忧虑愿与人分担的那种好人。由于他性格外向，好激动，他凡有欢乐或忧虑，别人一时不能接受或理解时，他就会情急发怒。因而他有时不免被人误解，比如我就曾经认为他喜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背后叫他“紧张派”。
我认识他的时间比较迟，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夏，为了写批判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会议纪要的《反革命共同纲领》一文，与两位合作者去北京查阅资料。当时罗荪同志刚由上海调去《文艺报》不久，我们三个人到东城礼士胡同去找他，在胡同里遇到了冯牧同志，他夹着个大皮包，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讲起话来铿锵有力、节奏鲜明，像在厅堂广场演讲或朗诵似的，虽则初见，却是一副自然熟的样子。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就想到了郭小川同志，想到1960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结着一条领结打得很大的艳红的领带，热情澎湃地进行自我介绍。大概是由于在初见时他们两位都让人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一种诗人的激动，一种对人不设防的坦诚，让人很难和文艺官联系到一起，也就不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怕”的心理。
１９３４年在辅仁中学读书的冯牧摄于家中
那时，冯牧同志似乎能与某位高层领导直接沟通，许多人以他作为下情上达的渠道，不断向他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文艺刚刚解禁，过去他在云南、在北京的老相识、老部下，复出之后也向他聚拢过来。加以他又特别喜欢年轻人，每发现一个新作者，他都雀跃不已，将他们“收归麾下”（这是我的用语，以下加引号者都是我当时用以形容冯牧同志的用语）。于是，在外面，他不停地夹着皮包到处“赶场”开会、演说，讲得慷慨激昂、一泻千里。回到家里，则门庭若市，熙熙攘攘，高朋满座，聚集着各路英豪。当时我虽然没去过他家，但我相信这种说法。我看得出他喜欢人们环绕在他周围，尤其是年轻人。当年那一大批新起的作家，大半都当过他家的座上客。我当时曾开玩笑地说，冯牧同志特别喜欢当家长。他听了也不生气。这就是他的大度。如果换了一个官僚气很重的人，我保管不敢当面这么说。
作家，当然知识分子也一样，只要政治气氛稍稍宽松一些，他们的思想马上就会从形似麻木的状态中复苏过来。不管过去受到过的压抑有多大，只要禁闭的闸门稍稍被打开，哪怕只打开一条缝，他们就会强挤着从中伸出头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完全忘记了不久前为此所遭到的灾难。刚出道的有才气的年轻作家，则更多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桀骜不驯，一门心思去冲一个又一个的禁区。冯牧同志既爱才，同时又比较了解上情。他知道尽管有些领导人比较开明，但是他们所主张和提倡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是有一定的界线的。刚从思想枷锁中解脱出来，特别是有些年少气盛的走在前沿的作家们，哪里管得了这一套？！冯牧同志夹在两者之间，就表现出了忧心忡忡。他既害怕这些作家越界出线，为上面所不容，又担心得之不易的“大好形势”被破坏。而站在“前沿”的作家们则认为现在不过是解放思想的开始，离破除不合理禁区的理想境地还远得很，哪里肯听他管教。于是，冯牧同志陷入了困境。坚持“凡是”的人对他“混迹”于年轻人之间看不惯。年轻人对他“苦口婆心”的劝说不以为然，觉得他胆小怕事，甚至误会他还在充当卫道士的角色。我当时曾讥诮过他：冯牧同志最“悲剧”了，左右不是人。另一位“文革”后复出、极具才气的作家很气恼地对我说：我宁肯在×××（一位表里如一坚持“凡是”的领导）手下工作，也不愿意和冯牧共事。人家不管怎么样总有个一定之规，你知道怎么对付他，不像他前怕虎后怕狼，惶惶不可终日。这当然是气愤之辞，还有几分艺术夸张。冯牧同志毕竟是好人，不打棍子，不陷害人。他的忧心忡忡也不全是为自己。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维护文艺界的“大好形势”，害怕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个角色弄得他很尴尬。我不断听到有些作家和他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有些所谓“冲突”的导火线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正是因为他人好，有些人将他视为“家长”的缘故。
我也和他吵过一次，还不是小吵小闹，而是大大地干了一仗。不打不成交，正是通过这次吵架，我对冯牧同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那是1982年下半年，高行健出版了一本题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当时对外开放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