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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3节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1）
近来有人写到王元化先生时，曾提到我形容他早年的某些性格表现的话。比如，陈丹燕和钱谷融先生，他们都觉得不但从中依稀可见元化先生的某些形影，而且这些表现与他今天为人治学的态度也有某种关联。许多朋友动员我也写一篇。其实我也常有写他的冲动，但往往一下笔就犹疑了。因为他现在已是一位大学问家，而我于他所研究的学术思想问题却全然是门外汉，掌握不住他的学术思想——这可是他的精神精髓，谈学者而不懂他的学术精义，那岂不是个大笑话！
但朋友们还是鼓励我试一试，鼓励我从多年的接触和了解的角度，提供一个我所认识的、日常生活中的王元化。这也许对于研究他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有帮助。
这些鼓励让我跃跃欲试。我也许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在我这一辈人中，可能我与他认识得最早，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就断断续续在工作中有所接触。在1954年底之前，先是他在华东局宣传部，我在市委宣传部，等我到了华东局宣传部，他已去了新文艺出版社。但他经常来参加夏衍同志主持的会议，我常见到他。1954年之后，成立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夏公任书记，他是文学处处长，直至他因胡风一案隔离审查。当他戴上“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帽子后，被分配到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我当时也已调到文学所的现代文学组。于是，接触就多了。到“文化大革命”，他属“死老虎”，我是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在牛棚中共处了十年。“文革”结束以后，那就不必说了。我不仅和他形成半师长、半上级的关系，而且接触到了他的家庭，接触到了与他最为亲近的三位女性：妻子、母亲与姐姐。也许可以说，我看到了半个多世纪他在仕途、生活中的大起大落。不仅看到过他未经挫折前“年少气盛”的当年，和历尽磨难潜心问学的现在，还看到他在友人与家人当中的一些表现。也许我可以由此向读者提供他的一些不同的侧影。
在我眼里，王元化是一个既单纯又丰富、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当年——五十年代初，忠厚长者孔罗荪背后笑称他是个“性格演员”。那是说他是个有棱角的人。如果让我形容他，我说他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
王元化九十年代于杭州
我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说老实话，我对他不但没有好感，而且还相当反感。五十年代初，他很被领导器重，身负文艺界好几个方面的重任。当时胡风问题刚露端倪，隐约间也听到过视他为胡风派的议论，而且几度传闻在他担任总编的新文艺出版社，为社内的“胡风派”所不满，遭到他们的攻击。但他仍受到上海的领导、至少是夏公的信任和支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少年得志”（听说他十七岁入党就得到地下党领导人的另眼相看了）、恃才而骄、颇为自负，甚至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平时不苟言笑，发言每每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神态用普通话说是“很凶”还不传神，要用俗语说“很飙”才行。因之，即使到了文艺工作委员会，我和他办公室门对门，我也不想和他多打交道，连当时我写了文章，夏公叫我先拿给他看看，我也尽量拖延。
让我对王元化改变看法的是反胡风运动。据我接触所及，胡风除去文艺主张不见容于当时最高领导之外，他还被认为有“宗派主义”。夏公一直认为他在这两方面都与他们有所不同，1954年还将他吸收进上海批判胡适、胡风学术思想的领导小组。但待到胡风“反革命材料”公布，涉及他们之间有过通信往来之后，谁也无法保住他了。凡有信件公布者一律立即沦为审查对象。他的情况还相当严重，不仅宣布进行审查，而且当即抄家隔离。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谈到过我目睹他被检抄办公室时，他以臂掩面直挺挺地躺在帆布床当年处长以上干部都在办公室配一帆布床，供午休之用。上情景的感受。尽管后来在“文革”中我自己也反复被抄家，但这第一次亲眼看抄家所受到的精神震撼至今仍难忘。由此不仅看到党内斗争的残酷，同时，还看到人作为个体脆弱的一面。王元化，还有一些所谓“胡风分子”，都是当时已很少见的“飞扬拔扈”、桀傲不驯的文人，但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只要政治机器压过来，毫无挣扎余地只能束手待毙，甚至化为齑粉。后者给我的震动尤大。
王元化在隔离审查中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他“结案”时的表现，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前面提到过，夏公对他一直很欣赏很器重，周扬同志似乎也如此。周扬曾说过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家。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听说，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做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他认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拒绝。领导层给了他逃出“阶级敌人”厄运的机会，他居然不接受。结果他是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来的。许多人为之惋惜，我则为之一惊！这是什么样的骨气！这种傲骨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我不由得修正了过去对他的成见。我开始悟到不能以某些浮面的表现来论人。他身上的“骄横”之气，并非无端的自负，其实包容着一副不屈的傲骨。人是需要骨气的，这样才能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
我是在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在刚成立不久的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组之后，带着几分钦敬的心情与他逐渐接近，也与他的家庭逐渐接近起来的。如果说更进一步的接近，那则是在“文革”之后了。
文研所小环境对他不错，无论是所一级领导郭绍虞先生和孔罗荪，还是组内的田念萱、黄屏，都对他有一份理解、一份同情，还有一份尊敬。在知识分子当中，获得同情不太难，而得到尊敬则大不易。我想，大家大概都和我一样，主要是为他这种保持住了独立人格的精神所感动。
应该说，他的真正的学术生涯是从此时开始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则是从隔离审查后期、被允许看书的时候开始的。自那时起，阅读成了他全部生活内容），政治前途已然断送，社会交往也大大缩减（其实这时留下来的倒都是至交或新建的知交）。他开始逐渐走出流行的革命文学的限定，沉潜了下来，沉潜到对于学问的追究中去。“文革”后，我曾与他开玩笑说，如果您没有遭到接连而来的厄运，中国就少了一位大学问家，而多了一个作风峻急不太高明的文化官员。当时的文学研究所的所长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的蜚声海内外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是由此而来。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清华大学的王芳荃教授为他开辟了新的道路。获难之后，自六十年代起，他开始就黑格尔哲学、传统哲学求教于父亲的同学、好友——大学问家韦卓民、熊十力先生，这就为他铺平了学术研究之路。元化所研究的这些领域，博大精深，而我又特别拙于抽象的思考，所以对他所从事的研究，我没有资格置喙，不过当年也曾发生过一件滑稽的事。元化从那时起就有一个习惯（这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每当他正在思考哪一方面的问题时，如有人来访，他必讲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不论你懂不懂，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就在这滔滔不绝中，他逐步形成、明确自己的新观点。因之对他所研究的问题我虽不懂，但我却能知道他这时的研究中心。“文革”后期，开展大规模的尊法批儒运动，尊韩非子为法家。元化开始对此问题进行思考。“四人帮”倒台前夕，他写就了《韩非论稿》给我看。我虽似懂非懂，但是他所作出的论断还是让我吓了一大跳。他说韩非思想以“术”为主，他所主张的以“术”治民，并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本位主义”。这不是和当时的批儒评法运动、和对韩非的评价正好唱反调吗？特别是他对“术”的解释——说“术”主要指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运用，更是非常可能会被上纲为影射、攻击运动发动者，那不再一次引来殃及全家的大祸吗？我劝阻他千万别拿出去，等将来形势有所变化时再说。这件事让我更懂得了他这类知识分子，有言在心不得不发，哪怕杀头也得发出来，对自己以为是的，执著不屈。更可贵的是，他对自己也不断地进行反思，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甚至进行自我否定。当然，这是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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