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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他一直锲而不舍地追随着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在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还是不正确的、错误的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都没有动摇过。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位有独立艺术见解的人在十七年中也写出了一些奉命之作了。上海沦陷时期，他被投入日本人的监狱，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查封了他所在工作的《文汇报》，这些遭遇都没有使他改变初衷。从刚出版不久的《柯灵杂文选》中可以看到他怒斥形形色色敌人的文章，都如匕首短剑，泼辣而有锋芒。
除了政治信念外，我觉得在为人处世方面，他也有着一些不变的原则与信条。他坚守这些信条，数十年如一日，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恪守不移，可以说达到了“顽固”的程度。
真的，说他“顽固”没错儿。对待自己尊敬、信任的朋友，他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对那种见风使舵、顺大流、墙倒众人推的作风极为反感。在历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凡他认为不公正的做法他都不随声附和。对于被误伤的老同志，他常常不避嫌疑加以慰问。对于犯了错误的老朋友，在他们受到处理之后，他也不忘勉励。在平时，他遇到造谣中伤、欺罔诬陷等不义行为，尽管事情也许与他本人无关，他也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当然，我这里讲的是在他有发言权的情况之下。
1964年中央文化部“整风”，从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开始，揪出了电影界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这场批判实际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导，解放之前的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几乎人人自危。最后夏（衍）陈（荒煤）路线定案，夏衍从文艺界调到外交部亚非研究所挂一个虚名并被下放去搞“四清”。对于老革命家被定为“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多少人将信将疑，但在那种乌云压城的形势下，大部分人不敢再与之来往。而当时自己也因《不夜城》在遭受批判、身承重压的柯灵同志，却立即写信慰勉有加。空文一纸固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对于多年老友却是精神上的雪中送炭、相濡以沫。当时柯灵同志的这种品格，使我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有多少人敢于在那种时候表示出自己不变的友谊与信任呢？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9节 无欲则刚（2）
柯灵当年对于傅雷之事也是如此。傅雷的慎交寡合在文艺界是有名的，他独信任柯灵同志。当年向傅雷“做工作”也大都是通过柯灵与周煦良二位。傅雷被错划为右派之后，闭门谢客，惟一肯见的也是柯、周二位。柯灵同志从不避嫌，“文化大革命”之前为他的“摘帽”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他的平反之事始终奔走呼吁。
近几年来，遇有老朋友犯了错误、甚至弄得声名狼藉，他在表示惋惜之余也并不鄙弃决绝，仍然辞情恳切地勉励其在余年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我见到他给一位在这样境遇中的朋友的信中说：“微闻……笔耕权利不变，则今后发愤著书，塞翁失马，未始非福耳，幸祈反思宽怀，善自珍卫。”话虽不多，而对溺水者来说弥足珍贵。
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前几年的一次文艺方面的会议上，他的出人意外的表现。这次会议名义上是排解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会议一开始，会议主持者的倾向即很明显，发言者此起彼落，集中攻击一位老同志，有的发言中甚至夹杂人身攻击。一时会场气氛紧张。其间也有几位同志起身反驳，但大都就涉及本人的事进行辩解说明。这些事都与他无牵连，这位受攻击的同志平时与他也并不特别友善。但是，他这个平时在大会上很少发言的人突然举手要求发言。他批评了会风，对那些攻讦之词进行了反问。他的发言态度平和，但切中要害，使那些言之少据者无反驳余地，扭转了会场气氛。由此也可证明，他绝不是一个无原则、无是非的好好先生。
他对待今天仍然在世的同志、对待发生于今天的事如此，对待业已作古的朋友和已成历史的往事亦复如此。他绝不因为人不在场就对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态度沉默不言。当然，对于他们，他不是用发言、用书信向他们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主要是用文章。最突出的两例是他所写的那两篇引起国内外注意的文章：《怀傅雷》和《遥寄张爱玲》。
在《怀傅雷》一文中他写到在傅雷被划为右派的过程中，他曾向傅雷进行过劝说。文章说：“到了1958年春天，我正在西湖改编夏衍同志原著《秋瑾传》电影剧本，一位在上海主管文艺的同志把我召回上海，给了我一个任务：以朋友身份劝说傅雷，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地作一次自我批评，以结束这一公案。我好不容易说动了傅雷，并对他的书面检查提了意见，然后再度去了杭州。不久接到傅雷一封短信，说开会的结果，他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强作达观，说处在这样的大风浪中，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算不了什么。我像猛然坠入冰窖，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特别使我难受的是，好像我有意把他诱入了陷阱。”柯灵同志对于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觉得自己负有一定责任，不能释然。粉碎“四人帮”、开始平反各种冤案的时候，他首先提出了傅雷的问题，尽管傅雷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已双双自尽。这位从不上书的人，为了傅雷的事投书给当时上海的领导同志。当时“左”的阻力尚未全去，他的信石沉大海，连一封普通群众来信所应得到的回执也未曾收到。悲愤之余，他于1978年写下了这篇情深意切的《怀傅雷》。这篇文章一反他一向华丽精致的文风，写得朴素平实，更见作者心情之沉重。此后几费周章，傅雷总算在第二年的4月26日得到平反昭雪。应该说其中有柯灵同志的一份心血与努力。
对于张爱玲这位从四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就一直有争议的女作家，几十年来，他始终持有一种前辈对后辈的爱护之心，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从不讳言自己对她艺术才华的欣赏与赞美。解放以前的争议就不去说了，在全国解放后，当时战事甫定，正是刚刚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时期，张爱玲所写的通过旧家庭中的男女私情、姑嫂勃谿之类的琐事来揭露那种半商半宦人家的腐朽没落生活的作品，当然不得见容。当时不隐讳对于张爱玲的爱才之心的，惟夏衍同志与柯灵同志二位。柯灵同志对于解放之后所写的现代文学史，都未提及张爱玲一笔，多次表示不平。我在“文革”之前长期以来是一个文艺为政治服务论的忠实奉行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只承认革命文学的价值，因此，我虽未当面反驳，但我心里却总觉得对于张爱玲的作品不宜过高评价，尽管她的作品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次，他又向我谈到张爱玲，他说，现在该是为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争一席之位的时候了。那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而且我自己心中长期存在的某些禁锢也尚未被打开，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张爱玲到香港之后所作《秧歌》与《赤地之恋》。他说没有看过。我借给了他看。看过之后，他为张爱玲这两部失败之作，深深惋惜，但他并不以她后来的失败抵消她早年所取得的成就，他仍然固执地要为这样一位本人远行国外而已逐渐被国内读者遗忘的作家“平反”。1984年他写出了《遥寄张爱玲》，文中介绍了他当年发现这位女作家的过程，充分肯定了她的艺术成就，同时也直率地对她进行了批评。我读到这篇文章的结语，十分感动，其中有些话也发我深思，他说：“对她的《秧歌》与《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
1999年柯灵九十诞辰与夫人陈国容在家中接受祝寿，柯灵仍然显得精神饱满。
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顽固（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人们对于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彩。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的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烦，缕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旧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1953年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与《赤地之恋》赞得一如花朵，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浮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爱玲隔岸观火，并不了解她的攻击对象，而又要加以攻击，怎么能打中要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
柯灵同志为张爱玲进行了大胆的平反，但对她的败笔也绝不曲意袒护，显示出一种凛然的公正态度。
经历过这几十年政治上风风雨雨的人都有体会，凡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顺势表态者多，而在形势发展趋势不明的时候，敢于直言者少，柯灵同志敢于在晴雨未定的情况下，为死者言，为退隐于海外者言，是难能的，因为这是要冒风险，有时还会付出代价，而于个人又绝无好处可得的。但对于正在受挫折、遭误解甚至经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信任与理解更让人感到安慰的呢？每个人在遇到困难或处于逆境的时候，最可怕的大概是众叛亲离，最需要的大概就是真诚的关心与支持。当然，一个人的一生能够得到这样温暖的友谊不会多，而一个人为别人送这样的温暖也并不容易。有次和柯灵同志谈起一位曾被划为右派的新闻界前辈，柯灵同志说他极为欣赏这位前辈的一句话：“无欲则刚。”接着他灵感大发地说：能做到这一点，“人的价值”才能区别于鱼的价值，人才不会为一块鱼饵所动。于是我对柯灵同志为人的理解豁然开朗。正是因为他对于权势地位无所求，他也就无所患得患失。不必看什么人眼色高低，不必讨什么人欢心，坐在他的那间安静的小客厅里，聆听他率真而锋利的言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两句话突然涌上我的心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觉得这两句话用在他身上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