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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这桩案件也成为疑案，双方缠讼多时。本来乌程县的前任知县判争继方败诉，但争继的这一方败诉后上控到湖州府，湖州府则改判争继方胜诉。冯某继子对结果不服气，进一步上控到道台，结果道台上又把此案发回乌程县重审。新任乌程知县蒋志锋只得与师爷汪辉祖商量如何能使此案完结。
汪辉祖起初也觉得很难下判决，尤其必须设法让双方在判决后放弃上控，所以一定得找到一个驳不倒的理由，让败诉一方无法再翻案。后来，他在宋代理学家陈淳的儒学名著《北溪字义》里，找到关于亲属的解释：“亲重同宗，同姓不宗，即与异姓无殊。”因此争继方虽同姓，但实际上与已继方的身份相同，都算是异姓，都没有什么优先的地位。而已继姑甥虽是异姓，却为冯某所亲自选择，且冯某本宗也都承认，故可作为继子继承全部家产，他人不得争继。此批一出，果然使争继者哑口无言，不敢再上控要求翻案，一桩疑案也至此了结。（《病榻梦痕录》卷上）
会引经断狱的才是名幕
引经断狱一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认定的司法审判最高境界。所以只有像汪辉祖这样用经用典判决案件的刑名幕友，才被尊为“名幕”。清末人评论清代幕学的演变时，认为“百年以前（指康、雍、乾三代）类多引经断狱，据情原情，其文案典雅可诵”，达到了幕学的最高水准。而现在（嘉、道、咸年间）的幕友只会引律例、引成案，毫不懂经，“入幕者不必言学矣”，幕学水准大大降低。（《入幕须知·序》）由此可见，是否能引经、是否能用经，成为幕学水准高低的依据。
以历史掌故处理案件
除了能运用儒家经典外，幕友也需要熟悉历史掌故。在很多情况下，幕友需要依靠自己的历史知识来处理案件。比如汪辉祖本人就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公余时间研读史书，编写过历史考证方面的书籍。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东南沿海市面上流通一种“宽永钱”，乾隆皇帝怀疑是民间私铸，下诏各地官府严厉查禁，清查不尽的地方官员要受“失察”的处分。
汪辉祖当时在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台衙门当幕友，他代江苏巡抚庄有恭起草了奏疏，说明“宽永”乃日本的年号，这种铜钱是在日本铸造发行，再由东南沿海商民在和日本贸易时带入国内的，并非民间私铸。他举的例证是朱彝尊的目录学著作《曝书亭集》所载日本《吾妻镜》一书有“宽永三年”的序言，考证该年合中国明朝的天启四年（1624）。而且康熙年间出使琉球国的徐葆光在其《中山传信录》一书也提到“市上行使宽永通宝钱”。
这份奏疏上奏朝廷后，乾隆皇帝下诏，改前令为官府禁止商民将宽永钱带回国内，并由官府收买已经在国内流通的宽永钱。
另一位著名的绍兴师爷汪鼎也善于运用历史知识来“佐治”。他在广东清远县当刑名幕友时，有个两户人家争夺田产的案件，已经打了十多年的官司，几任知县都无法解决。
汪鼎仔细查看卷宗后，发现其中一方作为证据提交的地契上有“顺治元年”字样，立即提醒东家这是一件伪造的契约，因为顺治元年（1644）清政府才刚入关，广东地方尚未被占领。于是知县把当事人找来，当场揭穿，并出示朝廷所编的历史书《御批通鉴辑览》，那个当事人只得认罪，情愿败诉。
汪鼎后来应聘到南澳厅当刑名师爷，该地是个海岛，明末清初时郑成功曾占领当作抗清据点，为此清初在该岛部署了军队，并设总兵实行军管。以后才设置民政系统，由潮州府派一员同知管理。
当时，有人与总兵过不去，向两广总督密报当地的驻军定于五月十三日“聚饮谋反”。总督密札南澳厅同知侦查此事，汪鼎见札毫不紧张，提醒同知：五月十三日是民间信奉的关帝生辰，习俗上每到这一天都要敬神聚餐，哪里是什么谋反？同知以此上报，一件“大案”就此消弭。
第三章判案参酌 “人情”
审判的依据不外天理、人情、国法。人情有时凌驾一切。师爷特别要衡量地方乡绅的“舆情”，更要了解民间的诉讼观念。
至少从唐宋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官们就习惯在司法审判中参酌“天理、人情、国法”以做出最适当的判决。“天理”指三纲五常之类的礼教伦理，有时简称“理”，也有时称“情理”，不过情理更多是指自然规律、社会常识、逻辑推理。“人情”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国法”是国家法律，在此三位一体的规范体系中，只占第三位。宋代法官称：“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两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判决与其说是判断是非、求得公正、实现权利，不如说是求得双方相安、实现和谐相处而已。
处理民事案件的注意事项
正因如此，属于“人情”一类的地方舆论倾向、地方风俗习惯，对司法审判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风俗习惯相差很大，语言也各不相同。代表中央政府到地方进行统治的官员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民情隔阂。辅佐官员的刑名师爷随官员来到治地，也是两眼一抹黑。在这种情况下，若要辅佐官员，势必得“入乡问俗”，尽快熟悉当地民风习俗，使自己代官员草拟的判决能被当地舆论所接受，让法意、人情两全其美。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律例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传以律令，则上下相协，官声得著，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且怨集谤生。”中国传统法律在民事、商事方面的规范最为贫乏，此因立法者对“小民细故”从不予以重视，致使相关法规的建立远远落后于民事、商事事务的发展。
民事、商事财产关系长期只能依靠自力救济，借贷、合伙、租赁、雇佣、承揽、典当等契约都依民间惯例调整，除因财产契约纠纷导致杀伤之类的刑事犯罪行为外，一般很少对簿公堂。而且即使对簿公堂，法官据以判断的标准也只是民间惯例，以符合当地人情。汪辉祖主张法官“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传老成数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一日解一事，百日可解百事，不数月诸事皆了然，不惟理事中肯，亦令下如流水矣”（《学治臆说》）。
地方绅士的巨大影响力
古代中国并没有大众传播媒体，人情中的舆论主要体现在当地绅士的言论。绅士包括具有功名的读书人，如秀才、举人，或者是退休在家的官员，称“乡宦”。绅士可以平礼见地方长官，或向地方长官打小报告，从而影响地方官员的看法。另外，虽然很多绅士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但也有很多考取功名、尤其是只考取低级功名的读书人，往往家境并不宽裕，只是一些穷秀才，他们与民间联系较为紧密，有可能反映一些民间的愿望。
绅士是“齐民之首，乡民之望”，常常具有影响本地民众视听舆论的号召力。尤其绅士往往与上级地方长官或朝廷京官有师生、同乡、同事之类的关系，如果州县长官判案办事“有违舆论”，一意孤行，绅士们就会号召民众反抗，或者向上级机关请愿。这一“人情”的力量，将直接影响到州县官的仕宦前途，所以判决必须参酌人情，才能结案。为此刑名师爷必须充分注意，凡涉及地方大族的案件，千万要考虑到判决能否被当地绅士所倡导的舆论接受。
种肥田不如告瘦状
刑名师爷必须加以了解的另一项民情风俗，是当地民间对诉讼的态度。由于古代政府不重视财产纠纷的审判，民间为使财产得到政府法律的保护，往往“驾词叼讼”，如把钱债案件告成人命案件，婚姻纠纷告成奸盗案件，希望以此引起官府的注意，并重惩对方；县里打不赢官司，就府、道、司、院逐级上控喊冤，或者在这一任县官手里被判败诉，等下一任官员上任后，再次起诉。这种风气以南方数省为盛。
江南（指苏南地区）自明末就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苏州人万枫江长期作幕直隶，总结说：“北省民情朴鲁，即有狡诈，每易窥破。南省刁黠最多，无情之辞每出意想之外，据实陈告者不过十之二三。”（《幕学举要》）另外，全国有名的“健讼”地区还包括河南省彰德府的武安县、安阳县、涉县，“民性健武喜讼”；而浙江省永康县“健讼之风尤甚，民间稍失意则讼，讼则必求胜，不胜必翻”。江西九江也以健讼闻名，一有命案，就会怂恿被害人家属（苦主）背着尸体上城喊冤；一有窃案，就会把偷说成抢，或诬指仇人为盗（参见张亮采《中国风俗史》）。
“先下手为强”的陋俗
不过有时相邻的州县，诉讼风气却大不相同。如江苏松江府的青浦县与太仓直隶州的嘉定县相邻，嘉定以好讼闻名，每年诉讼案件数以千计，而青浦县辖区、户口都与嘉定县相当，每年案件仅一二百起。因为嘉定县习惯由被告一方承担诉讼中给差役、书吏的种种陋规费用，所以一有纠纷，就纷纷起诉，惟恐成为被告。至于能否胜诉，倒并不计较，形成了“图准不图审”的诉讼风气。（《吴下谚联》卷四）
刑名师爷对于当地的这些诉讼风气必须了然在心，办案时才不会被一面之词蒙蔽，甚至上一些讼棍的当。而想深入了解该地风俗，可以向前任官员的师爷打听，或向衙门中较为老实的书吏打听。这也是“入乡问俗”的重点所在。
第三章易遭报应的行业
清代知名师爷汪辉祖，二十六年间才办过六个死刑案件，他强调“求生”原则，认为这是积阴德于子孙。师爷们相信：仁恕获福。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报应”。《周易·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汉朝人陆贾也说：“积德之家，必无灾殃。”（《新语·怀虑》）而德、善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要“养”，要重视人的生命。法官刑人、杀人，如果不是依法办事，就会积下不善，必定报应在本人或其子孙身上；而能按法办事，从无冤滥者，就是积善积德，必会得到福佑。这种“善恶果报”的观念，从很早起就影响着那些参与司法审判的人员的言行举止。
笔墨之间，动关生死
西汉著名书法家于定国的父亲于公，长期为郡掾吏掌司法，多次平反冤案，自认积德甚多，必定有利子孙。某次他家的大门坏了，乡亲们前来帮忙修理，他请大家把门修得高大一点，以便大官乘坐的大马车能通过，并解释说：“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果然子孙位至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