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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得意。但她对身边的男孩子却不欣赏，很是“瞧不上”。
此时的她，最崇拜的三个人是美国内战时期解放黑奴的总统林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赤道非洲的传教医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施韦策。成年后的玛丽莲·梦露曾经特地找到林肯传记的作者卡尔·桑德伯格，并成为他的好朋友。直到她去世之前，每到一处，她都会在住处挂上林肯的肖像，并常常将林肯在盖提斯堡的演讲文章带在身边。这也许也是因为她缺少父爱，这就是一种精神寄托。
1940年，安娜姨妈心脏病复发，病情久久没有得到好转。无奈之下，梦露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格雷斯家。自1941年9月起，她又和格雷斯一起住了。不久，格雷斯夫妇准备搬到东海岸的西弗吉尼亚州去，但是他们不能带着诺玛一起去。因为若是诺玛呆在洛杉矶，她每个月可以从州政府领取那20美元的救济金———诺玛的生活费。诺玛要是跟他们一起走，救济金就不会再有。而格雷斯一家也不宽裕，他们无力抚养诺玛。如今，对于16岁的诺玛·简·贝克来说，摆在她前面的有两条路：回到孤儿院或者———结婚。
总的来说，梦露的童年生活颠沛流离，没有幸福可言。对于童年的悲惨遭遇，甚至是骇人听闻的故事，梦露非但毫不避讳，还经常向亲友甚至是初次接触的人倾诉。比如说，她曾经向人倾诉，说她在幼年时曾经受到恶棍的欺凌。当他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遭到一个警察的强暴。她还亲口告诉她后来的女仆，自己在少女时代曾经生了一个婴儿，在监护人的逼迫下才把孩子送给了别人……
然而人们往往发现这些故事在时间和地点等方面漏洞百出、相互矛盾，有的故事甚至与最初的描述大相径庭。
就说梦露自己说的她被非礼甚至强暴，并生下一个婴儿的说法，人们很难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她曾对一个朋友称，她是在14岁左右生的那个孩子，而对另一个朋友，则又说是她在跟第一个丈夫多尔蒂离婚以后才分娩的。其实梦露非常清楚自己家族的精神病史，她曾经向她的密友倾吐过自己心中的秘密，她说“把一个孩子带到世上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她对女仆讲述的那一段14岁怀孕产子的故事时，正是她与第三任丈夫阿瑟·米勒结婚后第二次流产之时。也许，她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有生育能力的：“瞧啊，莉娜，我能怀上孩子！”因为此时，她已经多次流产，不能生育了。
梦露的心理医生格林森认为，她有一种“受虐待的幻觉”。曾于1954年为梦露代笔撰写自传的作家本·赫克特也说：“很难搞清楚梦露什么时候在编故事，什么时候在说真话……我倒并不认为她是在故意欺骗我，她实在是个幻想家”。一些接触过她的人也认为，梦露是在用“合成的事实与自我陶醉的幻想”打造出自己的公众形象。
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能够原谅她的这种行为的，因为，她太需要爱和关怀了。她所得到的，比她失去的少了太多。
第一部分第二章 少女新娘
正是在这个时期，她认识了比她大五岁的吉姆·多尔蒂。吉姆·多尔蒂是格雷斯一家的邻居，在航空公司工作，是个很讨女孩子欢心的帅小伙。
但是诺玛和他之间的感情则没有多少罗曼蒂克可言。由于格雷斯夫妇很快就要搬到东海岸去，而她不希望看到诺玛回到孤儿院，所以格雷斯十分积极地促进这段关系的发展。于是，在格雷斯的安排下，诺玛在和吉姆约会了六个月之后，嫁给了他。关于这段婚姻的缘起，梦露是这样说的：“是格雷斯·麦基为我安排了这桩婚事，我没有选择。对于这事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没法养活我，而且要去别处工作。所以，我就结婚了。”
1942年3月5日，戈达德一家迁往西弗吉尼亚州的第三天，诺玛来到学校，告诉她的老师们：她将要中途退学，中止她刚刚开始了一年的高中课程，为的是———结婚。当然，根据加州的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的女孩就可以结婚，她是完全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学校的老师们仍然为她感到遗憾，玛丽莲·梦露也饱受没有接受正规教育之苦。而对于诺玛来说，在当时，这是最好的决定。
1942年6月19日，诺玛·简·贝克在她16岁生日的三个星期之后，与吉姆·多尔蒂举行了婚礼。诺玛成了一个地道的“娃娃新娘”，她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家。在结婚那天，诺玛满脸稚气，紧张地牢牢抓住吉姆的手。当他同前来参加婚礼的人们喝着威士忌，尽兴地谈天的时候，诺玛却滴酒未沾，她对未来的生活感到惴惴不安。
尽管这是一段经人安排而成的婚姻，但开始他们都感到十分和谐和美满。诺玛很认真地学习自己一窍不通的烹调技艺，想努力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她勤快地洗衣、做饭，把小家收拾得一尘不染。可她烧的菜常常会“土豆没有烧熟”或是“牛排烤得太焦”……每到这时，吉姆总会拍拍脸红红的诺玛，硬起头皮把这些菜肴吞下去。
然而，从心理上来说，诺玛仍是个时刻渴望得到从未享受过的父母亲情的孩子，她对料理家务和做爱一窍不通，也极少走出家门去交往朋友。对此，吉姆常常对人感叹：
“诺玛极易受到伤害，好像她从来没有安全感，如果我哪次离家前，没有同她吻别，她都会惊慌失措。”
“我们也会因为某些事发生争吵，争吵之后，我常常睡在凳子上，但等我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她也正蜷缩在不远处的凳子上，或地板上睡着了……她非常宽容———从不抱怨生活。”
可是慢慢地，他们之间的问题凸现出来了。吉姆喜欢打猎，这令诺玛感到恐怖。每当吉姆打猎归来，他手中的猎物———刚刚被捕杀的小动物，总是使诺玛远远地躲开。童年境遇悲惨的诺玛，非常怜惜弱小的动物，“它们被杀戮”，使诺玛感到阵阵心痛。有一次，吉姆猎杀的一只小鹿活了过来。望着挣扎着的小鹿，她苦苦央求吉姆放掉它，而小鹿最终还是被弄死了。她为此黯然神伤了许多天。而另一方面，吉姆比她的年龄大，把她视作自己的“女儿”，不让她随意外出，也不许她任意在家中接待客人，甚至女友也不行。还不给她看电影，因为他认为影片中的女人与故事都是“无聊的”。诺玛痛苦地发现，在他们的婚姻中，她成了“一个善于补袜子和替他解衣扣的家庭妇女”。
很快，两年的婚后生活飞快地过去了。1944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尔蒂应征入伍，而且很快被派往海外。面对分离，诺玛感到自己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尽管和吉姆的婚姻生活不如她想像中的那样完美，但吉姆毕竟是她生活中的支柱，在精神上使她有一种归属感，这使他们都充分意识到对方存在的重要性。以后，他们将不能朝夕相对，只有在吉姆回家度假的时候才能享受片刻温馨。这一切对诺玛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可是，残酷的现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诺玛更深地陷入到不安和恐惧之中。
第二部分第三章 模特生涯（1）
吉姆走后，诺玛和婆婆一起住在洛杉矶，不久，诺玛在附近的一家飞机制造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诺玛的工作在这家工厂的降落伞车间。起初是做检验降落伞成品质量的工作，那是一种不载人的、拴在打靶飞机上的降落伞。她干得很起劲儿。不久，她被调到“粘合组”，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涂料涂在制造打靶飞机的金属板上，工作内容枯燥而乏味。而且，诺玛总感到周围的人不易相处———她讨厌周围的女工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她们的夜晚是怎么消磨的。她总是尽量回避听到她们那些俗气的内容和刺耳的笑声。她从不加入她们的谈话，只是默默地工作。和工作一样，她的生活也极其单调，从家到工厂，再从工厂到家，周而复始，诺玛的青春流逝在这样的生活里。
然而，她的孤独、忧郁、少言寡语却丝毫没有影响她楚楚动人的身姿触动她身边的男工们。他们常常写些字条给她，或者在她路过的时候注视着她。而这一切又引得女工们的妒忌，这使得诺玛更加孤独。
诺玛干起活来麻利而且认真，不仅质量合格，数量也远远超过其他人。因此，没过多久，在全厂大会上，厂长提名嘉奖了她。当她从厂长手里接过一枚奖章和25元国库券时，她由衷地笑了。这是她用辛勤劳动换来的，而她得到的不仅是这些，还有一种被社会认可的自信。她不再是那个身世孤苦，靠救济金过活的女孩，她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诺玛枯燥单调的生活中，惟一可以消遣的时光是周末。每到这个时候，她会买给自己一张电影票，这样的一场电影对于生活拮据的诺玛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享受。在电影院里，她可以全神贯注地将自己投入那些黑白两色的影像所诠释的故事中。她抛开白天自己乏味的生活，随着电影里的人物一起悲伤和快乐。一时间，她会忘记自己，忘记所发生的不快乐。电影施展着它的魔力，带领诺玛进入另一个世界。
她热爱电影，喜欢电影中的人物，同时也不自觉地模仿那些她所喜欢的明星。她会裁剪出她们穿着的服装，穿在自己身上；或者是佩戴某种漂亮而廉价的饰物。电影带给她灵感，使她更加生动、出众，那源于内心的美和充满青春气息的身体结合得恰到好处。
不久，为《扬基》杂志工作的一位名叫戴维·康纳弗的军方摄影师来到诺玛·简工作的飞机制造厂，为海外的战士拍一些工作中的美丽女性。康纳弗很快就注意到诺玛的与众不同。康纳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她是“摄影师的梦想”。诺玛那时候做过很多工作，包括爬上螺旋桨，缝制降落伞，油漆机身。后来的玛丽莲·梦露也为美军效力，去韩国劳军。她说在那里她有了被需要的感觉，她实际上去那里满足士兵们的性幻想。
他们在室内和室外拍了一些照片。当胶片在柯达实验室扩印出来后，人们发现，诺玛在众人中显得尤其上镜，粗糙的工作服掩饰不住她优美的身段和青春的朝气。
康纳弗很快又来找到诺玛，对她说：“诺玛，再拍些照片吧———自然着装的，不穿工作服的。每小时———5美元，可以吗？”这对于一天工作10小时，一星期只能挣到20美元的诺玛来说，这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而更让她感到着迷的是，她感觉照片上的自己是那么美，那是她想要的自由梦幻的感觉。她几乎没有想就同意了。
他们来到郊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诺玛尽情地享受摄影带给她的乐趣。19岁的她，身材已经窈窕有致，但包得很严实，穿着当时最常见的毛线衫和裙子。她蓬松的栗色卷发在风中扬起，天使一般的脸庞和姣好的身材与自然美景相得益彰。照片里的诺玛·简手里举着小螺旋桨，脸上有着单纯的甜美笑容。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又拍了几次照片，并参与了康纳弗在南加州的旅行摄影。她的照片相继出现在军内外的报刊上。她有时穿着游泳衣，有时穿着短裤，有时是三角背心。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