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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伊丽莎白的舞蹈学校人数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从卡耐基会堂的排练房搬到了温莎旅馆一楼的两个大房间里，这儿每星期的房租是九十美元。不久我们就发现，舞蹈班的学费根本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开支。虽然我们表面上很成功，实际上我们的银行账户上却出现了赤字。温莎旅馆气氛沉闷，我们住在那里没有丝毫的快乐，却还要支付那么多钱。有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坐在火炉旁，筹划着到哪里去弄点钱来支付这些费用。我突然脱口喊道：“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们，就是旅馆失火烧掉！”三楼住着一位老太太，她的房间里塞满了古旧的家具和名画。老太太有个习惯，每早八点钟准时到楼下餐厅吃早餐。我们决定第二天见到她时由我向她借点钱。第二天我向她借钱时，正好老太太心情不好，她不但拒绝借钱给我，还不停地向我抱怨咖啡不好。
“我在这家旅馆里住了好多年了，”她说，“如果他们不给我好咖啡的话，我就离开这里。”
当天下午她真的离开这里了：整个旅馆突然起火，化为一片焦土，她也被烧成了焦炭。伊丽莎白镇静从容，勇敢地救出了舞蹈学校的所有学生，带领她们手牵着手安全地逃离了旅馆。可我们的东西都来不及抢救，全部烧毁了，其中有我们家十分珍视的画像。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的白金汉旅馆暂时住了下来。几天后，我们就和刚到纽约时一样了，一文不名。“这是命，”我说，“我们必须去伦敦。”
第三章伦敦在召唤
在纽约遭受了种种劫难后，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所以我打算到伦敦去。温莎旅馆的一场大火烧掉了我们所有的行李，我们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受雇于戴利剧院，在新港为纽约上流社会表演舞蹈，这些经历使我陷入了希望幻灭后的痛苦之中。如果这就是美国对我付出的辛勤努力的答复的话，我想，面对如此冷漠的观众，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敲那扇紧闭的大门了。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到伦敦去。
现在，家里就剩四个人了。奥古斯丁有一次随一个小剧团外出巡回演出，他扮演罗密欧，爱上了扮演朱丽叶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有一天，他跑回家来宣布了他的婚事。这件事被大家看成是对家庭的背叛。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母亲知道这事后非常恼火，就像父亲第一次去我们家时一样，她走进另一个房间，“哐啷”一声撞上了门。伊丽莎白沉默不语，保持中立，雷蒙德则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我是惟一一个对奥古斯丁抱有同情心的，我告诉他，我愿意跟他一起去看他太太。他把我带到一条小巷中的一座陈旧的公寓里，爬了五层楼梯，走进一个房间，见到了他的朱丽叶。她长得很漂亮，但身体虚弱，看起来像是有病。他们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了。因此，在我们去伦敦的计划中，自然就不再考虑奥古斯丁了。家里人好像把他看成是旅途中掉队的人，没有资格和我们一起去追求远大前程。
现在，我们像初夏时一样，又住进了卡耐基会堂徒有四壁的工作室里，而且身无分文。当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去求新港那些看过我跳舞的阔太太们，求他们资助我们去伦敦的费用。我首先去拜访了五十九号大街的一位夫人，她家的楼房像宫殿一样雄伟，楼房俯视着中央公园。我把温莎旅馆失火以及我们的家当全部丧失的事告诉了她，并告诉她我在纽约得不到足够的理解，确信能够在伦敦得到社会的承认。
最后，她走到书桌旁，拿起笔签了一张支票，叠好后交给了我。我眼含热泪与她告别后，满怀感激之情离开了她的家。可是到第五大街时我才发现，这张支票上只有五十美元，远远不够我们家去伦敦的旅费。
接着，我又去找另一位百万富翁的妻子，她住在第五大街的尽头。我从第五十九号大街走了整整五十个街区才到达她们家的豪宅。在那里，一个老太太接待了我，态度更加冷淡。她指责我的请求是非分之想，还给我解释说如果我当初学的是芭蕾舞的话，她对我的请求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她说她认识的一位芭蕾舞演员就发了大财！这时，我由于又着急又疲劳，竟突然晕倒了。当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但是我还没吃午饭。那位太太看到我这样子，也许有点担心。她叫进来一位威严的男管家，给我送来一杯可可和一些烤面包。我的眼泪扑簌簌地落进杯子里，掉在面包上，但是我还是极力向这位太太阐述我们伦敦之行的重要性。
“将来我一定会名扬天下的，”我对她说道，“您也会因独具慧眼，能够赏识一位美国天才而备受赞誉的。”
最后，这位拥有六千万家产的贵妇人也送给了我一张支票——同样也是五十美元她还没忘了再加上一句：
“你挣了钱后可别忘了还给我。”
我可以把钱送给穷人，但绝不会还给她的。
就这样，我游说了纽约很多百万富翁的太太们，最后我们终于凑够了三百美元这一大笔钱，算是有了去伦敦的路费。但如果想到伦敦后还剩点钱的话，这笔钱还不够买普通的二等舱船票。
雷蒙德想了个好主意，他到各个码头去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艘开往赫尔的运牛船。船长被雷蒙德的话感动了，他同意我们坐他的船走，虽然这样做违反船上的规定。一天早晨，我们只带了几个随身的包就上船了，因为我们的箱子在温莎旅馆的那场大火中烧掉了。我相信是这次航行使雷蒙德成了素食者。船上装着二三百头牛，是从美国中西部的平原上买来运往伦敦的，它们乱哄哄地挤在货舱里，日夜用牛角互相碰撞，不时发出令人伤心的哀号，这情景让我们觉得特别难受。
后来，每当我坐在大型客轮豪华的舱室里时，我就常想起这次乘坐运牛船的航行，想起我们那时难以抑制的喜悦，我真不知道长时间的舒适豪华生活会不会引起神经衰弱。当时我们的主要食品是咸牛肉，喝的是有稻草味的茶，床铺很硬，船舱很小，伙食也很差。可是在去赫尔的这两个星期的旅途中，我们都很高兴。乘坐这样的船出行，我们都不好意思用真实姓名登记，因此我们签的是外祖母的姓——奥尔戈曼，我改名叫玛琪·奥尔戈曼。
船上的大副是个爱尔兰人，我同他在船上的瞭望塔上一起度过了好几个迷人的月夜。他常对我说：“玛琪·奥尔戈曼，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给你做个好丈夫的。”好心的船长有时候晚上会拿一瓶威士忌，加上点柠檬，给我们做香甜的热饮料喝。尽管在船上的生活很艰苦，可我们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只有货舱里牛的呻吟和哀鸣使我们心情压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用这种野蛮的方式运牛。
在五月的一个早晨，“奥尔戈曼”一家在赫尔上岸了，乘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后，到达了伦敦，又成了邓肯家的人。好像是通过《泰晤士报》上的一则广告，我们在大理石拱门附近找到了一家小旅馆。到伦敦的头几天，我们天天坐很便宜的公共马车到处闲逛，满怀欣喜，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赏心悦目，完全忘记了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钱了。我们喜欢上了观光游览，往往花几个小时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英博物馆、南肯辛顿博物馆、伦敦塔；我们还参观了国立植物园、里奇蒙公园和汉普顿宫等。回到住处时，我们又兴奋又疲劳，就好像是美国有个富爸爸给寄钱的游客一样。就这样过了几星期，直到有一天女房东气冲冲地催要房租时，我们才从旅游梦中惊醒过来。
有一天，我们在国立美术馆听了一场叫作“克雷格的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非常有趣的演讲，回来时就看到房东太太当着我们的面“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们仅有的那点行李也被扣在了里面，我们只能站在门外的台阶上。我们大家翻遍了各自的口袋，只找出了大约六先令的钱。我们只得走回大理石拱门和肯辛顿花园，在一条长椅子上坐下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第三章遭遇激情（1）
如果我们能看到一部反映自己经历的影片的话，我们一定会对其中的场面感到惊奇：“我怎么会是这样！”当然，我还记得我们一家四人流浪街头的情形，正像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那样，但现在我很难相信那是真的。我们年轻人当时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还仍然乐观向上，这可以理解；但我那可怜的母亲此前已经遭受过无数的磨难，人已老了，当时她却跟我们一样，面对困难，等闲视之，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难以置信。
徘徊在伦敦街头，我们身无分文，没有朋友帮助，也没有找到过夜的地方。我们试了两三家旅馆，但因为我们没有行李，他们都坚持要我们预付押金。我们又试了两三家提供寄宿的房屋，可所有的女房东都表现出同样的铁石心肠。最后，我们只好在格林公园的长椅子上将就，然而不一会儿来了一个警察，恶狠狠地让我们赶快滚开。
就这样过了整整三天三夜。我们只能以廉价的小面包为生，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去大英博物馆打发时光，可见我们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记得当时我在读德国作家约翰·温克尔曼的《雅典之旅》的英译本，完全忘记了我们的艰难处境。我哭了，但不是为我们的不幸遭遇，而是为温克尔曼在经过伟大的探险活动归来后不幸身亡而哭泣。
第四天黎明时分，我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了。我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一声不吭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大模大样地走进伦敦一家最豪华的酒店，告诉那个半睡半醒的夜班侍者，我们刚下火车，行李随后就从利物浦运来，要他先给我们安排房间，并把早饭给我们送到房间里，要有咖啡、荞麦蛋糕和别的美国式的美味佳肴。
那天我们都在舒适的床上睡了一整天，还不时地给楼下的侍者打电话，责问他我们的行李为什么还没到。
“如果不换衣服，我们根本无法外出。”我说。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自己房间里吃了饭。
第二天一早，估计再装下去就要漏馅儿了，于是我们又大模大样地走出了酒店，跟进来时一样，只是没有惊动夜班侍者
来到大街上，我们感到精神大振，又有精力面对这个世界了。那天早晨，我们溜达到切尔西，在一个老教堂的墓地中坐下来。这时，我看到地上有张报纸，就拾了起来，目光落在一篇文章上，说某太太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座房子，要在那里大宴宾客。在纽约时，我曾在这位太太家跳过舞，于是我灵机一动。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对他们说。
午饭前，我独自一人赶到格罗夫纳广场，找到了那位太太的房子。她正好在家，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她，我目前正在伦敦很多人家的客厅里跳舞。
“太好了，星期五晚上我要举办一个宴会，”她说，“饭后你能给跳几段吗”
我当然同意了，并委婉地暗示她，若要我按时来，必须预付一笔钱。她很通情达理，马上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