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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利用美国加尔文教徒的根基，贬损了国家对穷人的援助，称其为一种鼓励不道德行为的、不经济的、破坏性的社会主义方式。他喜欢讲的故事中，有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福利女王的故事，故事推测王后驾驶着她的卡迪拉克汽车去杂货店买东西，她使用政府发给失业者或贫民的粮票，买了橙子和一瓶伏特加酒，然后快乐地开车回家酗酒去了。当记者询问时，里根和他的助手们却无法提供该妇女的姓名与其他能够提供确凿事实的证据。然而，里根从来就不允许用事实诋毁一个处心积虑编造出来的好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利于实现他的政治目的。他对他信赖的事情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孤傲的政府消除了南非的种族隔离，俄语中根本就没有表示自由的词语，他本人从来没有在反对伊朗的丑闻中用武器换取人质。
到1989年，罗纳德·里根连续两届总统的任期结束了。在90年代中期，他患上了阿耳茨海默氏病（一种老年痴呆症），他正在慢慢漂向幽冥的阴间。我在2002年6月写这本书的时候，据说里根先生已经病入膏肓，面临死亡的危险，也许当这本书出版时，他已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了。但是，无论他活着还是死了，他仍然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那反政府、亲商业的意识形态，仍然影响着当今华盛顿政府的设想和政策的制定。从某种意义上讲，里根仍然是总统，尽管自从他离任之后，美国已经偏离了他的思路，尤其是在国内事务方面。2001年，乔治·布什总统上任以来制定的第一个重大计划，就是直接模仿了里根经济战略的精华，即大幅度地削减税收，其主要受益者是美国最富有的贵族。更生动的事例是比尔·克林顿，尽管他名义上是民主党人，但是在他作为总统的两届任期内，他限制了社会的支出，解除了对企业的管制，削减了社会福利。他常用的统治手段，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共和党人的所作所为。即使共和党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除了他的机会主义原因之外，克林顿抛弃了他的党派的传统原则的原因在于：里根为他留下了少得可怜的遗产，使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里根是过去30年来最重要的总统，可以肯定地说，他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重要的总统。罗斯福总统在30年代，通过实施一个有限福利国家的新政计划，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里根通过修正这个国家的福利政策，结束了那个高福利时代，并恢复到由市场主导控制的社会状态。他开始用削减政府开支的方法，削弱专项开支计划，但是他更大的成就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不信任以前的做法，怀疑政府是否能够通过干预经济来帮助穷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他认为，政府对企业管得太死，应该放弃公共利益的设想，而去鼓励私人企业无限制地发展。里根拥护一种资本主义的理念，这种理念使政府担任市场干预者的角色——通过提供粮票保护穷人和工人，组织他们获取更好的待遇和权利；防止企业欺骗顾客和投资者；防止企业对环境造成污染——被大大地削弱了。他坚持的观点是，政府是社会所有弊病的根源，市场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让市场自然发展，这样每个人最终会生活得更好。尽管由于安然公司的丑闻，这种观点面对着新出现的种种质问，但是它仍然继续控制着美国的公众论坛和国家政策的制定。里根本人很可能已经去世，而我们仍然生活在里根的时代里。
里根在他上任之后的6个月内，就赢得了控制美国政策的胜利。他打着减少政府干预的旗号，实际上缩减了所有形式的政府开支，包括失业福利、就业培训、粮票、儿童营养、住房补贴等等，削减了那些对所有贫穷的和工薪阶层的美国人都有帮助的福利开支。他大幅度地增加了军费开支，他解释说，限制政府权利的主张，不能适用于对付前苏联的威胁。他授权五角大楼增加军费开支项目，要在4年内使军费的开支翻一番，每年至少投入3000亿美元。最后，他为所有的收入阶层减税10％。他将这类裁减税收的行为描述为“每项费用均衡缩减”。这听起来似乎很合情合理。但毫无疑问，他的政策是倾向富人的，对于高收入人群，减税后所获得的额外收入的总和，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横财。因为富人的收入越多，意味着他们减税的比例就越大。同时，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企业税率从原来33％降到了16％，并且制定了慷慨的折旧规定，以至于许多公司，包括里根的老顾主通用电气公司最后也不用交纳收入税，甚至还接收部分回扣。
这一减税的举措，可以说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完成的，体现了里根非凡能力的绝妙一招。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根本无法优先实施任何面向国内的计划。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项政策耗尽了美国国库的财富，从而使里根的所有接班人再也无法恢复对社会的开支。即使他们想这么做，也无能为力。正像一些批评家指控的那样，有人认为这是他蓄谋已久的结果。但是，对里根来说，这种权谋政治家的诡诈行为的评价是有些过分了。他当时确实认为，他的“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策略，将鼓励更多的有钱人和企业雇主进行新一轮的投资。然而，这笔钱却被用来进行金融投机和股票买卖，以及80年代那种华而不实的炫耀性消费上。80年代企业合并的数量是70年代的4倍，而税收的庞大损失，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大额度的联邦财政赤字。政府深深地陷入了债务之中，要恢复社会开支的任何努力，都好比面对一场无法打赢的艰难战役。在里根后来的总统任期内，国会里的民主党人将工作重点放在努力阻止进一步的减税政策上。当然，民主党人本来可以通过降低军费开支，以及增加税额而找到资金。但是里根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民主党人也不敢提出这样的建议。
到1989年，里根离任的时候，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如此之高，以至于控制着债券市场的共和党，也开始要求采取增加税收的方案的行动，从而导致了乔治·布什违背了竞选时的诺言，结果毁灭了他在1992年企图连任总统的希望。比尔·克林顿为了缩减赤字进行了顽强的努力。而他在私下却抱怨说，这种行动使他看起来更像那位共和党的赫伯特·胡佛总统，他的紧缩财政的政策，加速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到来。克林顿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福利提案，是想在美国推行国家保险制度。这一创新的建议最终与其他的事情一起妥协了，其原因在于，他担心这样做，可能损坏里根时代所树立的私人企业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操纵克林顿的国家保险制度提议的是保险公司，而不是政府。在克林顿的第一届任期内，他没有实施任何有关就业、教育等方面的福利计划，甚至没有履行作为民主党人应该实施的其他社会福利计划，只是缩小了某些收益所得税收缴的范围，使有子女需要供养的工薪阶层、贫穷家庭的纳税额度，降低到平均每年540美元。
1995年，克林顿实际上继承了里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贯作风，宣布“政府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随后，他鼓足勇气，公然挑战金里奇等共和党人，这些人坚持要关闭某些政府机构，以便进行联邦预算。在1996年，面对连任竞选的考验，克林顿含蓄地认可了里根对于穷人的看法，认为穷人是不值得救助的社会揩油人。他签署了一项“改革”议案，导致数百万妇女的名字从福利册中被删除，把她们赶到了劳工的行列里，她们已付不起孩子们的日间托儿费用。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他继续实施里根的优先权政策，为富人削减税收，主动推行为企业松绑政策。他所执行的反垄断法比里根时代的控制还要松懈。当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多地受控于越来越大的公司手中时，他袖手旁观。然而，他作为劳动阶级的选举人，确实做过一件好事，即通过了教育领域的课税扣除法案，从而帮助了约1000万美国人走进了大学的教室。同时，他特别感到自豪的是，美国的就业数量在增加。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议案。
像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一样，90 年代的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仍然处于经济繁荣的时代。在克林顿领导下，经济确实有了大的增长：确实出现了高科技的繁荣景象，高技术带来的经济高效率提高了生产率，创造了财富，其中一部分财富流入了普通人的腰包。但是，大多数财富还是被富人捕获了。财富总量增长的数字确实令人兴奋，它又进一步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商业周刊》写道：“在90年代，美国贫富之间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此刻，正是股票市场驱动经济发展的年代，而并非经济发展反过来促进股票市场，从而导致企业“减少规模”，分流工人，压缩成本，以便取悦于华尔街的那些经济分析家们。即使那些能够保住工作饭碗的幸运工人们，也常常被重组到半日制的工作岗位上，这类工作没有任何保险和养老金福利。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眼前尚有工作的工薪阶层来说，一份稳定的薪水，根本无法保证他们过上中等水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食品生产国度里，饥饿悄悄地降临在最贫穷的老百姓头上。到2001年，大约3100万美国人——几乎是9 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人对自己的下一顿饭的来源感到迷茫。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在今后几年里可能会更加恶化。一方面是由于布什政府和国会继续在税收和开支政策上偏袒富人，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现时经济已无法再创造出足够的高工资就业机会，来保证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在2001年早期，华盛顿缩减了一半的税金，其中受益最大的是那4％的最富有的人群。占美国人口60％的底层美国人，从减税政策中的受益仅占14。7％。美国的国内税务局大幅度放松了对美国富人的纳税审计，同时又对有工作的穷人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纳税措施。这种颠倒黑白的政策，既残忍又可笑，而且是严重的判断错误。加强对富人的纳税审计，显然能够增加更多的国家税收。至于脱离贫困的问题，那只能靠运气了。大卫·科恩援引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预测到2005年，美国雇佣工种中的46％的人将要拿处于贫困线中的工资，这类工种里，有诸如看门人、零售店职员、饭店服务员等。许多美国人不得不寻找第二或者第三职业，以便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提供保障。对设法维持他们的中产阶级梦想，或者维护他们中等地位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见方略。将来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去走这条无奈的道路。但是这样一来，留给家人团聚的时间就更少了，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压力和孤独
看不见的阶级和金苹果看不见的阶级
当今的美国社会，是1929年大萧条时期以来在经济上最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