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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计算机，因为他需要计算机做家庭作业，以拿到Ａ等的成绩。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她没有家庭作业，因为没有人觉得她会念大学。
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存起在超级市场柜台打工的每一分钱，想买一台自己的计算机。虽然不像哥哥的那台那么好，但那是她想要的。此外，好像也没有人觉得哥哥应该去找一份兼职的工作。哥哥大多数闲暇的时间都用在课外体育活动上。她爸爸对此特别引以为傲。大多数的星期六，当哥哥还在学校的时候，爸爸就会去送他回家然后又送到有训练课程或是体育会议的地方。晚餐时的话题就会围绕在哥哥那天的比赛表现，而她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却很少出现在话题之中。女孩知道父母这么做不是出于轻视。“无论如何，”她自问，“如果这件事这么困扰自己，何不跟他们讨论看看呢？”不知怎么的，她心里知道这么做也不会让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有任何改变。
突然，她的想法被大门钥匙转动的声音给打断了。他们回来了。女孩打开窗户伸出头向外望。有人说话的声音飘进来。她听到了父亲的声音。“说说看谁是那个幸运的女孩啊？”女孩可以听到他在问哥哥，不过没听到回答，因为哥哥已经一边走进屋子里了。离开窗户的时候，女孩叹了口气，然后开始向楼下走去，象征性地出现一下。哥哥今晚有其他的计划，她胡思乱想着“谁是那个幸运的女孩”。他有一大堆的女朋友可以在放假的时候约出去玩。今晚是谁呢？她要花多久时间打扮呢？明天她们会等着答应要回再也不会打来的电话吗？是的，哥哥有好多女朋友，她为她们感到遗憾。
那天的晚餐迟了，因为要给哥哥时间淋浴，并让他在外出约会前准备妥当。迟来的晚餐不在女孩的计划之中，而且她也饿了。她窝在厨房，啃着一个面包，此时母亲正在忙来忙去苦恼着，害怕漏掉了什么细节。通常晚饭煮好就会在厨房用餐，自从哥哥回家之后，每晚都在餐厅用餐。
在他们开始吃饭的时候，女孩跟人家约好的时间已经有点迟了，吃到一半就要外出了。当她从餐桌站起来的时候，母亲停止谈话，问她要去哪里，显然已经忘记他们曾经在稍早之前讨论过这个话题。就在女孩关上门要出去的时候，她听到哥哥正在说什么，而妈妈正在笑。妈妈边大声问她：“钥匙带了没？”一边笑着。她停了一下，几乎就要回答了，不过因为妈妈没有再问，所以她关了门就走出去了。
10天后，她发现自己又是一个人在家了。其他人要提早几个小时送她哥哥回学校，顺便来个一日游。前一个晚上，她预感自己可能要一起出游，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她功课又都做完了。可是最后一刻因为车子没有空位可坐，就作罢了。其实她并没有很失望。他们离开之后，她就跑到小小的房间，之前排开的照片都还在地板上原封不动地放着。她跪在地上，拿起它们——一定在某处。然后女孩终于看到那张照片了，那是父亲在哥哥第一天上学时拍的照片。真的，这使一切都清楚起来了——女孩知道她跟弟弟都没有类似的照片。因为某种原因，弟弟跟她从来就没那么重要。
父母亲的行为表现让本场景中的手足冲突跟前一个场景比较起来相当地不一样，在前一个场景，那位母亲在两姐妹间尽量公平地做仲裁。在本场景中，这对父母则尽可能地对儿子付出，却忽视他们女儿的需求与埋怨。
父母该如何做才能最大化他们的繁衍产量呢？他们应当尽可能的公平吗？他们应当偏心吗？或者是他们只要让孩子自由发展自己的地位等级呢？可惜的是，至少在演化理论的观点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每件事都会视家庭的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要视孩子的潜能、数目、年龄、性别以及关系等等而定。
在我们前一个手足之争的讨论中，我们体会到两个原则。第一，每个孩子会努力最大化个人的繁衍产量，即使这需要兄弟姐妹付出代价也无妨。这就像必须尽可能成功地踩踏在一端为自私另一端为合作的绳子上。第二，父母必须在仲裁孩子之间冲突的同时最大化自己的繁衍产量。
有时候，父母会借公平的分配而得到利益，也就是尽可能地将资源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孩子。在有些时候，父母会比较积极地支持较弱的一方，而抑制较强的一方。平均发展孩子潜能的优点是，以某个观点来说，孩子就像生命中的奖券，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中到繁衍后代的大奖，这是随机的。就像是意外和疾病，它们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袭击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生有死，因此孩子能够长大成人也是一种运气。在公平分配的原则之下，如果有某个孩子死亡，其他存活下来的也能够在生命中有好的起点。即使不幸降临其中一个，父母还是可能达到繁衍成果。反之，如果是最偏爱的那个孩子死亡了，另外那些没有好好准备的存活者，也就是在手足之争中没有被支持的牺牲者，就会使父母在整个后代的繁衍中不那么成功。
假设一个家庭有2个孩子，两个都得到父母同等的支持，可能会让他们也都生下2个孩子——那么这对父母就有4个孙子。假设这对父母偏心，结果可能是被宠的孩子最后生了4个，而被忽视的没有后代。这样看来，不论父母亲公平还是偏心，都不会有什么损失，最终都会有4个孙子。然而父母的偏袒却无法避免意外与疾病的随机选择。如果他们失去了最宠爱的孩子，他们最后可能会没有后代，他们的家族就绝后了。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偏袒的话，不管他们失去了哪一个孩子，他们还会有两个孙子。
因此结论就是，如果偏袒不能增加后代总数的话，偏袒并不一定安全。但是如果偏袒确实能使数目增加的话，情况就改变了，就值得冒着意外与疾病侵袭的危险。以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如果被偏袒的孩子生了4个或更多的孩子来对抗那个不太受宠的，父母最后会得到5个或更多的孙辈，而不只是保持公平分配下所能产生的4个。
第五章 家庭冲突场景15 父母的偏爱（2）
所以自然淘汰已经预设好让父母能够在孩子之中偏爱比起其他兄弟姐妹有更大潜能的那个。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多父母会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鼓励、帮助某个孩子，不惜忽略对其他孩子的投资。当然父母很少意识到他们的支持会带来更多的后代，不过这是他们身体所追寻的。父母的头脑会被预设好该如何表现，好让某个孩子在某些层面上变得比较杰出。一个杰出的人不管投身于何种领域，一般而言繁衍上都会比普通的人成功，尤其是当他们的能力可以带来地位与财富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们在很多其他的动物身上可以看到偏袒原则的行为，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某些掠食性的鸟类。有些鸟类的母亲在产下的第一个卵的卵黄中放下了较多的荷尔蒙，所以这只幼雏就会比其他幼雏更激进地要求食物。很多老鹰只产两个卵并孵化出两只幼鹰，但出生后其中一只就会比另一只得宠。老鹰父母会给偏爱的那只较多的食物，而另一只很快地就会因为被忽视而死亡。大多数时候，老鹰因为无法找到足够的食物喂饱幼鹰，因此它们会偏袒较强壮的幼雏，而不会平等地对待两只小鹰，如此反而能提高它们繁衍上的成果。只有在食物很容易获得的丰年，它们会试着两只都养。而且只有在疾病或意外夺走了它们偏爱的那只幼鹰，而弱小的那只还没有死，它们才会给予弱小的那只完全的照顾。在这些鸟类中，通常都是第一个孵化出来的幼雏最受宠爱——而自然淘汰也带给人类相似的规律。
孩子们在基因潜能上的差异并不是父母表现出偏爱行为的惟一理由。“出生顺序”也是一个原因。从整个历史来看，一个很普遍的文化现象就是父母的土地及资源通常都是由最年长的孩子所继承享有。在西方社会里，最受宠爱的孩子通常都是长子。在一些农业社会里通常是长女最受宠，其他的社群中也通常是最年长的孩子受偏爱，至今都还有相似的趋势。极端的例子是君主政治的传统；其他普遍可见的例子，就像本场景中所描写的情况一样。
对于演化生物学家而言，基于出生顺序的偏爱并不令人意外。一个人的繁衍成果不仅依靠子孙数量来衡量，也基于繁衍率。例如，某人的繁衍率是其他人的两倍，则他可以在同一段时间拥有两倍数量的孙辈，或是在一半的时间内达到同样的数量。虽然我们讨论的是繁衍成果，但是也必须把这种速率考虑进去。当我们说到繁衍成果时，我们真正谈及的是繁衍的速率。父母增加繁衍率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最年长的孩子得到较多利益，期望他或她能够得到繁衍上的成功：因为如果最大的孩子能够繁衍得最成功，他们就会较快地得到孙辈，而繁衍的速率就会变大。
当自然淘汰让父母偏爱长子、长女，而其他的孩子都平等的时候，手足之争也会产生有趣的结果。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者从一些自传及问卷研究发现，出生顺序对于人格发育有重大的影响。第一个孩子因为获得父母较多的支持，便会模仿父母的行为与态度。后来出生者必须要让自己与其他手足有所不同，很自然地他们会站在与长子女相反的立场，而他们对于事物所持的态度往往也会具有革命性。简单地说，第一个孩子会比较保守，而之后出生的则比较敢于创新。
现在已经有可观的文件资料可以证明，对革命性的思想（例如政治上的群众运动，比方说法国大革命），或者对思想意识上的革命（比方说基督教新教改革等等的支持或反对），会受到出生顺序的影响。整体来说，先姑且不论支持革命者的年龄，赞成者多是家庭中后来出生的孩子，而反对者多半是长子、长女。举例来说，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奠定了演化论的地位，在那个时代里年龄与背景相似的人之中，支持者又属于家庭中后来出生的，比起长子女多出了10倍。几十年之后，当此革命性的理论已经建立起地位时，角色互换了。那些乐于拥抱此理论的人变成长子女，而反对者变成家庭中后出生者。
当这个研究在1996年出版的时候，受到了媒体的注意。很多时事评论者讨论这个发现，声称此研究提供了人是被环境所影响、而非基因决定的例子。也就是“后天环境”胜过“先天遗传”的例子。事实并非如此，自然淘汰所做的是一种“情境反应”。一般说来，每个人都同样地被预设好会先察觉自己在家中的排行地位，然后表现出适当的反应。所谓适当的反应是：一个长子或长女继承了父母的价值观，最小的会质疑父母的价值观，而生在中间的孩子会妥协。后出生者的反应并无法减少父母亲对长子女的偏爱，因为偏袒往往源自于父母自身的利益，这点我们之前已经说明过了。不过后出生者的反应真正达到的效果是，让自己可以发展出一种独特对待事物的方式与行为模式。他们所追求的是被父母与长子女所忽略的机会与资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