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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段话已经说过了七十多年，鲁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显学和官学，然而，关于“鲁迅和要紧的钱”、关于鲁迅本人为经济权所作的“韧性的战斗”、关于鲁迅经济生活背景的考据和分析，长久以来却被专家们所忽略或回避。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一点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而非纯思辩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实真相，耻作无稽空谈。
以简约、明确著称的《鲁迅日记》中，贯彻始终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经济权”明细帐。鲁迅本人对于金钱的关心程度，远远大于几代鲁迅研究者。专家们经常引证《鲁迅日记》中交友、聚会、往来信函的记录，却很少注意他的金钱收支帐目。本文试图从这些枯燥、琐碎、而又频繁出现的银钱数字中，从另一个新的角度解读鲁迅。
我认为：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
本文主要根据《鲁迅日记（１９１２－１９３６）》和新发现的《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即１９２３．８－１９２６．２）》以及《鲁迅家用收支帐（１９２６．９－１９２７．１２）》，参照有关史料，如民国经济史、货币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并对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知识阶层的生活环境（衣食住行、校园教室、书市报摊、茶室饭馆、娱乐场所的费用）加以考证和简要分析，试图说明“经济权”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以及鲁迅如何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傲然超越“权”和“钱”，从而保持了他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
鲁迅的经济来源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1898年周树人17岁时，母亲变卖首饰筹集８块银圆的路费（当时１块银圆约相当于百年后70元人民币），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实习期三个月内有津贴３百文（相当于３角银洋，即今人民币３０元），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有２两银子（当时１两＝１千文）。不久转入路矿学堂，1902年１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菲薄的津贴中用５百文（５角钱）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1902年４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圆。”（引自《华盖集续编》）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圆，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圆。”（引自《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一书）。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２０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２百多圆，合同上注明千字２圆。（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同时周树人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集外集》等。
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１０圆，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之绳》５角。购书占据生活开支的首要项目，并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这时周树人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准备从事新文学运动，但却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后来鲁迅在《自传》中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在家乡做教员，月薪约30银圆。
辛亥革命后，1912年２月周树人到了南京，由挚友许寿裳推荐、应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之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食宿，此外每月发给30块银洋津贴（按购买力估算，当时１块银洋＝今人民币50元）。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底周树人北上，8月定职为教育部四等“荐任官”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注：林志浩《鲁迅传》误为“第二科科长”应更正，参看《鲁迅研究资料22》第34页。）月薪２百多圆，后来增加到３百圆（按购买力估算，20年代国币１圆＝今人民币35－40元），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6年８月离开北京。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后，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成为中产阶层的自由职业者，以卖文为生，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度过了他富裕而又艰巨的后半生。
鲁迅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１）公务员收入
中华民国一成立，周树人就由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录用，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1912－1926年），时间长达14年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起初津贴费６０银圆，不久月薪定为二百银圆，后来增加到三百银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扩建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到1920 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３月的薪水，1925年１月才发给前年７月分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鲁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2）
（２）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主要在教育部供职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学校、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兼课，时间长达六年（１９２０－１９２６）之久。 到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４百圆；１９２７年２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５百圆（发给半数银圆半数兑换券即纸币），为时半年。后因意见不合离开广州，１９２７年９月底经香港赴上海。此后除了有时在院校讲演（如劳动大学）以外，未尝担任教职。
在鲁迅一生中，只有１９２６年夏至１９２７年夏这整整一年（在厦门和广州各一个学期）间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专任大学教授。
（３）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收入
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四年又一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次年改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３百圆大洋（１９２９年１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４９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折合黄金４９０两，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４万元，平均每年１１万元左右。 这一笔固定收入，主要出于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２７年秋任“大学院”院长，是鲁迅的老上级、老朋友）对于鲁迅的关怀，为他初到上海时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条件。直到１９３２年初被国民党政府以“绝无成绩”裁撤。
（４）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年曾有《人之历史》等论文在《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２圆。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是没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时期，除1927年底－1931年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教育部编译费）３百圆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卖文为生”也就是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为生。开源节流，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
１９３２年“教育部编译费”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成为鲁迅惟一的经济来源。鲁迅后期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２万多元。作为自由职业者，这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北京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周树人于1912年５月初北上，到京后立即住进“山会邑馆”（当时改名为绍兴县馆）单身宿舍，于灯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
“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
次日坐骡车赴民国政府教育部报到，在社会教育司任公务员，时年３１岁，正当“而立”之年。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整整十四年的文墨生涯。
《鲁迅日记》就由这时展开，２４年一贯（１９２２年的日记散失仅存片段抄件，其他２３年皆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１９５９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难、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几天间断，但有始有终，内函丰富，成为研究民国至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宝贵史料。这是一个迄今尚待挖掘的宝库。
我认为《鲁迅日记》中最可贵而无可替代之处，是亲笔精确地记载了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他每天的经济收入情况。直到目前，为解读本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经济背景，鲁迅的个人帐目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为研讨方便起见，我特将整部《鲁迅日记》中，八千多天逐日记载的烦琐数字加以统计、整理、归纳如下
１９１２年，５－１２月共收入１１００圆，皆为教育部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时暂领取月津贴６０圆；８月任命为社会教育司佥事以后，暂领取半俸１２５圆，到１０月定为月俸２２０圆）。八个月来平均每月收入１３７．５圆。
１９１３年（其中６月１９日－８月７日请假回绍兴老家探亲）。本年共收入２５８６圆，为教育部薪俸。本年２月以后薪俸增为２４０圆，但到１２月仅发给九成即２１６圆。平均每月收入２１５．５圆。
１９１４年共收入３１４６圆，皆教育部薪俸。１月－６月仍发给九成，７月恢复全薪２４０圆；８月以后月薪增加为２８０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２６２．１７圆。
１９１５年共收入３２６３．１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公债利息少许。其中，６月以后扣四年度公债。平均每月实际收入现洋２７１．９３圆。
１９１６年共收入３２７６．４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少量公债利息。３月以后月薪增为３００圆。（１２月３日至下年１月７日为母亲６０寿辰回绍兴老家探亲）。１１月全以纸币发薪，不发银洋（鲁迅特意注明：中国银行兑换券三成、交通银行兑换券七成），本年教育部拖欠一个月的薪俸，而且纸币对银洋贬值，所以，虽然月薪名义上增加而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２７３．０３圆。
［注：因反袁称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独立，纸币贬值，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券１００元＝银洋７５圆，甚至最低到６０圆。］
１９１７年共收入３６５０圆（其中１１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