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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称帝，铸造“洪宪元年开国纪念币”当十铜元。
民国六年（1917）二月，天津造币总厂根据《国币条例》的规定，铸行中心有圆孔、币面有嘉禾图案的新式铜元，有五厘、一分两种，其中一分币（合十文）曾一度流通于市，五厘币铸额较少。
北洋政府企图以新式铜元“当十文”、“当二十文”统一货币，但无法抑止各地军阀的铸币竞赛。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地方军阀势力日益衰落，货币发行逐渐转向纸币，铜币铸造已成强弩之末。民国年（1930）国民政府宣布推行银本位制，以银圆为主币，发行纸币角、分票，和镍质辅币，于是铜元逐渐失去流通价值。
铜元不断贬值
清末民初，铜元和银圆的兑换率有很大变化。简单说就是：在银本位情况下铜元贬值。
１９０５年起，满清政府所铸的“当十”、“当廿”（当二十）铜元，又叫“大钱”，代替了制钱成为通行的辅币。“当十”又称为一枚，“当二十”又称为一“大枚”。起初，１００枚“当十”铜元、或者５０枚“当廿”铜元可以兑换１银圆。但是几年以后就发生变故，铜元价值急转直落。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北洋军阀执政，滥发“当十”铜元辅币和兑换券。随着铜价跌落，铜元和兑换券一再贬值。银圆兑换铜元的比例，不断上升。北京逐年每一银圆对“当十”铜元的兑换率如下：
１９０５年 １００ １９２１年 １５２。８
１９１３年 １３４。７ １９２２年 １７０。７
１９１４年 １３２。０ １９２３年 １９３。２
１９１５年 １３５。４ １９２４年 ２３２。９
１９１６年 １３６。９ １９２５年 ２８５。５
１９１７年 １２３。５ １９２６年 ３００
１９１８年 １３４。２ １９２８年 ３６０
１９１９年 １３８。０ １９３０年 ４００
１９２０年 １４１。０ １９３５年 ４６０
在上海，每一银圆对“单铜元”（即“当十”）的兑换率又有差别：
１９０２年 ９２ １９１６年 １２７．
１９０５年 ９５ １９２１年 １５４．
１９０８年 １２３ １９２７年 ２８４
１９０９年 １２７ １９２９年 ２９６．
１９１１年 １３４ １９３０年 ３０１
１９１２年 １２３． １９３５年 ３１４．
当时，全国各地的体力劳动者（无论“大工”还是“小工”）的工资一般按“日”结算，都以铜元（而不是银圆）支付。由于铜元不断贬值，大为减少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加重了贫民的生活负担。
到３０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圆（或一元国币）竟可兑换４０“吊”，也就是４００枚“当十”铜元、或２００大枚“当廿”铜元；甚至可以兑换５０“吊”。３０年代以后，“当十”铜元已不多见，通用者仅有“当廿”铜元（以及兑换券“当廿”铜元票）。
根据１９３５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所载，当时流通的铜元只有一种“当二十”的辅币：“目下行市，每元可换四千六百文至五千文（俗呼五十吊，即当二十铜钱二百五十枚）。”也就是说：沿袭了咸丰年间的兑换率：“当十”的一枚只值两文制钱。五百个“当十铜钱”或二百五十个“当廿铜钱”，兑换一块银圆。票面“当十”的宝钞值２厘银圆，“当二十”的宝钞值４厘银圆。
３０年代北平通用的“当二十”大铜元一枚相当于４－５厘银圆，称为“大铜子儿”，或“一大枚”。１０枚小铜子儿才值２分多钱，１０大枚铜元（大铜子儿）才值４－５分钱。
２００或２５０大枚铜元才合１块银大洋。
后来河北发行了“铜元票”辅币，有二十枚（４分）、三十枚（６分）、四十枚（８分）、五十枚（１角）、六十枚（１角２分）、百枚（２角），在华北地区３０年代仍可使用。例如：北京（北平）的有轨电车票，天桥至前门（或东四至东单）一段十枚，相当于２分半；又如：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的门票，一人次都是铜元票二十枚，相当于５分钱。
铜元的寿终正寝
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中华民国国币条例》，明令禁止旧铜币的流通。然而铜币的使用并未立即停止，尤其是边远地区和穷颖僻壤，民间继续行用铜元找零。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铜元基本都停用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附录一（纸币）
（三）纸币
现代化银行与货币制度
有了现代化的银行，才有现代化的货币。虽然清朝末年我国已经有了许多“钱庄”“银号”和“票号”，但它们还不是资本主义金融机构——银行。从钱庄到银行、从银圆、兑换券、国币到法币，就是中国货币制度逐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第一家现代化金融机构（银行）是１８９６年盛宣怀向清廷奏准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１８９７年正式开业。英文原名为 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 （中华帝国银行）， 总行设于上海；名为商办，实为官商合办，银行组织制度模仿英国汇丰银行。于１８９８年开始发行“银两票”和“银圆票”两种兑换券。这是我国近代银行第一次发行钞票兑换券，“壹两”票背面印有英文 ONE TAEL，SHANGHAI CURRENCY 字样。辛亥革命后，英文名改为 THE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
１９０５年８月，满清政府在北京成立完全官方的“大清户部银行”（THE TA…CHING GOVERNMENT BANK ）除了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有铸造货币、发行钞票、经理公款等特权；曾发行“银两票”、“银圆票”和“制钱票”三种兑换券。所发行的壹圆券，背面印有英文“ONE DOLLAR”字样。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改为“度支部”，三十四年（1908）正月“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
１９０７年，邮传部奏准成立“交通银行”（GENERAL BANK OF COMMUNICATIONS ），总行先设在北京，１９２８年迁往上海。这个银行经营“路、电、邮、航”四大业务，还有权发行钞票。
辛亥革命后，１９１２年北洋政府正式接收前朝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 ）。这时全国共有大小银行１７家。
民国之初，金融恐慌，财政窘迫。孙中山发表《钱币革命》一文，创导币制改革。孙中山认为造成金融恐慌的原因是“钱币之不足也”，指出“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币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场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孙中山《总理全集》第一集１０１１页）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１９１２年秋，北洋政府财政部特设币制委员会讨论货币改革问题。
１９１４年以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１９１４年２月８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颁布《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规定重量７钱２分的银圆为本位国币，并铸造发行新币（袁大头）兑换各种银圆；由中国银行（股本一千万圆）、交通银行（股本也是一千万圆）代理国库办理国内外汇兑。当时发行全国性兑换券的还有好几家银行（如浙江兴业银行）。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它们发行的钞票（兑换券）统称“中交票”或“中交券”。
１９１５年８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钱业公会达成协议，将以前所有龙洋行市一律取消，只开“国币”（袁头币）一种。这样，上海银洋行市就剩下“国币”与“鹰洋”两种。
中国内地各省通用“国币”和龙洋，且墨西哥鹰洋已停止铸造，鹰洋流通每况愈下。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发生，继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之后，上海商人实行罢市。在反帝爱国热潮中，上海钱庄业于６月１１日决议取消鹰洋行市，只开“国币”一种，把几十年来控制全国市场的鹰洋势力彻底排除，银圆行市得到统一。然而当时实际收支虽用国币银圆，交易计算却仍用“银两”为标准。
钞票——兑换券
旧中国流通的货币，除了银两、银圆、制钱和铜元之外，还有各地、各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亦称银行“兑换券”或“信用券”。这是一种“信用货币”，它的支付手段，是可以兑换银圆。无论“兑换券”的发行者是国家银行还是私营银行、是本国银行还是外商银行，都是要兑现的 （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变成不兑现，这在后面还要说到）。 而“纸币”一般是不用兑现的，这是两者的最大区别。
钞票的发行，基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纸币的发行，基于国家的强制权力，只要在一国的行政权力之内，用命令就可以发行；超出一国的行政范围，它就失去其流通作用。一般说来，各银行发行的钞票“兑换券”或“信用券”，并不因政治局面的变动而丧失其流通的能力；而政府发行的纸币（如金元券），则随发行纸币的政权倒台而消失。
当然，这两者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即“钞票”可以由兑现的“信用券”变成不兑现的“纸币”。例如在1935年以前，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钞票，是兑现的，而实行法币政策之后，就转变为不兑现的纸币了。
金融市场上，除我国公私银行发行钞票外，还有外商银行发行的钞票，这是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特征之一。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
中华民国元年2月，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民国初年被指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并规定：凡是完纳地丁、钱粮、厘金、关税，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票，发放薪俸、军饷及一切官款出纳和商民交易，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不得拒收。面额有壹圆、伍圆、拾圆，乃至壹百圆等。
1912年（民国元年）发行的中国银行十圆兑换券，蓝色，正面上方印有“中国银行兑换券”，中央图案中印有竖写的“拾圆”字样，左边印有黄帝像，每种类型的兑换券都印有地名，可按券内地名，由中国银行随时兑换。1914年《国币条例》颁行后，该行为了统一国币，便在票面上印有“凭票即付国币”字样。
交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现今见到的有1912年（民国元年）的五圆券，正面上方印有两面五色旗，下方图案为火车和轮船。右边印有“永远通用银圆”，左边印有“中华民国元年”字样。两边两块方印内分别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