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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内分别印有“不挂失票”和“凭票即付”八字。1913年（民国二年）的壹圆兑换券、1914年（民国三年）的五圆兑换券，票面也印有“赁票即付国币”字样，每种票上都印有地区名称，计有济南、哈尔滨、天津、重庆、上海等。
1915年袁世凯称帝，激起了讨袁战争，财政状况日趋恶化。1916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的价格急剧上涨，致使商民蒙受很大损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俗称“中交票”）１元本来应该兑现银币（大洋）１圆，但在内乱时完全不能兑现，经常只能兑换银币６角或８角，……市场上货币混乱。
中央银行的银币券
孙中山为了调节资金、活跃经济，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宋子文任该行行长。广东中央银行于1924年8月15日开业，同时发行美国印制的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版孙中山像的壹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壹百圆五种银币券。
其中，壹圆票正面为绿色，五圆为赭色，拾圆为淡褐色，伍拾圆为红色，壹百圆为棕色。背面均为蓝色。中央均印有孙中山于1922年拍摄的肖像，上印“中央银行”，下印“通用货币”字样。今见到的壹元券面两边均有“湘赣桂通用券”（湘指湖南、赣指江西、桂指广西），伍圆币印有“爱国纪念”和“保存货币”字样。
此后，又发行一套新的银币券，文字图案与旧券基本相同。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军需浩大，来不及印制大量钞票，中央银行便在原来的钞票上加盖“湘赣桂通用券”等字样，在陆续攻占的各省通用。国民革命军北代占领汉口后，于1927年1月成立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发行兑换券，印有“汉口”字样。
除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外，一些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钞票发行权，如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中南银行、殖边银行、农商银行、边业银行、西北银行、中国农工银行等，它们对发展国民经济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国家银行发行兑换券的同时，各省地方金融机构也发行了各式各样的钞票。民国成立后，许多省财政极度困难，筹措无着，只好以发行纸币为其财政来源。任意增发，造成纸币价格低落，失去信用。北京政府1915年发布《纸币取缔条例》，几年后又发布《修正纸币取缔条例》，仍然不能禁止各省银钱行号滥发纸币，人民深受其害。
“废两改圆”
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公布《中央银行章程》，１１月１日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新的“中央银行”，特定为国家银行，具有经理国库、铸造货币、发行全国性兑换券、经营内外债券的特权。后来又利用修改金融条例的办法，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总行迁移到上海，特许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为全国实业银行。
１９３３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在上海首先施行“废两改圆”，规定银圆和纸币“元”完全一致；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确定以银本位币的“圆”为单位，银圆同银两的折算率，定为一圆等于上海规元七钱一分五厘。零碎的银两不再流通，由中央银行收购统一铸造银圆，价值估计约２。６亿圆。
规定每枚银圆重２６。７克，含纯银２３。５克（含量８８％），标准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头像、背面为双帆船图案的“孙币”又称“船洋”。 这时只有作为小币值辅币的铜钱（铜板、铜子儿）尚可流通，但是逐渐也被纸币角票和辅币代替。于是各地“钱庄”（银号）操纵中小型工商业金融市场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了，不得不向现代化银行靠拢。此后全国的货币制度逐步得到统一。
所谓“银两”实际上是一种记帐单位，并非在市面上真有银两作为货币在流通。不过由于我国使用银两有悠久的历史，而银圆是在清中叶以后，才大量自国外输入的（最初有西班牙本洋与墨西哥鹰洋，后来有英国的香港银圆与法国的安南银圆等等）。因其质量形式标准化，使用方便，流通日广；民国以后，早已成为市场上通用的本位货币。无论国家预算、赋税收入、薪工支付，概以银圆计算。只有某些个别单位 （如海关） 仍以“银两”记帐，实际收付，亦折合为银圆。而银两的成色不一，计算方法复杂，虽然上海、汉口等地都产生了标准计算单位，如上海的“九八规元”，汉口的“洋例”，北京的“京公砝平”，天津的“行平”等等。但仍无补于全国性银两制度的统一，而且银两与银圆两种币制并存，形成一种复本位制度，对发展经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废两改圆”这项改革是有进步意义的。
币制改革——法币
1935年１１月４日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考虑到白银外流和国际市场上银价波动较大等因素，决定废止“银本位”制度，采用纸币流通制。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1936年２月以后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原有数额共约４亿圆）为“法币”；同时发行法币小面值辅币。禁止其他银行再发行纸币；所有赋税和公私款项收付以及债务结算，一律使用法币；禁止使用白银和其他钞票，并限期到指定的四大银行兑换法币。
法币发行以后，许多场合仍然以“银圆”结算。如外汇的买卖，鲁迅委托日本友人在东京购买图书，还是用银圆兑换日元。
此后，我国的钞票从可以兑现的信用货币一变而为不兑现的纸币。但还不能算是一种纯纸币制度，而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度，因它可以自由买卖外汇。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战起，平津和上海广州等口岸外汇大量外逃。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外汇套购，开始实行外汇统制政策，废止无限制买卖外汇办法。从此，法币对内既不能兑换银圆，对外又不能自由购买外汇，它就变成一种纯纸币本位了。
关金券
关金券，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的关税以银两计算，但是１９２９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了中国关税收入。中国政府于１９３０年１月决定征收金币，以纯金0。601866 克（合美金0。40元）为计算标准，称为“海关金单位”。
１９３１年５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交纳关税之用。
１９４２年４月，以关金券１元折合法币２０元的比价，跟法币并行流通。实际上表明，这时法币已经贬值到二十分之一以下。
附录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地银圆购买力
从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３６年，中国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算大。
蔡元培和鲁迅所活动的时代，主要在这２４年之间，中国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银圆，而不是后来的纸币；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银圆时代”。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20年代初，市场上通用的货币以银圆、铜钱为多，而纸币（国币或兑换券）信誉不佳，还并未成为正宗。若要拍摄电视剧的话，必须注意这个细节。本来“块”这个量词专用来计数“有分量”的事物，说的是金属，而非轻薄的纸。
２０世纪头３０年，以银圆为本币（银本位）的币值是比较坚挺的，没有此后４０年代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和“金圆券”那样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所以我们可以对“一块钱”的实际购买力有相对稳定的描写。
我们以抗战前一年、或通行法币前夕（1936年）的１银圆折合今人民币３０元，作为换算的基准单元。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历史上一块银圆的购买力
历史上一块银圆的购买力
２０世纪前半期，我国一块银圆（或国币）的实际购买力如何呢？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上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来计算。但一方面，物价随年月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物价又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描述。
以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和棉布等衣食用品在上海市场的价格为例：
１８７２年上白米为每旧石（音担）２。７银圆，计算大米的容量单位１旧石＝１０斗＝１６０旧斤＝１７７。７市斤（许多人通常误认为１石＝１００市斤是搞错了），就是说当时每斤上白米价格为１。５分银圆。这时期１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1百多元。
１９０１年米价为每旧石４银圆，也就是每斤２。２分钱。这时期的１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７０元左右。
1911－1919年米价恒定为每旧石（１７８斤）６银圆，也就是每斤米３。４分钱；１银圆可以买３０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平均１角２分－１角３分钱，１银圆可以买８斤猪肉；棉布每市尺１角钱，１银圆可以买１０尺棉布；白糖每斤６分钱，植物油每斤７－９分钱；食盐每斤１－２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４０－５０元。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９。５银圆，１市石＝１６０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５分多钱；１银圆可以买１８斤大米；猪肉每斤平均１角４分－１角５分钱，１银圆可以买７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１角２分－１角４分钱，１银圆可以买８尺棉布；白糖每斤１角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食盐每斤２－３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３５—４０元左右。
１９２６－１９３６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１０。２银圆，也就是每市斤大米６分多钱；或者说，１银圆可以买１６斤大米；猪肉每斤大约２角－２角３分钱，１银圆可以买４－５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１角５分－１角８分钱，１银圆可以买６尺棉布；白糖每斤１角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２角钱，食盐每斤３－５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３０—３５元左右。
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高出大约10…20 ％，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城市的物价更比乡镇要高得多。
30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圆（大洋）可以请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圆（洋钿）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要逛公园，一块银圆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演出（戏剧或电影）一块银圆可以买10张入场券。至于精神食粮，一份报纸零售３分，一块银圆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一部《呐喊》售价７角，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
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一块银圆（或国币）的价值可以得到一个具体的概念。
［附注］历史上猪肉价格的比较资料
2002年9月8日陶世龙先生看到我关于《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的研究文章，以及《鲁迅一生挣了多少钱》以后，在互联网上提供了以下补充资料：
根据《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