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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在我的手里，一份离婚协议说明了一切。
“拿笔来，”我对曹英的律师说，见她愣着，我又说：“有笔吗？”
曹英的律师掏出笔，递给我，说：“你不是不可以考虑。”
我说：“对一个失去了妻子情爱的丈夫来说，还需要考虑吗？”
“我的意思是，”曹英的律师说，“在利益方面，你有需要增加或删减的地方，可以提出来，进一步协商。”
我笑了笑，看了曹英的律师一眼，在协议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离婚协议又回到曹英的律师手上，她像对待证据一样看护着它，把它收好，因为那上面已经有了我的签字。就是说协议产生了效力，它改变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或宣示了一桩婚姻的死亡。
“那么，现在我们走吧，”曹英的律师说，她把茶杯往茶几中央推了推，“如果你方便的话。”
我懵懂地看着曹英的律师。
“有了协议，可以去办正式的离婚手续了呀！”曹英的律师说。
我恍然醒悟，拍了一下自己脑袋，“哦，是的。”
“当然，你情绪不好，我们约个时间再去。”
“我情绪不好吗？”我说，“眼看妇女解放、新生、独立、自由，我情绪能不好吗？我又不是地主恶霸。”
曹英的律师一笑，可能是因为她觉得我幽默。这是今天她到我家后露出的第一个笑容。“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去。离婚证能早些办也好，今天是星期五。”
“我和你？去离婚？”我看着不是我妻子的女人说。
“当然，我是你妻子的律师。她不在，我可以代理。”
“那么，你去办就是了。我可不可以不去？”
“除非你也请一个律师。”
一个小时后，我坐在了曹英的律师车上。我不得不和她去办离婚手续，因为我没有律师。我不需要律师，就像一个注定终审也将维持原判的人，不想破费一样。纵使我花再多的钱，我的婚姻也无法挽救，因为我和曹英的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她现在不是因为穷才不爱我，就像当年她不因为我没钱就不爱我一样。想当年我拮据得只能抽九毛钱一包的“钟山”烟，因为我工资的一半都援助了读书的弟弟，但曹英的爱却使我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和富有的人。而现在我抽烟的规格已经提高到了十五块钱一包的“５５５”，偶尔还能抽上三四十块钱一包的“玉溪”、“中华”，我的生活质量蒸蒸日上，但婚姻却走向了坟墓。我现在正朝坟墓驶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有一个小时，我和曹英的婚姻将彻底地被埋葬。即或婚姻存续，我还是曹英的丈夫，曹英还是我的妻子，爱情死去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曹英的律师开着车，进城穿街游刃自如，想必已有不短的车龄。她的年纪也不过三十出头，就成了价值超过二十万的汽车的车主。如果这样的女车主貌美风骚，那是势在必得。可这位女子算不上美，只能说不难看而已。相貌平平的女人比比皆是，拥有香车的能有几个？而我身边的这位女人竟能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
“看来，律师真是个好职业。”我说。
“此话怎讲？”她歪了一下头说。
“因为，”我说，“多少当事人的辛酸，乃至血汗，都凝聚或寄托在你们律师身上呀！”
“这话说的，我怎么觉得特别阴毒呀？好像我们律师是资本家剥削者似的。”
“有为弱者或无助者亲自开车和竭诚帮助的资本家剥削者么？”
“没有。”
“那律师怎么会是资本家剥削者呢？”
她又歪过头来，看了看我，说：“你真应该去当律师。”
“为什么？”
“因为你会狡辩。”
“我的这一才能是我妻子教会的，她也是一名律师。”
“再过一会，她就不是你的妻子了。”
“我知道。”
我摁了摁腿上的信封，硬硬的东西还在信封里。那是我和曹英的结婚证，我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在床底下的鞋盒找到它。谁把它装在了那里？什么时候？不记得了。一个没有鞋的鞋盒子，谁想结婚证会藏在其中？谁想到结婚证在结婚后还会那么重要？它有教授的职称资格证重要么？没有。结婚是为了离婚，或结婚才有离婚，结婚证是留着离婚用的，谁想到呀？
第二部分感觉她是个离婚专业户
我把结婚证从信封里拿出来，看着这个折腾我的东西，我百感交集，像失败者看见红旗一样。我多久不看这红本子了？三年？五年？我想是六年，因为我和曹英结婚已经六年了。六年前为了得到这本东西，我是费了多大劲呀！它是我俩与曹英的父母斗争的成果，因为曹英的父母反对女儿嫁给我，所以我们才要斗争。那斗争可真叫残酷，最后是曹英以与父母断绝关系为代价，才嫁给了我。这本结婚证来之不易呀！可现在我得把这本结婚证交出去，把六年前斗争取得的胜利果实拱手奉送，我于心不忍呐！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妻子已经不爱你了，不愿跟你同甘共苦了，你能强迫她回心转意么？就像牛不愿喝旧泥塘的水了，老鼠掉进米缸里了，你再把它们拉回过原来的生活，有幸福可言么？
“其实，你不必这么愁眉苦脸。”曹英的律师说，她注意到我拿着结婚证发呆。“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洒脱的人。你有那么多的学生。”
我盯着曹英的律师，因为她的话让我敏感。“听你的意思，好像我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的意思是，”曹英的律师说，她看着前方，沉默了一会，“你应该比一般的离异者更容易……重新找到幸福。”
“因为我桃李芬芳？近水楼台先得月？”
“难道不是吗？”
“那要看我是怎样的人。”
“你是个很受学生欢迎乃至崇拜的老师。”
“想不到你的当事人也会褒扬我。”
“不，我是听东西大学的人说的。”
“东西大学？我受欢迎？被人崇拜？嗨，我连教授都评不上你听说了吗？”
“我有个妹妹在东西大学读书，我从她那知道的。”
“那你妹妹一定与众不同。”
“是，当然，”曹英的律师说，她停住车，因为前面出现了红灯，“我妹妹在东西大学谁也看不起，除了你。”
“有那么高傲的学生吗？她应该去读北大。”
“想知道她叫什么吗？”
“不想。”
“米薇。”曹英的律师说，她平静地看着我，想知道我是什么反应。
“哦，米薇呀，”我说，我强迫自己沉着、平静。
“认识吗？”
“认识。”
“熟吗？”
“熟。”
“很熟吗？”
“很熟。”
这个自称米薇的姐姐看着我，像监视学生考试的老师一样。
这时候，红灯消失绿灯亮起，我说绿灯亮了，快看。她端正了脸，踩了油门，把车开过道口。匀速地行驶后，她说：“该你问我了。”
“米薇怎么会是你的妹妹呢？你们不是一个姓，再说，你们长得也不像呀？”我说。
“我知道你会这么问我，”她说，“但我们确实是姐妹。至于我们为什么不一个姓，很简单，我们的父母离了婚，我归爸爸姓莫，她随母亲姓米。”
“还有呢？”
“还有，我们姐妹为什么长得不像是吧？”她叹了一口气，“现在也不怕跟你说。因为我母亲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想必是个帅哥，因为妹妹生下来很漂亮，而且越长越美，和我相比，简直是两个爹生的。我爸爸于是起疑，借口带妹妹去北京旅游，在北京做了亲子鉴定，证实了他的臆断。这就是我和妹妹不相像的原因，也是父母离婚的原因。”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说。我突然想起了托尔斯泰。
米薇的姐姐瞟了我一眼，我心里现在把她当作米薇的姐姐了。她仿佛也是以米薇姐姐的身份在看我，像是要从我身上找出我和她当事人离婚与她的妹妹有什么瓜葛一样。
这个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我知道，可如此那般的千丝万缕我却没想到。人和人之间怎么都有联系呀？我和曹英离婚本来与米薇没有关系，毫不相干，可曹英请来的律师竟是米薇的姐姐！？这个城市太小了么？也不小。五百万人口的城市，竟也不能让我和妻子在离婚这件事情上变得单一一些，纯粹一些。
“你妹妹，不错，”我不得不说米薇，既然她姐姐把她扯了进来。“她的崇拜者、追求者，可要比我的多得多。”
“我们现在不谈米薇，我是你妻子曹英的离婚代理人，别忘了。”她说，米薇的姐姐变成了曹英的律师。
“好，很对，是的，”我说，“我们离婚去吧。”
我突然沉默不语，因为我的心情变得沉重了起来。我正在去离婚，就像一个死到临头的人已经在行刑的路上。我与曹英的家庭正在走向毁灭，婚姻的死亡就要成为现实。我的爱情就要被埋葬了，但掘墓人却不在场。现在和我去离婚的女人，竟不是我的妻子！？曹英你真是心狠啊，连面都不跟我见，连个电话都不打也不接，这是何苦呢？你不能亲身体验离婚过程的悲哀，不能承受离婚现场的难堪，难道我就乐于体验、甘愿承受么？
一幢青砖红瓦的小楼兀立在我们的面前。曹英的律师领我走了进去。陈旧的标语，斑驳的墙壁，木楼梯，像老电影的画面勾起我脑海里的印记。我肯定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在二楼的楼梯，我看见一个缺陷，那是我跪倒的时候膝盖骨碰坏的——我因为太激动了、太迫切了，拉着曹英上楼。我光顾着看曹英，顾不着别的，脚一踩空，扑通跪下！我的骨头像锤子往阶级上一敲，把木边给敲出了一块。我当时并不觉得疼痛，只觉得不祥！而曹英却和我相反，我看着她因为我跪倒而心疼得流泪的样子，不祥的感觉转瞬就没有了。这么心疼我的女人上哪去找呀？这么恩爱的一对男女结婚以后怎么可能还会分手呢？结婚之前的这一跪，不说明什么，是不小心挨的。我不相信不吉利。我美好的想法散布着我的身体，像麻药一样，麻醉了我六年。
如今，六年前的那个不祥感觉或兆头又来了，它正在得到验证。我的膝盖骨突然疼痛无比，六年前的创伤过了六年才钻心刺骨，像麻醉期过了或麻药失效了一样。
我步履艰难地随曹英的律师上楼。她领着我，熟门熟路的样子让人感觉她是个离婚专业户。
事实上就是这样。婚姻部的办事员都认得她，而且对她还十分尊重，又是请坐又是倒茶，称她莫大律师，仿佛她是能给人们带来福利的使者。是的，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她是，比如曹英现在一定很感谢她，她幸福的希望就寄托在她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