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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天我就很窘。到饭馆里去点菜，我简直是在受罪，因为我说的话是英国口音——并且话讲得很慢。许多人说得那么快又急，我就感到很不自在，担心我那样结结巴巴地讲话，会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我不习惯于那种轻快的节拍。在纽约，即使是一个做小买卖的，他干起活来也是那么利落。擦皮鞋的人那样利落地抖动他的擦鞋布，酒吧间的伙计那样利落地送上啤酒，然后让那杯酒在光滑的柜台上一直滑溜到你面前。卖苏打水的伙计给你来一客鸡蛋麦乳精牛奶，那样儿就像是一个灵活的杂技演员在变戏法。他飞快地抄起一只玻璃杯，抓到了什么就往里面放，一些香料，一团冰淇淋，两匙麦乳精，再来一只生鸡蛋，他叭地一下子就磕碎了那只鸡蛋，然后加上牛奶，把所有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容器里摇了摇，不到一分钟就给你端上来了。
第一天，在大马路上，我看见许多人都显得很寂寞孤僻；另一些人则端起了架子大摇大摆，好像那块地方是他们买下来的。有许多人的举动好像很冷落生硬，仿佛你待人和蔼客气就是表示软弱无能似的。但是，一到了晚上，当我随着一群穿夏令衣服的人沿着百老汇大街走过去时，我的心就安定下来了。我们离开英国时是峭寒的九月中旬，但抵达纽约后却进入晴暖宜人的晚秋，气温在二十六七度。我沿着百老汇大街往下走，千百万盏电灯亮了，五光十色，像是一些鲜丽的珠宝。在那温暖的黑夜里，我的态度转变了，我认识到美国的意义了：那些高大的摩天楼，那些绚烂悦目的灯光，那些争强斗胜的广告，燃起了我的希望，激发了我的冒险心情。“这就是那个地方呀！”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应当呆的那个地方呀！”
百老汇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像是从事娱乐性行业的；演员，玩杂耍的，演马戏的，表演其他游艺的，到处都是：马路上，酒店里，旅馆里，百货公司里，他们都在谈论自己的表演。你可以听到许多戏院老板的名字：李·舒伯特，马丁·贝克，威廉·莫里斯，珀西·威廉斯，克劳和厄兰格，弗罗曼，沙利文和康西丁，潘塔吉。不论是打杂的女佣，还是开电梯的工人，侍者，电车上的卖票员，酒吧间里的伙计，送牛奶的或制面包的：他们谈起话来都像是一些开戏院的人。你可以在街头听到一些谈话的片断，几位样子像农村妇女的慈祥的老太太说：“他刚去过西部，给潘塔吉一天演三场。只要有合适的脚本，那孩子将来准会是一个挂头牌的歌舞剧演员。”一个看门的说：“你看到艾尔·乔尔森在冬花园里演戏吗。他肯定还有更好的戏码留给杰克戏院呢。”
每天报纸上都用整版的篇幅刊载舞台新闻，编排得就像是赛马的表格式预报一样，并且，也像报道那些引进赛跑的马，把轻歌舞剧按照其受欢迎被喝彩的程度分别列为第一、第二和第三。我们的戏班还不曾进入比赛，但我急于要知道，它赛完后将在表格上排什么名次。我们约定只在珀西·威廉的轮回上演戏院演六个星期。暂时还没有其他戏院来邀我们续演下去。我们在美国待多久，全要由这次演出的成绩来决定。如果演砸了，我们就得回英国去了。
我们定了一间供排练用的房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排练《银猿》。演这出戏的戏班子里，有绰号“怪物”的老沃克，他是著名的德鲁里巷丑角，那年已经七旬开外，虽然有着一条低沉宽亮的嗓子，但是我们在排练时发现他咬字不准，而这次排练时主要是由他来解释剧情。比如“要做出过火的招笑举动，ａｄｌｉｂｉ－ｔｕｍ”这样一句话，他就怎么也不会说。头一天晚上，他急忙中把它说成了“Ａｂｌｉｂ－ｂｌｕｍ”，后来又把它说成了“ａｂｌｉｂｕｍ”，他始终不曾说对过。
卡诺在美国名气很响。所以报纸上把我们的戏码排在第一流演员的上边。我虽然讨厌这出独幕剧，但当然要竭力把它演好。我也希望，像卡诺所说的那样，这出戏“最合美国人的胃口”。
这里我不必再去描写，头一天晚上出场前我是多么紧张着急，一直捏着一把汗。再有，看见那些美国演员在条幕后面望着我们时，我又是多么局促不安。我一出场说的那句笑话，在英国会被认为是非常招笑的，并且是可以被用来预测以下各场是否会演得成功的。那是一个露营的场面。我拿着一只茶杯，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演艺生涯初赴纽约（2）
阿 奇（由我扮演） 早晨好，赫德森。你可以给我一点儿水吗？
赫德森 当然可以。你要水干什么？
阿 奇 我要洗澡
（观众中只发出轻微的笑声，接着就是一片冷冰冰的静寂。）
赫德森 你昨儿晚上睡得好吗？阿奇？
阿 奇 哦，睡得糟透了。我梦见一条毛毛虫追我。
仍旧是一片死寂。于是，我们就这样沉闷地演了下去，只看见条幕后面那些美国演员的脸越拉越长了。还没等我们演完，他们都走光了。
那是一出沉闷无聊的独幕剧，我早就劝卡诺不要把它排为主打戏。我们的戏目里还有其他有趣得多的独幕剧，比如：《溜冰》、《漂亮窃贼》、《邮局》和《议员珀金斯先生》等，那些戏美国观众看了会感兴趣的。但是卡诺老是那样倔强。
在外国演出遭到失败，别的姑且不谈，那情形至少是令人沮丧的。每天晚上演出的都是我们那些热情洋溢、妙趣横生的英国喜剧，但面对着的却是一些冷漠沉默的观众，那确是令人难堪的。我们就像是一伙逃犯似的在戏院里偷偷地走进走出。接连着六个星期，我们一直忍受着那种羞辱。其他戏班的演员都躲开了我们，好像我们害了瘟病似的。我们聚集在条幕后面，准备继续演下一场时，都垂头丧气，含羞带愧，那情形就像是要排列好了等候着枪毙一样。
我受到这种冷遇，感到很孤独，但幸亏是我独个儿住开了。这样我的自卑感至少可以不致于影响了其他的人。白天里，我总是沿着那些漫长得没有尽头、不知道会把我引到哪儿去的大街散步，到动物园、公园、水族馆和博物馆里去解闷。自从我们的戏演砸了以后，我就觉得纽约非常可怕：它那些建筑物太高了，它那物竞天择的气氛压倒了我们。看来五马路上那些华丽的房屋并不是什么住宅，而是一些表彰成功的纪念碑。那些高大建筑和时髦商店，都好像在无情地提醒我，指出我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
有时候我在全市各处溜达，向很远的贫民区走去，穿过麦迪逊广场的公园，看见那儿有好些奇形怪状的孤苦老人，他们坐在板凳上，呆滞的神情中透出了绝望，两眼直瞪着双脚。后来，我继续向前走，到了三马路和二马路。那里的穷人看来都是那么生硬、怨怒、冷漠，有在地上爬的，有尖着嗓子叫的，有哭的，有笑的，有挤在门口附近或太平梯上的，也有涌上街头的。我看了那景象就感到很沮丧，于是又急着要回百老汇大街去了。
美国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想到了什么就做什么，老是不知疲倦地进行尝试。他们衷心向往的是“名利双收”。此外再有：“意外成功！”“一鸣惊人！”“倾销存货”，“捞了钞票就跑！”“改换行业！”这些都是不安本分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却振作了我的精神。说来也矛盾，由于我们的戏班遭到失败，我反而感到轻松了，觉得没有拘束了。在美国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呀。我干吗要死守着演戏这一行呢！我又不是一个献身于艺术的人。我尽可以改行嘛！于是我又有了信心。以后，无论再遇到什么事情，我反正要在美国待下去。
为了在失意中寻找排遣，我想到了求知识学文化；于是我开始到那些旧书铺里去看书。我买了一些课本——一本凯洛格的《修辞学》，一本英文文法，一部拉丁英文字典——下定决心，要研究这几本书。可惜我没能坚持到底。我只略翻了翻那些书，便把它们藏在箱底里，一古脑儿都给忘了——直到第二次去美国时，我才再取出来看。
我们抵达纽约的第一个星期，在戏报上看到一出叫《格斯·爱德华的学生时代》的戏，是由一个童伶班演的。这个戏班里有一个很能吸引人的小家伙，年纪虽小，但样子却很老练。他对赌香烟画片的瘾头很大，老是要和那些舞台工作人员或其他的人掷骰子赌画片儿，当时那种画片儿拿到了联合雪茄烟商店里去，可以调换各式奖品，从镀镍的咖啡壶起，一直到大钢琴。这个叽里呱啦话说得特别快的童伶，名叫沃尔特·温切尔；又过了好些年，他的话仍旧说得那么快，然而，他写的报道却往往有失实之处。
虽然我们剧团的演出遭到了失败，但是戏剧界对我个人却做了极好的评价。《剧艺报》的赛姆·西尔弗曼谈到了我的时候说：“那个剧团里至少还有一个很能逗笑的英国人，他总有一天会使美国人为他倾倒的。”
这时候我们都已死心塌地，准备演满六个星期就卷铺盖回英国了。但是，第三个星期，在五马路戏院演出时，那里的观众多数是当管家和仆役的英国人。我真没想到，那个星期一晚上一开演我们就赢得了一个满堂彩。每一句笑话都把观众招得哄堂大笑。我们剧团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感到很惊奇，因为我预料又会看到往常那种冷落的场面。大概，由于演出时很随便，我就感到轻松自在。因此我那天演得很成功。
那个星期里，有一位戏院经纪人看了我们的戏，就邀我们去西部给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戏院巡回演出二十个星期。我们准备演低级的轻歌舞剧，每天要演三场。
虽然为沙利文和康西丁第一次巡回演出时我们没能够一演而红，但是，和其他的戏班子比起来，成绩还算过得去的。在那个年代，美国中西部是可爱的。那些地方的节拍比较缓慢，气氛富有浪漫色彩；每一家药铺和酒吧间门口，都摆着一个摇骰子的桌子，你可以赌店里出售的任何东西。每逢星期日早晨，大街上一直听到骰子在空洞中发出亲切悦耳的声音；我有好多次用一角钱赢到了价值一块钱的东西。
那些地方生活费用很低。小旅馆里让你住一间房，每天管三餐，一星期收七美元。食品卖得特别便宜。我们剧团里的人主要是到酒吧间吃柜台上卖的便餐。你只要出五分钱，就可以喝一杯啤酒，再在柜台上随意挑一样可口的餐点。有猪蹄圈，咸肉片，土豆色拉，沙丁鱼，通心粉和干酪烘制的布丁，各色各样的香肠片，碎猪肝红肠，意大利香肠，以及热狗等。我们戏班里，有人贪图便宜，就吃得很多，把盆子垛起了一大堆，直到伙计跑来干涉他们，说：“喂！你们要把这一大堆盆子运到哪里去——是准备到克朗代克河去吗？”
我们剧团里一共有十五个人（或许不只十五个），除了付去火车卧铺票费外，每人至少可以从自己的薪酬里省下一半的钱。我的薪酬是一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