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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剧团里一共有十五个人（或许不只十五个），除了付去火车卧铺票费外，每人至少可以从自己的薪酬里省下一半的钱。我的薪酬是一星期七十五美元，我坚持按时把五十美元存进了曼哈顿银行。
我们巡回演出的目的地是太平洋沿岸地区。那一次戏码和我们排在一起、跟我们一同去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得克萨斯州人，他是演空中飞人的，当时他正在三心二意，不知道应当继续和他的伙伴演空中飞人，还是应当改行做一个职业拳击家。我每天早晨和他练拳，虽然他长得比我更高更重，但是我却能够随意地击中他。后来我们成了极要好的朋友，每次练完了拳，我们总是一块儿出去吃午饭。他告诉我，他家里人是得克萨斯州的普通农民，于是他就谈到农庄上的生活。不久我们就想到要放弃演戏，两人去合伙养猪。
演艺生涯初赴纽约（3）
我们合起来有两千美元，两人大做其黄金梦；我们计划在阿肯色买五角钱一英亩的地，开始时买二千英亩，用其余的钱买猪，并整理那片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估计，猪按照倍增生殖率计算，平均每年一窝五头，五年里我们就可以每人赚十万美元。
坐在火车上，我们从窗子里望出去，看到那些养猪场，就激动得像什么似的。我们吃饭，睡觉，做梦，都想到了猪。要不是因为买了一本科学养猪的书，我真会放弃了演戏，成为一名养猪的；可是看到书里那样生动地描写阉猪的技术，我的满腔热情都冷了下去，终于把干这一行的念头抛在脑后了。
这一次出去巡回演出时，我随身带了我的小提琴和大提琴。从十六岁那年起，我每天都要在卧室里练四小时至六小时的琴，每星期我都请戏院里的乐队指挥或者他介绍的人教我。因为我用左手拉琴，所以我提琴上的弦都是按左手拉的需要装的，低音梁和音柱都更换了位置。我很想将来能成为一位首席小提琴手，如果这志愿不能实现的话，那么我就在轻歌舞剧团里拉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认识到自己练这一行艺术是永远也不会出色的，于是我放弃了它。
一九一○年，芝加哥曾以它的丑恶吸引了人们：偏僻，污秽，它是一个仍然保持着边疆时代精神的城市，一个繁华的、热闹的，像卡尔·桑德伯格所描写的“烟与钢”的社会。在我的想像中，它附近是一望无垠的旷野，有点儿像苏联的大草原。这城市具有剽悍的拓荒者那种使人感到生气勃勃的喜悦精神，然而骨子里又隐藏着那种男性孤寂的苦闷。由于要减轻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一种风靡全国的所谓歌舞剧就应运而生，演这种歌舞剧的是一伙举动粗野的丑角，再配上二十来个合唱团的姑娘。这些姑娘有的长得很漂亮，有的已经憔悴色衰。那些丑角有的很会招人笑，而演出的戏则多数是猥亵的色情喜剧，内容是粗俗的戏谑。剧中的气氛突出了“男子汉”的重要性，穿插了一些庸俗的两性之间的纠纷。但是，说来也矛盾，观众们看了这些戏，非但不去想到色欲，反而会对剧中的情节表示同情。芝加哥到处都上演这类的戏；有一出戏叫作《华特生肉庄》，扮演这出戏的是二十个中年妇女，她们长得奇胖无比，一律穿着短裤出场。据广告宣称，这些女演员的体重加起来有好几吨重。她们在戏院外面贴的照片上装出了一副羞羞答答的神气，但是你看了只会感到愁闷。
到了芝加哥，我们住在商业区以外瓦巴希大街上一家旅馆里；旅馆虽然显得冷落和寒碜，但是另具有一种浪漫色彩，因为演歌舞剧的姑娘多数都住在那儿。我们每到了一个城镇里，总是直接赶往戏班子姑娘住的那些旅馆里，我虽然有意拈花惹草，但这种妄想并不曾实现过。夜里，火车在附近高高的路基上疾驶过去，像一架老式电影放映机那样把闪烁的光影投在我卧室的墙上。虽然在那儿并不曾有过什么奇遇，但是我仍旧喜欢那家旅馆。
有一个年轻姑娘，她是那么安静、漂亮，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从来不跟别人合群，走过时老是显出一副忸怩的神情。我在旅馆休息室里走出走进，偶尔经过她身边，但是，始终没勇气跟她搭讪，我应当说，她也没有作出鼓励我的表示。
我们从芝加哥去太平洋沿岸地区时，这姑娘和我们同车；去西部的歌舞团，往往是都走我们所走的一条路线，并且在同一城镇里演出。有一次，我走过车厢里，看见她正在和我们剧团里的一个演员谈话。后来那演员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呀？”我问。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这个可怜的孩子，我真替她难过。”
“为什么？”
这时他靠紧了我一点儿。“你可记得，谣传演戏的姑娘里有一个害梅毒的吗？咳，就是她呀。”
到了西雅图，这姑娘不得不离开歌舞团，进了医院。我们替她募捐，车上所有的剧团都捐了钱。可怜的姑娘，这一来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事情了。但是，她总算运道好，后来又加入了她的歌舞团。当时新出的一种洒尔弗散注射剂治好了她的病。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各地妓院区比比皆是。在芝加哥，万国妓院更是远近闻名，它是艾物利姐妹（两个中年的老姑娘）开设的；相传它以拥有每一个国家的妓女而著名。房间是用各种不同的风格装饰和陈设的：土耳其的，日本的，路易十六时代的，甚至有一个阿拉伯帐篷式的。它是全世界最考究的，也是最昂贵的一所妓院。百万富翁，实业巨子，内阁阁员，参议员和法官，都是那里的嫖客。开完了会的人，为了庆祝达成某项协议，往往把那妓院包下来玩它一个晚上。有一个贪色的富翁，据说在那里面住了三个星期，日以继夜地狂欢作乐。
我们越向西行，我越是觉得那些地方可爱。从火车里望出去，只看见大片的荒野，景色虽然凄凉黯淡，但使我充满了希望。原来，空阔的地方是有益于灵魂的。它能够展开人的视野。现在我的眼界扩大了。那些城市，如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堪萨斯城，丹佛，比尤特，比林斯：到处都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们和其他轻歌舞剧团中许多演员交了朋友。每到了一个城镇里，我们总是六七个人一起，在妓院区里会集。有时候我们赢得了鸨儿的欢心，于是那一夜她就关上了窑子，包给了我们。偶尔也有一些姑娘爱上了演员，跟着他们跑到邻近的城镇里去了。
在蒙大拿州的比尤特，有整个一长条马路和几条横街都属妓院区，那里开了上百家下等窑子，它们里面的姑娘年龄最小的是十六岁，每次收费一美元。比尤特妓院区的女人被夸为中西部最漂亮的，其实这话并不虚假。只是你看见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漂亮姑娘，你就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她是从妓院区出来买东西的。她们到了外边，总是目不斜视，举止十分大方。许多年以后，我和萨默塞特·莫姆争论《雨》一出戏里莎娣·汤普森这个人物。我记得，珍妮·伊格尔斯扮莎娣，穿了一双松紧靴，打扮得那么难看。我对莫姆说，如果蒙大拿州比尤特的窑姐儿那样打扮，她再也别想有生意了。
一九一○年，蒙大拿州的比尤特仍旧是一个“尼克·卡特”式城镇，那里的矿工都穿着长统靴，戴着两加仑帽，拿着红手巾。我亲眼看见一些人在街头开枪，互相射击，一个老年胖警察局长追着射击一个逃犯，犯人最后被困在一条死胡同里，总算不曾被打伤。
我们继续向西前进，我的心情更轻松了，因为看来那些城市更清洁了。我们一路要经过温尼伯，塔科马，西雅图，温哥华，波特兰。温尼伯和温哥华的观众，基本上都是英国人；尽管我当时一心向往美国，但总觉得在英国观众前演出是一件愉快的事。
演艺生涯初赴纽约（4）
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终于到了！这个阳光和煦的乐园，沿着太平洋海岸，绵延千里，到处都是橘树林，葡萄园，棕榈树。旧金山是美国通往东方的出口，那个城市里的食品价廉物美，我在那儿第一次尝到普罗旺斯式田鸡腿、杨梅松饼和鳄梨。我们于一九一○年到达旧金山，那地方经过了一九○六年的那场地震，或者，像当地人所说的，经过了那场大火，已经重新修建起来。虽然山地的街道上还留下了一两条裂缝，但毁坏的残迹已经看不出来。每样东西都是崭新的，漂亮的，包括我住的那家小旅馆。
我们在皇后戏院上演，戏院老板锡德·格劳曼和他父亲都很和气，并且都爱结交朋友。戏报上第一次单独登出了我的名字，但不曾提到卡诺。再说那些观众也真可爱！虽然《银猿》是一出很沉闷的戏，但是演出时场场客满，观众们笑声不绝。格劳曼高兴地说：“你什么时候在卡诺戏班里演完了，就回到这儿来，让咱们一块儿演出。”我以前从来不曾看到人家这样高兴。在旧金山，你会觉察到一种乐观和奋发的精神。
相反，洛杉矶却是一个丑陋的城市，那里天气闷热，居民面有菜色，好像是患有贫血症似的。气候虽然温暖得多，但是空气不及旧金山的清新。将来有一天，等到好莱坞只剩下了威尔夏尔大街上年深日久的柏油坑时，得天独厚的加州北部仍会继续繁荣下去的。
我们在盐湖城结束了第一轮巡回演出，这个摩门教徒的发源地使我想起了摩西如何救出了以色列的子孙。那是一个空落落的城市，它好像是一片蜃景，在烈日的热气中荡漾，而城里的街道那样宽阔，也只有那些走过了大平原的人会设计建筑出来。像摩门教徒一样，城市显得冷漠和严肃——而那儿的观众也是如此。
我们给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戏院演完了《银猿》，回到了纽约，已经准备直接回英国了，但是威廉·莫里斯先生那时正在和其他几个轻歌舞剧团抢生意，决定邀我们演六个星期，在他纽约第四十二街的戏院里演出我们所有的戏目。我们的主打戏是《英国游艺场之夜》，演出大受欢迎。
那个星期的一个晚上，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友人约了两个女友出来玩，为了消磨时间，无意中走进了威廉·莫里斯的美国音乐厅，凑巧看到我们演出的戏。其中一个年轻人说：“要是有一天我当上了老板，我就要邀那个角儿演戏。”他指的是我在《英国游艺场之夜》里扮演的酒鬼。说这话的年轻人当时在Ｄ·Ｗ·格里菲斯的影片公司里当一名临时演员，一天领五美元的薪酬。他叫麦克·孙纳特，也就是后来基斯顿影片公司的创办人。
我们在纽约给威廉·莫里斯演了六个星期，卖座极盛，于是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戏院再一次邀我们去作二十个星期的巡回演出。
我们的第二轮巡回演出将近结束时，我感到闷闷不乐。再有三个星期，我们将先后在旧金山、圣迭戈和盐湖城上演，然后就要回英国了。
离开旧金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