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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1）
我一路上担心着急，最后到了洛杉矶，在一家叫大北旅馆的小客栈里开了一间房间。头一天晚上，我的假日是像平时工作日那样度过的，是去卡诺剧团从前演出的皇后戏院里看第二场戏。检票员认出了我，走过来对我说，孙纳特先生和玛蓓尔·瑙尔芒小姐就坐在后面两排，问我可要坐到他们一起去。我很激动，匆忙中大家悄声介绍了以后，就一起看戏。戏散了场，我们沿大马路走过去几步，在一家德式地下餐馆里吃夜宵喝酒。孙纳特先生看到我那么年轻，感到很惊奇。“我还以为你年纪要大得多哩，”他说。我觉出他对我有点儿不放心，就很着急，因为想起孙纳特的喜剧演员都是一些样子挺老的人。弗雷德·梅斯已经五十开外，福特·斯特林也四十多了。我回答说：“我化装后可以要多么老有多么老。”但是玛蓓儿·瑙尔芒的态度使我心定了一些。其实，即使当时对我有什么看法，她也不会表示出来。孙纳特先生说我不必立即开始工作，应当先到伊登代尔的电影制片厂去，熟悉一下那里的人。我们离开餐馆，一起跳上了孙纳特先生那辆漂亮跑车，最后我被送回客栈。
第二天早晨，我乘电车去洛杉矶郊区伊登代尔。那是一片尚未定型的地方，它好像自己还没打定主意：究竟是要做一个普通的住宅区，还是要成为一个半工业区。那儿有几处堆积木材和抛弃废铜烂铁的地方，此外再有一些看来是无人管理的小农场，临公路的地方盖了一两间木头房子的商店。经过多次询问，我走到基斯顿电影制片厂的对面。制片厂占了一片一百五十英尺见方的地，外面围了一道绿色的栅栏，里面是一些破破烂烂的房子。要进去时，你必须先走完一条花园里的小路，穿过一所平房——整个儿那片地方，看来和伊登代尔一样，也是不曾定型的。我站在对面公路上向它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考虑到底要不要进去。
午饭时刻到了，我看着那些演员，男的，女的，再有基斯顿警察，都不曾卸装，一起从平房里涌了出来。他们穿过公路，走进一家小卖部，出来时都在吃着三明治和热狗。有一些人扯着粗嗓子追着另一些人大声儿喊：“喂，汉克，加油呀！”“叫斯利姆赶快呀！”
这时候我忽然难为情起来，赶快走到路拐角，远离开点儿的地方，留心看孙纳特先生或者瑙尔芒小姐会不会从平房里出来，但是我没看见他们。我在那儿站了半小时，然后决定回旅馆去了。当时要我走进制片厂，去面对着所有那一伙人，那可是一件没法办到的事。接连着两天，我都是已经走到了制片厂外面，但是没勇气进去。到了第三天，孙纳特先生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只得推托了一个事故。他说：“这就来吧，我们等着你。”于是我去到那里，大着胆子走进了那所平房，说我要见孙纳特先生。
孙纳特见我去了很高兴，立即把我带到制片厂里。我完全被那里的情景吸引住了。柔和的光线均匀地布在整个场地上。日光从一幅幅宽阔的白色亚麻布上面折射下来，被分散开了，于是给每样东西添了一种虚无缥缈的色彩。这样分散光线，是为了在日光下面拍电影。
孙纳特给我介绍了一两位演员，这时我对拍电影的过程发生了兴趣。一排并列着三个场地景，三个喜剧班子正分别在各个场地上拍电影。那情形就好像是在看世界展览会一样。有一个场地上，玛蓓尔·瑙尔芒正在乒乒乓乓捶门，一面叫喊：“让我进来呀！”接着摄影机停下了，一场戏拍完了——我没想到，影片就是这样零七八碎地拍成功的。
我要去接替的那一位主要演员福特·斯特林，这时候正在另一个场地上拍电影。孙纳特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福特即将脱离基斯顿，去和环球搭班子。他非常受观众欢迎，场地上所有的人都跟他好。他们围着他的场地看，对他热情地笑着。
孙纳特把我拉到了一边，向我解释他们拍电影的手法。“我们没电影剧本——我们想到了什么笑料，就随着故事的自然发展演下去，最后形成一个追赶打闹的场面，这就是我们喜剧主要的结构。”
这个方法很有趣，但是我个人厌恶追赶打闹的场面。这种演法会埋没了演员的个性；虽然我对电影一行懂的极少，但是我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个性更为重要的了。
那一天，我从这一片场地走到那一片场地，看那几个班子怎样拍电影。他们好像都是在模仿福特·斯特林。这使我很烦恼，因为福特的那种风格是和我不一样的。他扮演一个处境尴尬的荷兰人，在整个一场戏里都说着荷兰口音的话临时编词儿，这很招人笑，但一经拍成默片，这种招笑的成分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孙纳特要我怎样演。他看过我的戏，一定知道我不适于演福特那一类型的喜剧；我的风格恰巧和他的相反。然而，在这个制片厂里，每一个故事，每一个镜头，都是有意或无意地为福特·斯特林设计的；即连罗斯科·阿巴克尔也是走斯特林的路子。
显然，这电影制片厂从前是一片农场。玛蓓尔·瑙尔芒的化装室设在一间旧平房里，隔壁另一间房是给普通女演员上装的。平房对面的建筑，从前肯定是一个牲口棚，现在改成了一个统间化装室，在那里面化装的是班底的一些小演员和基斯顿警察，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前演马戏的丑角或职业性赛拳的。分配给我的是麦克·孙纳特、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尔等主角演员用的化装室。那是另一所牲口棚式的建筑，它从前也许是一间存放马具的房间。除了玛蓓尔·瑙尔芒以外，还有几个美丽的姑娘。那里有一种优美与丑陋混合而成的奇特无比的气氛。
接连着好几天，我一直在制片厂里到处溜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拍戏。我偶尔看见孙纳特在场地上走过，但是他总是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到我。于是我感到很不安，担心他会后悔不该邀了我，而这样我神经上就一直很紧张。
每天，我心情的好坏都要由孙纳特决定。如果他碰巧看见了我，朝我笑一笑，这就给我添了希望。厂里其他的人都对我抱一种观望的态度，但是，我觉得，也有人在怀疑我代替福特·斯特林是否能够胜任。
星期六到了，孙纳特显得十分亲切。他说：“到办公室领你的薪水去。”我对他说，我更急于要工作。我很想和他谈一谈有关模仿福特·斯特林的问题，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说：“别着急，咱们以后再谈。”
九天过去了，一直这样闲着，我紧张得很痛苦。但是福特总是安慰我，下班后他有时候让我搭他的车到闹市区里，我们一起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喝杯酒，和他的几个朋友碰碰头。有一个朋友，一位埃尔默·埃尔斯沃思先生，我起先很不喜欢他，觉得这个人相当粗俗，他老是半开玩笑地讥刺我：“我知道你要顶福特的位子了。可是，你能逗人笑吗？”
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2）
“这我不敢夸口，”我尴尬地说。他这样取笑，我感到很窘，尤其是当着福特的面。幸而福特很客气，他用这两句话给我解了围：“你没看到他在皇后戏院扮演那个酒鬼吗？非常逗人笑。”
“嗯，他还没把我逗笑过呢，”埃尔斯沃思说。
埃尔斯沃思是一个大块头，浑身臃肿，那样儿像是患疬子颈的，他带着一副愁闷和猥琐的神气，有着一张光溜溜的脸，一双忧郁的眼睛，一张皮肤松弛的嘴，一笑就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地方。福特还一本正经地悄声儿告诉我，说他是一位文学、经济和政治学权威，是国内知识最渊博的一个人，并且是富有幽默感的。然而我却不能欣赏他这些优点，总是设法躲开了他。可是，一天晚上，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他说：“这个英国佬已经开始拍戏了吗？”
“还没开始，”我惶悚不安地笑着说。
“我说，你最好是能逗人笑呀。”
这位先生已经给我吃了不少的苦，这时候我把他自己的药回敬了一些给他：“是呀，如果是我能够有一半儿像您的长相这样逗人笑，那我就成功啦。”
“啊呀！这句俏皮话可真够挖苦的，对吗？单凭这一句话，我就得请他喝一杯。”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孙纳特出去拍外景，玛蓓尔·瑙尔芒和福特·斯特林的班子也都跟着去了，电影制片厂里剩下了没几个人。仅次于孙纳特的基斯顿总导演亨利·莱尔曼先生准备拍一部新片子，要我在里面扮一个新闻记者。莱尔曼这个人很爱虚荣，因为自己导演了几部机械性质的喜剧片很成功，就沾沾自喜。他老是说他不需要什么个性，说他的影片能招笑，完全是靠了机械的效果和剪接的技巧。
当时我们没有电影故事。需要用一些演喜剧的手法来拍一部模拟印刷厂的真实性故事影片。我穿了一件大礼服，戴了一顶大礼帽，贴上了两撇翘胡子。我们已经要开始拍了，这时我看出来，莱尔曼还在想笑料。我那时刚来到基斯顿，当然很热心，想要给他出点儿主意。但是，我与莱尔曼之间就因此产生了矛盾。在我会见报馆编辑的那一场里，我加进了所有我能想得出的俏头，甚至向班子里其他的人出主意。虽然拍完这部影片只花了三天时间，但是我认为我们拍了一些非常逗笑的镜头。然而，当我看到制成的片子时，我伤了心，原来剪接的人剪去了所有我招笑的地方，把影片割裂得我认不出来了。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许多年后，亨利·莱尔曼自己说了出来，原来那是他故意给剪了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他认为我知道的太多了。
我和莱尔曼拍电影的第二天，孙纳特拍完外景回来了。那一天福特·斯特林占了一片场地，阿巴克尔占了另一片场地，三个班子同时拍戏，整个场地上都挤满了人。我穿着平时穿的衣服，没什么事情可做，就站在孙纳特看得见的地方。这时他站在玛蓓尔身边，嘴里叼着一支雪茄，正在仔细打量一个旅馆休息室的布景。“咱们现在需要一点儿笑料呀，”他说，接着就向我转过身来。“你扮上一个丑角吧。什么样儿的都行。”
我不知道应该扮什么样儿是好。我不喜欢我那一身新闻记者的装扮。在去化装室的路上，我忽然有了主意：我要穿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和一双大鞋子，拿一根手杖，戴一顶圆顶礼帽。我要每一件东西看上去都显得不合适：裤子是松泡泡的，上衣是紧绷绷的，礼帽是小的，鞋子是大的。我起先有点儿犹豫，不知道应该扮得年老还是年轻，后来想起了孙纳特希望我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