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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和表像》，但只是偶尔随手翻阅一下，四十年来始终不曾精读一遍。对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我至今仍然感到困惑。我觉得，他那满腔热情过分地激动了，他作为一位民族诗人过分地神秘了。在化装室里，休息时间我有时候还喜欢看看吐温、坡、霍桑、欧文和黑兹利特的作品。在第二轮巡回演出期间，也许我并没能够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读很多古典作品，但是我却充分地体会了演戏行业下层中那种沉闷的滋味。
演艺生涯离开美国（2）
在轮回上演的戏院中演低级轻歌舞剧，使人灰心丧气，一星期演七天，每天演三场，有时候甚至要演四场，这样拼命苦干时，我对美国所抱的那些希望一时都烟消云散。相比之下，在英国演轻歌舞剧就像到了天堂里一样。单说我们在英国每星期只演六天，每晚只演两场。但有一点是差强人意的：在美国我们可以稍许多攒下一点儿钱。
我们在内地一连演了五个月，那种沉闷无聊的生活我已经过得心灰意懒，所以，等到我们在费城有一个星期的休假时，我高兴极了。我正需要有一些变化，需要改变一下环境——需要忘记我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我已经厌烦低级歌舞剧那种沉闷的演出，决定要尽量享受一星期富有浪漫色彩的闲适生活。我已经积了很多钱，一下子想开了，决心痛痛快快地花它一下。为什么不去花它呢？我省吃俭用地积下了这些钱，等到有朝一日没活干时，又得那样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干吗不趁现在稍许花它一点儿呢？
我买了一件昂贵的睡衣和一只时髦的旅行箱，总共花了七十五美元。店员十分客气：“我们可以给您送去吗，先生？”单是他这一句话，就给了我一种优越感。我现在要去纽约，要一洗演下等轻歌舞剧的积郁和烦闷，要摆脱掉干这一行的单调生活。
我去阿斯特旅馆定了一间当时认为是相当豪华的房间。我穿着我那件下摆裁成圆角的时髦上衣，戴着圆顶帽，拿着手杖，当然，还提着我那只小箱子。看到休息室里那样富丽堂皇，旅客们趾高气扬，旁若无人，我在客房登记的时候微微有点儿哆嗦。房钱是美金四元五角一天。我怯生生地问，要不要预先付款。办事的十分客气，他殷勤地说：“哦，不用，先生，不必预先付。”
我走过那间金碧辉煌、奢华富丽的休息室，情绪上很是激动，所以，一到了自己房间里，我只觉得想要哭。我在屋子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一会儿仔细看浴室里那些精致考究的水管龙头，一会儿试一试那些充沛畅急的冷热水。多么豪华的生活，可以尽你去享受啊！
我洗了澡，梳好头发，穿上我的新浴衣，准备充分享受我用美金四元五角代价换来的奢侈生活……我很想阅读一点儿什么东西，看一份什么报纸。但是我不好意思打电话去叫送一份报纸来。于是我端起一张椅子，在房间当中坐下，打量四周的一切，我在繁华富丽中觉出了忧郁。
过了一会儿，我打扮好了，走下楼去。我问清楚了大餐厅在哪里。那时候吃晚饭还早；餐厅里只有一两个人在用餐，几乎所有的座儿都是空着的。茶房头儿把我领到窗口一张桌子眼前。“您这儿坐好吗，先生？”
“哪儿都行，”我用我最悦耳的英国口音说。
突然间，侍者们一窝蜂赶到我跟前，送来冰水，递上菜单，端上黄油和面包。由于心情过于激动，我这时并不觉得饿。但是我还是做做样子，点了清炖肉汤、烤子鸡和餐后吃的香草冰淇淋。侍者递给我一张酒单，我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点了半瓶香槟。我只顾扮演自己的角色，也无心去品尝那些酒菜。吃完了饭，我赏了侍者一块钱小费，这在当时是特别阔气的了。但是，想到我一路走出来时侍者们那样向我鞠躬和注意我，我觉得这点儿钱还是花得值得的。我毫无缘故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在那儿坐了十分钟，然后洗了手，走了出去。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爽适，我的心情也爽适，我踏着稳定的步子，向大都会歌剧院走去。那里正在上演《汤豪舍》。我从来不曾看过这大歌舞剧的整出，只是在轻歌舞剧中看过它的片断，因为我不喜欢这出戏。但是这会儿我却很有兴致要去看它一下。我买了一张票，在二楼厅座里占了一个位子。歌剧里演员说的是德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也不知道戏里的情节。但是，当那死去的皇后在朝圣者合唱队的歌声中被抬过场时，我伤心地哭了。那出戏仿佛结束了我整个辛苦的一生。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我不知道邻座的观众对我有什么想法，但是我走出剧院时步履蹒跚，情绪上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我在商业区里净拣那些最黑暗的街道走，因为我已经受不了百老汇大街繁华喧闹的刺激，我不能立即回到旅馆那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屋子里，必须是先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后来，等到恢复了宁静，我就准备直接回去睡觉。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我刚要走进旅馆时，忽然迎头遇见海蒂的哥哥阿瑟·凯利，他以前一向是在海蒂那个歌舞团里任管事的。因为他是海蒂的哥哥，所以我和他交了朋友。现在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
“查理！你上哪儿去呀？”他问。
我漫不在意地向阿斯特旅馆那面点了点头。“我正要回去睡觉。”
这句话对阿瑟产生了影响。
这时候他身边还有两个朋友，他给我介绍了，然后提议大伙儿一起去麦迪逊大街他的公寓里喝咖啡，闲谈一会儿。
那是一套很舒适的房间，大家随意坐下了，东拉西扯地闲谈起来，阿瑟一直小心翼翼不提我们过去的事情。同时，知道了我住在阿斯特旅馆，他很想探听我的底细。但是我守口如瓶，只说我是来纽约度两三天假期的。
阿瑟已和他当年住在坎伯韦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他现在是他姐夫弗兰克·Ｊ·古尔德的助手，已经成为一个很阔绰的商人。我听他谈到那些社会新闻时，就感到更加愁闷无聊。阿瑟提到他的一个朋友时，说：“那是一个有教养的小伙子，我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是很好的呀。”我听到他这样关心门第，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我和阿瑟几乎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了。
我在纽约只待了一天。第二天早晨我就决定回费城去。虽然那一天给我带来了所需要的变化，但也使我感到愁闷和孤寂。现在我又需要朋友了。我只想到要在星期一早晨演出，可以遇到我们戏班里那些同事。虽然心里讨厌再去干那种沉闷的工作，但我对那一天优美的生活已经感到满足。
回到费城后，我信步走到戏馆里。里夫斯先生收到了一份电报，他拆那电报时我刚巧在旁边。他说：“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拍给你的。”电文是：“你班内有无卓福英或与此姓相似之人？如有，请其与百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二十四号凯塞尔与鲍曼事务所联系。”
我们戏班里并没有姓这个姓的人，但是里夫斯说，这也许就是指的卓别林。这时我激动起来，因为，据我知道，隆加克大厦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中段，大厦里满都是律师事务所，记得我有一位阔绰的伯母住在美国什么地方，于是我想入非非：会不会是她故世了，给我留下了一笔财产呢。于是我就复了一个电报给凯塞尔与鲍曼，说戏班里有一位卓别林，也许是他们所要找的人。我焦急地等着回电。回电当天到了。我拆开了电报。电文是：“可否请卓别林速来我事务所？”
演艺生涯离开美国（3）
我心情激动，满怀希望，第二天搭了早车去纽约，从费城到那里只消两个半小时。我不知道将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只是在幻想：自己坐在一间律师事务所里，听人家宣读一份遗嘱。
但是，一到了那儿，我就有些失望，因为凯塞尔与鲍曼并不是什么律师事务所，而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然而，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却是够刺激的。
查尔斯·凯塞尔是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股东之一，他说麦克·孙纳特先生曾经看到我在第四十二街美国音乐厅扮演一个酒徒，如果我确是那个演员的话，他很想邀我去代替福特·斯特林先生。我过去常常想到要拍电影，甚至提议和我们戏班老板里夫斯合伙，买下所有卡诺剧团的独幕剧上演权来拍电影。但是里夫斯顾虑重重，不敢贸然从事，因为我们对拍电影都是外行。
凯塞尔先生问我可曾看过基斯顿的滑稽影片。我当然看过好几部，但是我不说那些影片都是些胡打混闹、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只有一个黑眼睛的漂亮姑娘，名叫玛蓓尔·瑙尔芒的，我觉得她很讨人欢喜，也只是由于有她的穿插，那些影片才值得一看。我对基斯顿型的滑稽影片并不十分热心，但是我知道它们的宣传价值。这一行我只消干它一年，再回去演轻歌舞剧就可以成为国际有名的红角儿了。再说，这是新奇的生活，有趣的环境。凯塞尔说，合同签订后，我要拍三部电影，周薪是一百五十美元。这比我当时在卡诺戏班里拿的薪酬要多上一倍，但是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我一星期至少要有二百美元。凯塞尔先生说，这要由孙纳特先生决定，他将通知在加州的孙纳特先生，然后让我知道他们商量的结果。
我等候凯塞尔的回音时，急得心神不宁。也许，我讨价太高了吧？最后回信来了，说公司愿意和我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薪水头三个月是每周一百五十美元，其余的九个月是每周一百七十五美元，我生平从来不曾拿过这么许多钱。合同将从我们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戏院的演期满时开始。
多谢上帝保佑，我们在洛杉矶皇后戏院演出时大受欢迎。演出的一出喜剧叫《俱乐部之夜》。我扮演一个老态龙钟的酒徒，看上去至少有五十岁。孙纳特先生也去看那出戏，戏演完了，他向我祝贺。在那次短促的会晤中，我注意到，他长得很魁梧，厚唇，大嘴，窄脑门儿，大腮帮子：这一切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但是我在猜想，不知道将来他和我共事时能融洽吗？那次会晤时我一直十分紧张，惟恐他对我不满意。
他随便地问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他们的公司。我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卡诺戏班的合同满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在堪萨斯城和戏班分手时，又踌躇起来。这时戏班即将回英国，而我则将往洛杉矶，要全靠自己去打天下，但又感到不是太有把握。在演出最后的一场之前，我叫了一些酒来请大伙儿喝，想到要和他们分别，不觉依依不舍。
我们戏班里的一个演员，叫阿瑟·丹多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我，这时要开我一次玩笑，就悄悄地说，戏班里要赠给我一件小小的礼物。说真的，我听了这话很是感动。但是结果根本没这么一回事。等到大伙儿都走出了化装室，小弗雷德·卡诺才老实告诉我，说丹多本来还准备先发表一篇演说，然后送给我那件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