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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当是由女的出面，”我回答。
“那我应当说些什么呢？”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
第二天，我接到通知，说内格里小姐不能见我，但没说明原因何在。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她的女仆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来，说她家小姐病得很厉害，问我能不能立刻去一趟？我一到那里，就被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仆领进了客厅，只见波拉小姐两眼紧闭着躺在一张长椅里。后来她张开了眼睛，哼哼着说：“你真狠心呀！”就这样，我扮演了一次卡萨诺瓦。
过了一两天，派拉蒙影片公司经理查理·海顿打电话来。“你给我们招来了很多麻烦，查理。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
“当然可以。就请到我家里来吧，”我说。
于是海顿来了。他来时已近午夜。这个身体矮胖、容貌猥琐的人，我觉得，凭他那副样儿在一家批发货栈里管事倒挺合适；他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查理，报上登的这些谣言，把波拉都给气病了。你为什么不发表一篇声明，把这些谣言平息一下？”
我见他态度傲慢无礼，就直冲他瞅着。“你要我说什么？”
他试图用开玩笑和不介意的口气掩饰他的窘态。“你喜欢她，对吗？”
“我认为，这一类的事情谁也管不着，”我回答。
“可是，我们公司已经在这个女人身上投资了一百万！报上这些宣传给她的影响很坏。”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查理，你既然喜欢她，为什么不就娶了她呢？”
进入联美联美影片公司（3）
这时，从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侮慢态度中，我看不出有丝毫玩笑的意味。“如果你以为，只是为了要保护派拉蒙公司的投资，我就会和一个人结婚，那你完全想错了！”
“那么，你就别再和她见面吧，”他说。
“这要由波拉决定，”我回答。
谈到后来，我用玩笑口气淡淡地说，我在派拉蒙公司里没股份，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该娶她。我和波拉的关系就这样突然地开始，又同样突然地告终。此后她没有再来找我。
就在我和波拉打得火热的那一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姑娘来到了电影制片厂；她是从墨西哥城一路步行到这儿来找查理·卓别林的。我因为已经对一些影迷有过几次经验，所以关照我的经理“好好地把她打发走”。
这件事随即被丢开了，可是后来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位小姐坐在门口台阶上。我一听这话，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吩咐仆人叫她离开，说我暂时留在制片厂里，等到事情完了再回去。十分钟后，听说她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波拉和雷诺兹医生夫妇在我家里晚餐，我把这件事情说给他们听了。我们推开前门，四面望了望，看那姑娘是否确实不曾再回来。可是，饭刚吃到一半，仆人冲进餐厅，脸色都白了。“她在楼上，睡在您的床上！”仆人说他去收拾屋子，给我铺床，发现她穿着我的睡衣躺在床上。
我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让我去会她，”雷诺兹说着离开了座位，急忙走上了楼。我们其余的人都坐在那儿，静候事态的发展。过了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了。“我跟她作了一次长谈，”他说，“她年纪很轻，人也长得漂亮——谈话很有条理。我问她为什么睡在你床上。‘我要见卓别林先生，’她说。‘你可知道，’我对她说，‘你这样会被认为是有精神病，可能被送进疯人院吗？’她一点也不在意。‘我又不是疯子，’她说，‘我只不过是崇拜卓别林先生的艺术，所以从墨西哥远道来见他。’我对她说，她最好还是脱掉你的睡衣，穿好自己的衣服，立刻离开这儿，否则我们就要去叫警察了。”
“我想见一见这位姑娘，”波拉装模作样地说，“叫她下楼来，到起居室里去。”我犹豫不决，觉得这样会使大家很窘。但是后来姑娘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雷诺兹说得对：姑娘长得年轻漂亮。她说已经在制片厂外边徘徊了一天。我们请她吃饭，但是她只喝了一杯牛奶。
她坐在那儿喝牛奶时，波拉向她提出了许多问题。“你是爱卓别林先生吧？”（这时我眨了眨眼睛。）
姑娘大笑。“爱他呀！哦，没有的事，我只不过是崇拜他，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艺人。”
波拉问：“我的影片你看过吗？”
“看过，”她漫不经心地说。
“你觉得它们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不是像卓别林先生那样一位伟大的艺人。”
当时波拉的表情挺有意思。
我警告那姑娘，说她的行动会引起误会，然后问她可有回墨西哥城的盘缠。她说她有钱；于是雷诺兹又劝了她几句，她就走了。
但是，第二天中午，男仆又冲进了房间，说她服毒了，这会儿在路当中躺着。我们毫不怠慢，立刻打电话报告警察局，用救护车把她送走了。
第二天报上把这件事大肆宣传，刊出了她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医生已经给她洗了胃，她正在接见新闻记者。她说并没服毒，只是为了要引人注意，又说她并不爱查理·卓别林，她来好莱坞，只是想要拍电影。
她出院后被交给福利会照管，福利会写了一封措词委婉的信给我，问我能否资助她返回墨西哥城。信里说：“她并无恶意，不是坏人。”于是我们代她付了回乡的旅费。
现在我可以给联美拍第一部喜剧片了，于是我一心要拍出一部比《寻子遇仙记》更为成功的电影。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搜索枯肠，要想出一些剧情来。我老是对自己说：“下一部影片一定要成为一首史诗！一首最伟大的史诗！”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情节来。后来，一个星期天早晨，在范朋克家里度周末，早餐后我和道格拉斯一起闲坐，看几张立体风景照片。有几张照的是阿拉斯加和克朗代克河的风景，一张拍的是奇尔库特山口，一长列勘探金矿的人，正在攀越那冰冻的山峦，画片背面还印了一段说明，描写这些人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克服困难。我想，这可是一个精彩的题目，它可以刺激我的想像。果然，各种离奇念头和喜剧动作立刻在我脑海中涌现，虽然我还没有一篇故事，但故事的轮廓已经开始形成。
创作一部喜剧时，说来也矛盾，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我想，这是因为嘲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每到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用嘲笑的态度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发疯。我看过一本书，它讲到唐纳移民队去加州时怎样迷失了路，被大雪困在内华达群山中。一百六十个拓荒者，最后生还者只有十八个人，多数人都冻饿而死。有的人饿得只好吃死尸，还有人为了充饥，把自己的鹿皮鞋都烤了吃。从这些悲惨的描写中，我想到了影片中最好笑的镜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我把我的皮鞋煮了吃，一面还剔出那些钉子，仿佛它们是美味阉鸡的骨头，并且津津有味地大嚼那些鞋带，仿佛它们是一些细面条儿。这样饿得要发狂时，我那同伴就把我想像成为一只鸡，想要把我夹生的吃了。
那六个月里，我想出了一系列喜剧片镜头，于是，也不用剧本，我就开始拍摄，相信从喜剧的穿插和动作中可以演出一篇故事来。当然，我走了不少冤枉路，许多有趣的镜头到后来都被剪去了。其中有一组镜头，拍的是流浪汉和爱斯基摩姑娘谈爱情，姑娘教流浪汉学爱斯基摩人那样互相擦鼻子代替接吻。流浪汉要离开她去找金矿时，依依不舍地道别，把鼻子抵着她的鼻子热情地擦着。已经走开了，流浪汉再转过了身，用中指摸摸自己的鼻子，向她最后抛了一个“吻”，接着又偷偷地把指头在自己裤子上擦了擦，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有点儿伤风感冒了。但是，有关爱斯基摩人的部分后来都被剪去了，因为它们和片中舞女的更重要的故事有了抵触。
拍《淘金记》的时候，我第二次结婚。由于我们有了两个儿子，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而我又非常爱他们，所以有关这次婚事我就不去详细加以记述了。我们婚后，过了两年，都试图使生活过得美满，然而，毫无希望，结果还是招来了很大的痛苦。
进入联美联美影片公司（4）
《淘金记》在纽约河滨戏院上映，我去主持初映典礼。影片一开始，就看到我兴冲冲地绕过一座悬崖，不知道自己背后跟着一头熊，观众们都狂笑鼓掌。直到终场，只听到笑声，间或还杂着掌声。后来联美公司的销售经理海勒姆·艾布拉姆斯走过来拥抱我。“查理，我保证这部影片一共至少可以卖六百万。”结果真的是卖了那么多钱！
初映结束，我病倒了。那时我住在里茨旅馆，一天忽然觉得透不过气来，就慌忙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我快死了，”我喘着气说，“找我的律师来呀！”
“律师！你是要请一位医生，”朋友也慌了。
“不，不，去找我的律师，我要立遗嘱。”
我的朋友惊慌失措，律师和医生他都给我去找了，但是那时候我的律师凑巧在欧洲，所以只来了医生。
医生照例检查了我的身体，发现并没有什么别的病，只是神经衰弱。“这是因为天热的缘故，”他说，“离开纽约，到海边去一趟，你可以在那儿静养几天，呼吸海滨的空气。”
半小时内，我已被匆匆忙忙送到了布赖顿海滨。在路上我莫名所以地哭了。后来，我住进了临海的一家旅馆，占了一间前房，坐在窗口深深地呼吸海滨的空气。但是这时候有许多人聚集在旅馆外面叫喊：“喂，查理！”“你好啊，查理！”我只好从窗口移到里边去坐，免得让他们看见了。
突然，听见像狗叫似的一声尖号。一个人掉下水去了。救生员把他抬起来，就放在我窗口前面，给他施行急救，但是为时过晚，他已经死了。救护车刚把他送走，又听见一声惨叫。前后一共抬进来三个人，后面的两个被救活了。我比刚来时更加紧张了，决定还是回纽约去吧。过了两天，我差不多完全好了，于是又回加州去了。
进入联美玛丽昂·戴维丝（1）
回到贝弗利山，我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邀我去他家会见格特鲁德·斯坦。我到了那里，斯坦小姐正坐在客厅当中一张椅子上，穿了一件花边领子的棕色衣服，双手放在膝上。不知怎的，她那样儿有些像凡高画的鲁兰夫人，不过格特鲁德不是把红发在头顶上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