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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比，满清即使有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能臣干吏，又于事何补呢？
要知道，经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当时清国的GDP绝对高于日本，而支撑战争的工业与装备，也不比日本差。有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有当时在世界也不算落后的汉阳铁厂和江南制造局。——“同治中兴”也不仅仅是靠嘴皮子吹出来的。
但这样一个烂到家的政权，拥有再先进的海军又有何用呢？就如一个病入膏肓、浑身无力的巨人，给他一把屠龙宝刀，也杀不死朝气蓬勃的少侠。
从甲午海战到庚子之乱，我们常用“后党”、“帝党”之争来解释当时政治混乱的原因。
一个非现代的国家，如果有两个权力中心，肯定非国家和百姓之福。——现代的民主国家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分开，当然不存在这类问题。慈禧名义上“归政”于光绪，但她仍然权柄在手，以她为中心，形成了“影子内阁”。以往许多史家简单地把翁同和归为“帝党”，把李鸿章归为“后党”是脸谱化的史学观。李鸿章作为传统的汉族知识分子，他确实想为大清朝和天下百姓作些事情的。可是他一个汉族人，无论如何不能被满蒙贵族集团容纳，他只能以自己技术上的才干极力弥补出身的先天不足。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场景是，就办银行的事情他与赋闲在家的恭王商议，恭王说我太了解我那位嫂子了，中堂你也别太认真了。李鸿章说，我认真办事为的可是你爱新觉罗氏的天下呀。作为干练的能臣，李鸿章自然只能请示真正的权力中心，否则他更是寸步难行。
当慈禧正在试穿寿典上的礼服时，李鸿章就是否向日开战来请示慈禧。慈禧说：“这事问皇上好了。”深谙宫廷情势的李鸿章自然知道，光绪无权，所以一再说：“我还得请懿旨。”
李鸿章不得已而如此。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名义的，一个是实质的）真是可恶之极。实质的权力中心做出决定，但不承担责任。太后慈禧作出了利用义和拳，和西方诸国开战的决定，而最后战败的责任，自然不用她来负。
《走向共和》第二个难解的题就是：中国，搞君主立宪为什么那样难？
慈禧揽权，确实可恶，但慈禧代表的决不是她一个人利益，而是整个满清部族利益。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中国自古非完全的皇帝独裁，也不是军人政治、贵族政治，而是读书人的“士人政治”。虽是一家之言，却有一定的道理。
从汉代到宋代，中国的皇室和政府是分开的，皇权之外，另有相权。皇帝也不是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所以当碰上如汉武这样有雄才的皇帝，那么相权就萎缩，如果碰上曹操这样的宰相，皇帝就是傀儡。当如论如何，皇权和相权名义上是有区别的。到了明代，废宰相，但宰相的职能还在，无非皇帝亲任政府首脑而已。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这也为明代宦官揽权开了方便之门。
而清代，为了维护其满族部族利益，其政治设计是个“四不象”。不但废相，后来还用军机处代替真正的内阁。钱穆谈到清代的政治制度时说，“清代的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些制度的含义呢？”“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
因此说，清朝的皇帝和朝廷，首先是满蒙贵族这个集团的皇帝和朝廷，然后才是天下人的皇帝和朝廷。这种格局没有真正的“皇帝专制”。如果像日本真正由天皇掌握权力，倒可以较顺利地搞立宪；如果碰见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可以打破鳌拜这样代表满蒙贵族对他的钳制，真正做到“乾纲独断”，如果碰上同治、光绪这样长在慈禧羽翼下的皇帝，纵使有天大的志向，也是枉然。
所以钱穆说：“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绝不容有所谓的立宪的。”“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的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懂得政治上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族部族主权的政治。”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理解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汉臣何以不能像王安石那样可以变法。我们也能理解满清从1904年搞“立宪”闹剧后，搞出一个内阁整个就是皇亲国戚把持的“满蒙内阁”，这样的“立宪”是还权于满蒙贵族，而不是还权于天下人。这样的满清政权，对汉族人，他们需要的是能办事、很听话如李鸿章那样的技术性官僚，而不是有独立见解的政治家。
看《走向共和》，我忽地想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都是苏共党员，戈氏还是苏共的总书记和苏联的总统。他个人交出权力，推进改革，从戈氏本人来说，完全没有障碍。但最大的障碍是戈氏背后的某个集团。戈氏不可能真正搞个人独裁，然后像彼得大帝那样，利用个人的独裁，推进改革，带领俄罗斯走向新生。他必须受制于把他推上权力顶峰的那个集团。所以就有了8。19的巨变，只有打破戈氏和叶氏背后那个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国家权力才能真正成为“公器”而不是某集团的“私器”，从而使俄罗斯真正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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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悼李慎之先生
（起2K点2K中2K文2K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37：00 本章字数：2329）
（一）
独坐书斋，窗外人影稀少。这个首善之区此刻非典肆虐，令人谈之色变。流言蜚语满城，米面药品脱销。自来到北京10年来，我还从未见过如此之状。
我努力想使自己沉静下来，写点什么祭奠李慎之先生。就在10天前，我们刚刚送走另一位铁骨铮铮的吴祖光老人。
我想起吴先生的感叹：我们的冬天太长了。
我想起慎之先生的呐喊：我们需要重新启蒙。
北京的春天，总是这样匆忽。刚刚河面开冻，嫩柳吐芽，有些个春天的意味。转眼几场风沙，春天就已无踪影。今年春天没有什么风沙，却来了比风沙可怕得多的非典。明媚的春光，祥和的春光，为什么总是这样难以亲近北京？
在这个萧瑟的暮春，两位先生先后谢世，这是否是上苍的有意安排？在全民战非典的今日，两位先生的归去，似乎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死者已矣，生者还得想办法活下来，这是人世间的定理。我只是担心，先生的忧虑，是否随着先生的仙逝而灰飞烟灭，先生的声音，是否会因为先生的故去而成为绝响？
（二）
许许多多像李慎之这样属于“一二九”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救亡压倒启蒙的三十年代，他们慨然地奔赴延河之边，他们认为自己投身的是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
然而，革命终究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可叹的是，一些人被吃了，还认为自己是古尔邦节上献给真主的羊。无悔地走上祭坛。
然而，像李慎之、韦君宜这样的知识分子，毕竟在青年时代受过民主与自由的启蒙，他们的脑子并没有完全生锈，他们看到，所谓的祭司们，原来是一群龌龊的城狐社鼠，于是他们不愿意自我麻木下去了，他们反思，他们说真话。
然而，有人害怕说真话。
（三）
作为这个体制“哺育”长大的年轻人，我知道先生实在是太晚了。1999年共和国那场举世瞩目、排场空前的生日party过后，一位朋友将先生《风雨苍黄五十年》发给我，我一口气看完后，如海涛拍岸，如疾风拂背，如响雷震耳。我久久不能平息。
一个在体制内浸染几乎一生的老党员，一个追寻那种如彩虹一样的理想的知识分子，一个历尽磨难而依然痴心不改的中国人，先生的语言实在是太有力量了。不，不是语言，语言仅仅是载体，是思想，也不仅仅是思想，书斋里的思想是苍白的。先生经过炼狱，经过幻灭，蓦然回首，原来一生追求那个心中的“圣女”原来是个人尽可夫的荡妇！
许多和李慎之有相同经历的人不是不明白，只是垂暮之年，不愿意否定自己的初恋，那种从迷蒙中醒来的痛苦是撕心裂肺的。而先生不，先生敢于剖开自己的胸膛，敢于面对幻灭。为了社会，为了民族，把“酒醒帘幕低垂，梦后楼台高锁”的醒悟留给世人。
曾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先生，官至“卿贰之贵”，不用学那些曲学阿世之徒，就是沉默不语，也会“夕阳无限好”。然后先生不，先生依然说出那些叫许多高高在上者所不乐意的真话。说真话，先生要付出代价，但先生无所畏惧。
有人诟病先生的自由主义立场，认为先生对美国式民主有着狂热的偏执，认为先生的思想并不缜密。
再逻辑严密、语言优美的谎言，因为根子是假的，终究是谎言；而真话无论用多么粗糙的词汇表达，它到底是真话。
先生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先生说，：“问题在于要看清甚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人诘问这句话，认为按中山先生本意，不仅民不政治是世界潮流，弱小民族的解放也是世界潮流。此话不错，但弱小民族的解放和民主政治岂能分割开？从中山先生说此话到今天，80多年过去了，哪一个仅仅实行民族解放而没有步入民主政治的民族强大过？看看伊拉克，看看北朝鲜，看看古巴，不是都实现了民族解放与独立吗？反观韩国等国，独立与民主并行，才有真正的富强。
（四）
先生在《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中说道：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反面教员，我们对之进行细致的解剖，深刻的反省，由此得出鲁迅所谓“立人”的正道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五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就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
这语言何等的振耳发聩？一个还迷信集权甚至皇权的社会，一个个人思想和才智不能得到自由发挥的社会，即使有暂时的繁华，也只能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所谓的“康乾盛世”不是很好的例子吗？
（五）
年逾八旬逝去，已是高寿，丧事也是喜丧，本不应该有什么遗憾的。
但我还记得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文末那段话：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