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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异乡的人，有的是出于被迫，有的是出于一种选择。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出于选择，漂泊者无不怀着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漂泊会给他带来机遇，希望在经历一番漂泊的艰辛之后，过上优于以往的生活。而漂泊异乡的孤独与无助，对大多数漂泊者来说，只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因为漂泊者在异乡生活一久，其感受也会如在故乡：有朋友、有亲人、有家庭、有事业，有一个人应有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基础。漂泊的生活可以磨炼一个的意志，锻炼一个的生存能力，可以使多愁者变得乐观，使柔弱者变得坚强。我相信，一个曾饱尝漂泊之苦的人，是不会轻易被困难和挫折吓倒的。
说“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亦作“随寓而安”，旧版《辞海》对该词的解释含有贬义：“剥削阶级所提倡的一种消极处世的态度。处在各种环境中都要安然自得，满足现状。”后一句的解释，尚较贴近该词的本意，称其为“消极的处世态度”；不免有失偏颇；而将这种处世态度扣上“剥削阶级”的帽子，更是大失其当。
平时，不少人爱用“随遇而安”一词来批评他人或自嘲，以至使其成了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同义词。我年轻时，对此词并无深解，于活了一把年纪之后，细细品味这四个字，觉得不但含义颇深，而且包含着两层意思。“随遇”者，顺随境遇也，“安”者，一可理解为听天由命，安于现状；二可理解为心灵不为不如意之境遇所扰，无论于何种处境，均能保持一种平和安然的心态，并继续坚持自己的追求。前者之“安”，或许可以称之为“消极处世”，而后者之“安”，则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甚至需要一种超脱、豁达的胸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庄子有言：“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大宗师》）真人者，道家心目中的圣人也，而若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做到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无忧愁，饮食不求精美，呼吸均匀深沉，就要能够随遇而安。这种“安”，当然是心灵之安，而非安于现状之安了。这种心灵之安，不仅可以使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而且可以使人乐观处世，长葆青春。苏轼的友人王定国有一歌女，名叫柔奴，眉目娟丽，善于应对，其家世代居住京师，后王定国迁官岭南，柔奴随之，多年后，复随王定国还京。苏轼拜访王定国时见到柔奴，问她：“岭南的风土应该不好吧？”不料柔奴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闻之，心有所感，遂填词一首，这首词的后半阙是：“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苏轼看来，偏远荒凉的岭南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柔奴却能像生活在故乡京城一样处之安然。从岭南归来的柔奴，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轻，笑容仿佛带着岭南梅花的馨香，这便是随遇而安，并且是心灵之安的结果了。倘若柔奴到了岭南，时觉自己身处异乡，对那里的环境处处感到不适应，当她万里归来之后，恐怕就不会是“年愈少”，她的笑容，也可能带着漂泊的风霜，而不是岭南的梅香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直到今天，仍然被无数漂泊者当作自况、自慰之语。多少“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因能随遇而安，故而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均能安之若素。能安之若素，方可心无烦忧，一心做自己应做或爱做之事。抗日战争期间，世居北平，生活优裕的梁实秋先生，为避兵燹，南迁重庆，在城郊租住陋室两间，这两间临时居所其陋如何，先生在《雅舍》一文中有所描述，不仅是“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而且夜晚鼠子猖獗，夏夜聚蚊成雷，但这并不妨碍梁公安然，怡然，潜心写他的文章，并将自己在这陋室中的精神产品，冠以《雅舍小品》之名。我的学问才华自不敢与梁公相比，但若论随遇而安，似乎尚值一提。我客居北京六年，七迁其家，虽然后三年半租住了一套条件尚可的两居室，前两年半却住过七平方米的斗室、破陋不堪的农家院，且一度以鬼为邻（门前屋后皆有坟墓，附近数十米便是坟场），但每次迁入“新居”，睡时难免有梦，醒来却无忧烦，于张罗必备家用，整理生活杂物之后，便架起电脑，读书写作，或曰“开张营业”。而所写文章，或剑拔弩张，嬉笑怒骂，或幽默闲适，平和恬淡，有匕首投枪，亦有风花雪月，随想随写，不拘一格。何故？只因心境不为环境所扰也。“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梁公在《雅舍》中之夫子自道，正合我心。
第二辑 品味人生简单地活着
1997年末，一张凤阳至北京的火车票，使我几乎抛弃了原先拥有的一切，并与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割断了联系。我的生活从此变得十分简单，我从此开始十分简单地活着。
我来北京时携带的全部行李，是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箱衣物和一箱书籍，两个箱子的剩余空间里，塞着一些生活和文化用品。在我的贴身衣袋里，有我的全部积蓄——4000元钱，如果说我是一棵树，这一切便是此树在移植时所带上的可供暂时存活的泥土了。由于我打算在北京以写作为业，所带的东西中，用于工作的要比用于生活的为多。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只是背着一只旅行包，揣着一点可供暂时活命的钱，便来到京城，一试运气。比起他们，我已算是富有的了。
对于来京的前景，我颇为自信，但自信并不等于现实，将来究竟如何，尚属未知。因此我只能拈量着自己囊中的盘缠，租一间可供藏身的住房。我来京第一次租的房子仅有七平方米，摆上一张床和一张三屉桌，便没有多少剩余的空间。为了切菜并放餐具茶杯、油盐酱醋等物，我从房东那时找来一只破木箱，在上面架上一块木板，当作“桌子”。但当我开始做饭时，才发现这张“桌子”承受不了刀俎之重，若是用力稍大，便有垮塌之虞。于是我干脆停伙，每日骑着自行车到大约一华里之外的林业大学食堂里解决肚子问题。如此一来，我的生活便简化到和大学生或打工者同等的地步。当然，后来我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租住了一套两居室，但我的生活并未因住房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复杂起来。这使我发现，人对物质的基本需求，其实十分有限。
这只是物质生活的简化。我的生活内容，也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
我每天除了解决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写作与读书，当然还要将写出的文章打印出来，寄给报刊，或通过网络发给编辑。无论是写作、读书，还是寄稿，都使我感到快乐，写作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娱悦，读书则有休闲的性质，而寄稿，则仿佛农人播种，收获的希望令我对这种有些单调的工作乐此不疲。客居异乡，邻居与我素不相识，因此虽早相见、晚相望，鸡犬之声可闻，却从不往来。在北京，我虽有一些文友、老乡、同学，但由于城市地盘广大，大家相距颇远，除了偶有聚会，平时很少有人来访。这就使我可以避免应酬的麻烦。
在家乡时，我虽属一羊九牧中的“一羊”，但毕竟有公职在身，因此免不了要上班、要开会、要听一言堂主的聒噪。现在，我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受任何人的管束，因此再也不用去那不得不去的会场，听高坐于主席台上的人重复那些不知说过多少遍的套话、空话、大话；再也不用参加那些提而不议，议而不决，东拉西扯，废话成堆的会议；再也不用硬着头皮去见那些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庸官俗吏；再也不用看势利眼媚上欺下、奴才摇尾乞怜的丑态；总之，在家乡的单位上班时的种种令我感到厌烦的事，而今一律免做，种种不愿见到的场面、不愿见到的人，而今一律免见。耳目清净，何其乐哉！
简单地活着，使我不为物欲所累，不为俗事所扰。不为物欲所累，则心不烦；不为俗事所扰，则身不疲。想忙则忙，想闲则闲，欲游则游，欲息则息，动静行止，皆随己意，从而可以保持平和之心态，乐观处世，笑对人生也。
旧居
我乃一芥平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自然不可能享有修缮保护、立碑挂牌以供人瞻仰的殊荣。何况我现在已是四海为家，以前居住最久的房子，也不属我所有，即使我将来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伟大起来，那房子也不能定为我的旧居。否则就可能引起产权纠纷。不过还算幸运，前妻恤老怜贫，不忍让我象《天仙配》中的董永那样弄得“上无片瓦遮身体”，同意将房子借我居住，使我在未离开家乡凤阳之前，暂时有一个藏身之所。如今，我已来北京，这借住的房子便成了我的旧居，名誉上的旧居。
无论是华宅还是陋室，长时间无人居住，那外表和内部都会让离去已久的归人睹之顿生凄凉之感。
我的旧居位于一幢宿舍楼的三楼，门牌上的号码是“文昌街1…10号”。我曾拟下《家住文昌街》的散文题目，但由于我的文运始终不昌，故一直未将这一题目敷衍成篇。旧居门前虽不能象平房小院那样变得绿苔满阶，杂草丛生，让狡兔或虫鸟作为它们的宿营地，但终有其可用之处，我上次回去，门前的走廊已被邻人用于养鸭，水泥地上覆着一层厚厚的鸭粪，即不悦目，也不悦鼻。门口有被风旋集来的树叶、纸屑和一层浮土，忠于职守的防盗门无声挺立，门上纱罩的网眼已几乎被灰尘塞平，门把手上竟被顽皮的孩子涂上了一层泥。我开了门，闻到一种无人居住的空房所特有的霉味，家具上满是灰尘，厨房的墙角，已有蜘蛛在那里殷勤地结网。
旧居给我的最初印象，只能使我的心情变得有些灰暗。以后的几天里，我才发现，旧居中的家具、衣物、书籍，以及种种生活用品，都可以成为意识的跳板，让我的记忆通过它们回到以往的生活中去。
置身于书房，看着那些一如既往地立在书橱里的藏书，不禁想起以往那些以书为伴的日日夜夜。我已记不清哪些书中有我用红蓝两色铅笔做过标记，以及我在书页的空白处随手写下的心得、感想与置疑。多少年来，我对这些书一直保持着深深的爱恋，我将生命中的一部分时光给了它们，而它们也给了与我的付出相应的知识。当我在北京的临时寓所里无书可读，或写文章需查找引文的出处之时，我就想起了它们。但想不到这些陪伴我多年的书，如今竟会与我长久的分居，而分居的原因，则是由于我漂泊异乡，没有一个固定的寓所。写字台上的一切都保持着我以往读书写作时的原样，我只要坐在台前，就能将中断了的时光连接起来，找到我离家之前的感觉。这张写字台曾伴我度过17个春秋，我因写作而不断移动的右臂，已将桌沿的右边磨出了一片明显的印痕。我已记不清自己坐在写字台前读过多少书，但我却可以大致回忆起自己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下的文章，回忆起写作时的苦乐。
作为“生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