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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言完毕，会场上鸦雀无声，连番放炮之后，似乎仍有浓浓的烧焦味。
沉默半晌后，开始有零星的反驳了，一位医师强调他们使用的辞汇已经很中性，没想到我的反应这么激烈。
我没有再回应，其实是懒得回复了，心头涌上一股深深的失望。倘若一位理应了解充分人类思维的精神科医师都“没想到”一个忧郁症患者，也是曾自杀过的人的反应会这么强烈，那我还能说些什么？
我的反应激烈，或者精确地说，我所代表的那一群自杀者对这些标签的反应强度，居然不在专业医师的预料之中？我会对“失败”、“异常”、“障碍”的说词如此反感、抗拒，这样的行为模式不是应该在专业医师的理解中吗？
哎，这也就难怪了。
既然他们事先“没相到”，当然到了面对病患时，难免就会鸡同鸭讲，少了同理心，甚至说些在伤口上撒盐的话，于事无补。
自杀，就是放弃自身宝贵的生命，这样的一桩大事，决不是区区一个“人格异常”或“情感障碍”的标签就能一笔解释带过。许多自杀者的背后，往往都有复杂的生命体质、纷乱的情感纠葛，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随便用一则“负面性格在作崇”的理由，实在太简化了自杀者的痛苦。
幸亏我自杀没死成，才有机会说出这段积压在胸臆的话。假如我当初吞了药一命呜呼，那就半个字也迸不出口，只有继续任由世人冤枉、曲解下去了。
后来，我发现隔天的几家平面媒体都辟出不小的篇幅，报道了这场十分符合时事的座谈会，但是有关我的发言却只字也没提。反而是在“另类媒介”，譬如电子报和有线新闻中，详细看到了我这段抢白，这反映了什么现象呢？
可见象征社会主流的大报纸仍有顾忌，不敢照登我的“自杀未遂宣言”，以及我对医界的大胆藐视！反之，向来嗜腥逐羶的分众媒体，当然就大事报导了我的激愤言论，医师的话则沦为聊备一格。
对于自杀者，不管成功与否，一般人总是这样，若非故做忽视，就是当作渲染八卦的素材。
总之，从那天起，我正式多了一项头衔，在原有的“作家”、“忧郁症病患”之外，我还是一个“自杀未遂代表”呢，真是始料未及。
第四章安眠药是我的快乐丸（1）
二○○一年六月，我因为大量服药，神志不清地被送入急诊室，接连两天进出两次，如果你问我当时是不是想死，我也答不上来，那是一种很纠葛牵绊的心态，说“想”或“不想”都不是我真正的答案。关于忧郁症患者想自杀的念头，并不如表面上那么容易解释。
我常回想起那次的经验，也试着找出解答。在忧郁症病毒的强力渗透下，自杀变成一股神秘的冲动，挥之不去，萦绕在心头，伺机发作，一不留神就会爆发出来。
举凡为失眠严重所苦的忧郁症患者，大概对于安眠药、镇定剂都会有一种奇异的亲切感，好像是一位周遭的人都说它有害，唯有你深知它优点的朋友。甚至以我的感觉，它是一位善于安慰人的老友，总在心力交瘁的时候，轻轻抚着我的背，温柔地唱起定魂的摇篮曲。
我的失眠其实早在被诊断出有忧郁症之前就缠身了，甚至可说小时便遗传了爸爸精神衰弱、不好睡的体质。
大约十岁那年，记得有一次为了一桩不顶重要的事，将鲜少早睡的爸爸摇醒，然后他便无法再入睡了，辗转难眠后，干脆起床，苦着脸唉声叹息：“这是我好不容易能够睡熟的一晚，通通被你毁了，哎，真是不懂事的小孩。”
那个遗憾，深深留在我的心坎，仿佛我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
爸爸一生清瘦，属于书生型，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上司的好幕僚，白天运筹帷幄，思路发达，夜里脑子显然没下班，仍转个不停。
在我出世那段期间，他将一笔以当时标准算得上优渥的资金，全部挪去跟人做生意，但凭他老实以及不提防人的个性，最后遭到友人上下其手，血本无归。
从此他的时运不济，失业了好一段时日，后来才在公家机关谋到一个文职的差事，干了几年，即便能力强，最多也只升到组长，混得不算太好。
为了抚养我和姐姐，他的微薄薪水入不敷出，挖东墙补西墙是常有的窘境。有一天，不通人情的房东太太居然跑到他的办公室，赖着不走，拉高嗓子，当面向爸爸的同事们告状，奚落他付不出房租。
爸爸回家转述给我们听时，我忘不了他当时的悲苦神情，大男人被逼到这种不只是颜面扫地，简直是“斩首示众”的田地，心中激动可以想见。
他常常挂在嘴里一句话，说自己是老牛拖车，疲累不堪，如果不是为了我们两个姐弟还小，他大概早就跑去自杀了。
小小年纪，常看到爸爸眉头深锁，我的罪恶感因此很重，自觉不仅爸爸的失眠这笔账要算在我头上，连他死不成偏偏又活不好，也是我的罪条之一。
沉重的家计，加上体质为害，让爸爸一辈子失眠，生前始终没睡过好觉。“子承父业”，我从小也是睡不好，几乎每天做梦，而且醒来的时候，梦境都还记得一清二楚（往往一晚不只一个梦），约莫是身子睡了，脑子却彻夜未眠。
这种情形在我二十几岁时最惨，从午夜上了床，眼睛睁到天亮还没闭乃家常便饭，对于那种一碰到枕头就呼呼大睡的人，羡慕得要死。
这么说吧，我差不多一直都在跟很糟糕的睡眠品质为伍，似乎也应该被捉弄惯了才对。但是当忧郁症引爆了另一场恐怖的失眠，我照样给炸得四分五裂。因为普通的失眠与忧郁症引起的失眠一比起来，有如小巫见大巫！
忧郁症引发的失眠，伴随着体内一股滚烫的焦虑，决不是静静躺在床上睡不着数羊而已。在尚不知道自己罹患了忧郁症之前，我已经挣扎于几周的重度失眠，即使吃了安眠药，仍然全身紧崩，陷入假寐状态，而无法放松进入梦乡。
那时，觉得自己是躺在一锅煮得正沸腾的热水里，水分逐渐蒸发，直到锅底干了，全身的细胞都快焦掉，被折磨得五内俱焚。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条活生生的鱼，被夹起鱼尾巴，卟通丢进爆得火热的油锅中，当场成了干煎鲳鱼。那阵子，我的床就像一只被烤得红通通的平底锅，一躺上去，我便哀号翻滚。
没有亲历其境的人，绝对很难想像这种酷刑的滋味。
后来，上精神门诊求医，在原先的安眠药之外，我加服了有助身体放松的镇定剂，双丸齐下，总算勉强称得上“睡着了”。
刚就医的那几个月，每天上床前，我都要吞下两种药丸，预约一场暂时性的解脱。安眠药的剂量也从开始时的一颗，增到一颗半，再加到两颗。
六月初，《晚安，忧郁》上市，出版社力邀胡因梦跨刀，安排她与我联袂做六场演讲，以及一连串的媒体访问、记者会押阵，日子变得奔波、操烦起来，关于新书的评价、市场反应，这种得失心也逐渐映射在我的情绪上，慢慢出现了溜滑梯的飙高窜低险状。
在新书未出版前，我才从旧金山养了半年的病返回台湾，生活平静规律，五月的整整一个月里，我还可以三天两头去健身房，自以为病都好了。
讽刺的是，直到《晚安，忧郁》一出版，仿佛为了应验这个书名，我真的又跟忧郁冤家路窄，面面相觑之际，不得不尴尬地道声晚安。
就在这当儿，我完全不知道服用了几个月安眠药的习惯，宛如一条阴险的毒蛇，正在一旁虎视眈眈，即将要对我展开致命功击了。
六月上旬，在台北做完第一场的演讲，我立即被推向一波波疯狗浪似的媒体专访行程。到了预定去台中演讲当天，因为来了一场台风，出版社临时通知我取消计划。
那天是周末，早晨挂断了取消的电话后，我突然跌入一种抓不着边际的空虚里。这天以前，我的每一天都被排得满满的，好像一个虚脱的人给两个大汉架起来走，还能走得有模有样，现在忽然两旁拉撑的力道消失了，我便双脚一软，瘫掉了。
也许还跟天气有关系，前一天仍风和日丽，这天天色阴沉，也有了些许凉意。
我的忧郁症体质，对于遽变的气候总是很灵敏，只要不是渐次变化，大起大落的外在环境，向来会神准地干扰我的内在小宇宙。
无精打采之余，我第一个想到该通知在东海读书的干弟弟，因为我不去台中了，原本说好要他来演讲场地与我会面。
我和弟弟结缘于网络，平日我很少上网聊天，但六月初的那几个夜里，独自在家，深感无聊透顶，鬼使神差在一个网站的聊天室跟弟弟搭上线。
当时他切过来一个讯号，主动与我攀谈。据他后来说，因为我的代号有“作家”两字，他觉得网上充满了臭屁的人，“伪名假号”满天飞，他就想来踢馆，测试我究竟有多少真材实料。
我一看他的代号有“台中”字样，便心血来潮说“既然你住台中，六月某日的那个周六下午有空吗？你可以到金石堂公益路书店听我的演讲”，对谈中慢慢揭晓了我的身份，两人也越聊越来劲。幸亏有他，帮我度过了那段枯燥日子。我们讲好了，他当天要来书店听演讲，当一名认真做笔记的听众。由于在网上和电话中谈得投缘，我和他虽然从未谋面，当场兴起，就约定了以兄弟相称。
本来这些对我都只是一时好玩，并未放在心上，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鬼，年岁差我一大截，能有多少重叠的交集？岂料事情有了意外的发展，弟弟甚至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我打电话跟弟弟说因为台风之故，不去台中了，原定行程全部空下来，都是多出来的时间，既然原先说好可以借此机会当面一叙，那他何不上台北一趟。他说也好，下午就会启程。
眼前似乎有事可期了，但我的心依然空荡荡，就像指南针一旦莫名其妙被撞歪了针，只会在盘面上胡乱打转，再也无法正常运作。
第四章安眠药是我的快乐丸（2）
我在家里做什么都不对劲，走来走去，躺一下又爬起来，满屋子绕，家里变得好深邃，我怎么都走不到尽头似的。渐渐地，这种形式上没有目标的感觉，内化形为奇异的心情，好像连我的生命都跟着变得没有目标了，心底响起了一道道诘问：“我活着是干什么？一场空而已。”
我那时方寸已大乱，一心只交战于“没有人爱我”的心灵古战场，童年没被父母肯定足够的恶梦，连带引起自信心的低落，丧失成就感，视快乐为粪土，以及父母双亡之后投下的被遗弃阴影，要命地都在这个节骨眼迷障了我的心神，化身为魔咒。
我忽然在书架上看到了一大罐药盒，装着我从旧金山带回来的镇定剂，旁边还有我以前留在台湾没吃完的安眠药。一刹那，我仿若见到了一位知心的老朋友，满脑子都起了神奇的化学变化。
我在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