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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一辆旧的山地摩托车。它是几个月前我在哈蒂斯堡用500美元现钞从一个二手汽车贩子那里买下来的，我拿它作为树林里的代步工具。谁也不知道我有这样一辆摩托车。”
“没有登记牌照？”
“当然没有。虽然我人未受伤，但心里还是很害怕。大火和人群的嘈杂声渐渐在耳边减弱，代之而起的是救火车的警报器的鸣叫声。我得告诉你，卡尔，当我在树林里跑着寻找那条小溪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正在奔往自由。帕特里克死了，他的可悲的一生已经结束。他将被追悼，被体面地安葬。每个人都知道他不复存在。不久人们将开始忘却他。而实际上，他正拼命地奔向新生活。这是令人振奋的。”
可是，帕特里克，你想过此时被连同汽车一起焚烧的那个可怜的人吗？当你欣喜若狂地在树林里奔跑时，那个人却因你而死。卡尔几乎要对此发问了。似乎帕特里克已经忘记了自己犯有谋杀罪。
“但突然，我发现自己迷路了。树林密密匝匝。不知为何，我摸错了方向。我随身带有一支手电筒，心想此时使用应该没事。在树林里，我转了很久，后按原路返回，一直走到完全听不到警报声的时候为止。这时我坐在一个树墩上，想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感到恐慌。难道我这么倒霉？好不容易从汽车里逃生，却要死于野外？我又重新迈步，并幸运地看见了那条小溪。不久我找到那辆山地摩托车。我推着摩托车上了一个小山坡，到了一条古老的林间小道。当然，现在可以说，我这个230磅的肥胖身躯真正死亡了。在小道上，我发动摩托车，骑着它前进。这一带我曾骑着摩托车来过几次，所以很熟。砂石路出现了，房屋也开始映入眼帘。由于我已经装了消音设备，摩托车没有发出太大响声。不多时，我驶上了斯通县的公路。我避开干线，专走小道。两个小时后，我驾驶着摩托车回到了小屋。”
“你为什么要回到小屋？”
“我得思索下一步行动计划。”
“难道你不怕被佩珀看见？”
帕特里克没法回避这个问题，卡尔问得恰到好处。他留意对方的反应，但什么反应也没有。帕特里克低头看自己的脚。过了一会儿，他说：“佩珀死了。”
24
昂德希尔又出场了。昨天他在另一个房间看了八个小时的录像和笔记。他走进来，不卑不亢地向斯特凡诺及其律师问了好，然后开始工作。“斯特凡诺先生，我们能否从你昨天停下的地方接着谈？”
“那是什么内容？”
“进军巴西。”
“不错。嗯，让我想想。巴西是个大国，有1。6亿人口，面积比美国本土48个州还大。自古以来它就是藏身的最佳之处，尤其受逃犯青睐。近年来它又为纳粹分子所看好。我们汇集了拉尼根的所有材料，将其译成葡萄牙语。我们请了一位警察部门的画师，会同一些电脑专业人员，绘制出一幅幅能够反映拉尼根现在大致模样的彩色画像。我们详细询问了奥兰治比奇船只出租公司的老板和拿骚银行的职员，请他们协助我们进一步绘制出许多富有特征的拉尼根的画像。我们甚至去了那家法律事务所，请几个合伙人对画像提出修改意见。那几个合伙人又把人头像拿给他们的秘书看。其中一个名叫博根的合伙人还挑了一幅最好的画像去征求拉尼根妻子的看法。”
“那些人头像是否和他现在的模样接近？”
“很接近，只是下巴和鼻子略有不同。”
“请继续往下说。”
“我们赶到巴西，找到三家最好的私人调查公司。一家在里约热内卢，一家在圣保罗，还有一家在东北部的雷西腓。因为我们肯出大价钱，所以能雇到最好的。我们让这些公司的人联合组成一个搜寻队，每周在圣保罗集中一次，汇报自己的工作。他们建议编造一套谎话，就说帕特里克绑架和谋杀了一个富翁的女儿，从美国逃到了巴西。现在该富翁要悬赏有关他的下落的消息。无疑，一个孩子被杀要比几个律师的钱被窃，更能唤起人们的同情。
“我们直接去语言学校，亮出拉尼根的画像，表示愿意出高价打听这个人的下落。声誉好的语言学校根本不予理睬。其他的语言学校看了看画像，说无法给予帮助。到这时，我们觉得是大大低估了拉尼根。他不可能冒这么大风险，到一个需要盘根查底、且登记备案的地方学习语言。于是我们把目标移向私人教师。但偌大一个巴西，私人教师大约有100万。查起来是非常烦人的。”
“你们是否一开始就说给钱？”
“我们按照所雇的巴西人的办法，先出示画像，述说孩子被杀的情况，然后看对方的反映。如果有点眉目，我们再慢慢地给予暗示，说提供信息者可以得到一笔赏金。”
“有人表示愿意提供信息吗？”
“偶尔有几个。不过最后他们都不了了之，至少语言教师是这样。”
“其他人呢？”
斯特凡诺点点头，并且瞥了一眼自己的笔记。“1994年4月，我们找到了一个整形外科医生。他对拉尼根的画像露出了一点兴趣。接下来他吊了我们一个月的胃口，最后才认真地说给拉尼根动过手术。他留有拉尼根的一些照片，手术前后拍摄的照片。他把我们作弄透了，我们最后同意付给他25万美元外币现钞，以换取他保留的全部资料。”
“那是些什么资料？”
“只是一般性的东西。有拉尼根手术前后的正面照，很清晰。这确属难得，因为拉尼根坚持不让拍照。他只想用现金来此做整容手术，不希望留下任何痕迹。他拒绝提供真实姓名，说自己是加拿大商人，突然想到要年轻一些。这种话那个医生听得够多了，他知道这家伙是逃犯。在办公室，他暗地里装有照相机，于是有了那些照片。”
“我能看看那些照片吗？”
“当然可以。”那位律师猛然一惊，将一只信封沿着桌面推向昂德希尔。昂德希尔打开信封，对那些照片瞥了一眼。
“你是怎样找到那个医生的？”
“我们一方面查问语言学校和私人教师，另一方面也调查其他行业的人，像伪造证件者、整形外科医生、进口商，等等。”
“进口商？”
“是的。这是以葡萄牙语翻译过来的一个术语，意思不够准确。它表示一类专门从事地下活动的人。这些人能设法把你领进巴西，然后给你提供新的名字、新的证件和最好的隐居地。我们发现他们是攻不破的。在查问伪造者时，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怎么也不肯泄露自己的客户的情况。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难道整形外科医生与伪造者、进口商不同？”
“其实他们也不肯泄露自己的客户的情况。我们聘请了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做我们的顾问。此人提供了一些他认为不够道德的给隐名埋姓者做手术的同行的名字。我们就这样找到了里约热内卢那个医生。”
“这时拉尼根已经失踪两年多了？”
“不错。”
“这是他藏匿在巴西的第一个证据？”
“是的。”
“过去的两年里你们干了些什么？”
“花了很多钱，敲了很多门，追寻了很多无用的线索。如前所说，巴西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你们在巴西雇了多少人？”
“最多的时候，雇了60个人。幸亏他们的要价不像美国人那样高。”
无论何时卡尔要比萨饼，他总是能买到的。该比萨饼购自迪韦逊街一家老牌夫妻店——雨果餐馆。那里离波因特街很近，而且远离海滩的快餐馆。送货人是一位司法助理。该司法助理刚走出电梯，帕特里克就闻到味儿了。他贪婪地注视着卡尔在床铺下首打开比萨饼盒。接着他闭上眼，吮吸着青果、蘑菇、青椒、香肠和六种不同的奶酪的浓郁香味。以前帕特里克吃过无数个雨果餐馆的比萨饼，尤其是在失踪前的两年里。此次回来后，他一直想再尝一尝。家乡确实有某些好处。
“瞧你这副馋样，吃吧。”卡尔说。
帕特里克拿起一块比萨饼，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多时他又在吃第二块了。
“你是怎么减肥的？”卡尔急不可待地问。
“能不能来点啤酒？”
“不能，很抱歉。别忘了，你是在监禁中。”
“我这就把减肥的事说给你听。只要下决心，这是不难办到的，我一下子就有了许多节食的动力。”
“你原来的体重是多少？”
“我失踪前的那个星期五，体重是236磅。在失踪后的头六个星期，我减去了47磅。今天上午，我称了一下，体重是160磅。”
“你真像难民，吃吧。”
“谢谢。”
“你说你又回到了小屋？”
帕特里克拿起一张纸巾，擦了擦下巴，接着又把剩下的比萨饼放回盒子里。他喝了一口汽水。“是的，我回到了小屋。那时是11点半左右。我从前门进了屋，没有开灯。半英里外还有一幢小屋，它坐落在山脊，和我的小屋遥遥相望。该小屋的主人是几个哈蒂斯堡人。虽然他们那个周末没有来小屋，我还得多长一个心眼。我用黑毛巾挡住卫生间的窗户，打开电灯，迅速剃着胡须。接着我剪短了头发，并把它染成深褐色。”
“对不起，我忘了问这事。”
“这样看上去挺自然，但心里别扭。我照镜子时，甚至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然后我收拾东西，扫掉毛发。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要来小屋清查。我把染发用具收好，换上厚一点的衣服。我还沏了一壶咖啡，喝了一半，另一半倒进保温杯，准备路上喝。凌晨1点，我急匆匆离开了小屋。我估计那天晚上这里不会有警察露面，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们来小屋的可能。固然鉴定那辆布莱泽牌汽车和打电话通知特鲁迪都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但说不定因为某种原因有人建议他们到小屋来一趟。尽管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我还是急于在凌晨1点前离开。”
“你对特鲁迪是不是有什么牵挂？”
“没什么牵挂。我知道她能很好地应付这件突然发生的事情，并且体面地将我埋葬。她将当一个月左右的模范寡妇，然后领取那笔人寿保险金。那将是她最开心的时刻。既有名，又有钱。卡尔，我对那女人没有任何爱，所以也没有任何牵挂。”
“你后来有没有再去小屋？”
“没有。”
卡尔忍不住提了下一个问题。“他们在小屋的一个床铺底下找出了佩珀的猎枪和露营工具，这些东西怎么会放在那里？”
帕特里克似乎吃惊地瞥了他一眼，随后把目光移开了。卡尔已经注意到这个反应。未来的几天里，他要对这个反应反复思索和琢磨。他起初是震惊，接着是一瞥，然后未能坦诚回答，将目光移往墙壁。
旧时某部电影里有句台词：“对于一个犯了许多过错的杀人犯来说，他要是记住了其中的三分之二，那么肯定是个天才。”也许帕特里克在审慎地策划这一切行动时，唯独忘记了佩珀的东西还在他的床下。在那十分紧急的时刻，他确实太匆忙了一点。
“我不知道。”帕特里克几乎是咕哝着说出这句话，而且他的目光依旧注视着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