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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你记得跟他们5个告别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刘炎林：他们跟我们说要注意安全，我们也跟他们说要一切小心，送别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句话。
MP3里，这群快乐的登山者还在继续挥洒他们的快乐。
“等我想想，（笑声）同志们，冲啊……”
“这是雷宇。”刘炎林说。遇难队员雷宇是山鹰社的老社员了，刘炎林曾经和他一
起上过雪山，雷宇的牺牲精神和责任感让他至今难忘。
“他是我们去年登山的队长。去年我们最后一次行军的时候，从一号营地到三
号营地的路，登山时开路是最累而且最辛苦的，消耗体力最大，当时我们5个人一个小组，往上行军的时候他就走第一个，从一号营地到三号营地，最后把他累得不行了。”
在北大校园里，有一个人这些天每次打开书包就会想到雷宇，他就是山鹰社的社员，
北大物理系学生牛强。对5位遇难的队员，牛强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雷宇是大四的，已经保送研究生了，是电子系的。登山队临走之前，因为大四的很多书籍已经用不着了，他就在我们食堂门口卖掉。我的包里还有一本书是他的，他的一本1～6级英语词汇。那时候我吃饭突然看见他了，就跟他打招呼。他说，来来来，替我处理几本书，拿走拿走，不要给钱。我就去拿了，其中就有那本。谁知道那本书就将要成为我的珍藏了。”MP3里，跟在雷宇后面出场的是杨磊。
“刚运输一趟上来，感觉非常累，下午还要从C1到C2，然后扛一些东西上去。（笑
声）明天是从C2到C3，然后后天是从C3往顶峰道路上修路。（大口喘气，笑声）现在感觉还可以吧，就是最近一段咳嗽。（咳嗽声，笑声，插话：‘咽炎，咽炎。’）对，咽炎，比较严重。”
不知道牛强听到杨磊咳嗽时会不会心痛他的嗓子。在牛强的记忆中，杨磊的拿手好戏可全靠嗓子。
“杨磊最喜欢唱的是韩红那首《天亮了》，也是最好听的，也是别人最喜欢听的。
”“（插话：‘安红，我想你，我想你想得……’）不要说这种话嘛。（笑声）刚走了一趟上来，身体有些反应，头还非常疼，总的来讲反应头疼头疼……希望早点登顶早点回家吧。（插话：‘是想回去看她吧？’）对，想回北大。”
这就是张兴柏，刘炎林说他虽然是东北人，但却感情细腻如水。他的家在东北农村，牛强说，临去雪山前，他还给大家看过家人的照片，看得出来，他很恋家。
“走之前不久他从家拿来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和他母亲的，那时候他穿得特别严实，东北比较冷，我们当时还说，太土了，太土了。还有他几个弟弟的照片，也让我们看。”
第十一章 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2。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二）
与还有些孩子气的张兴柏相比，林礼清是一个沉稳的兄长式的人。
“今年应该说天气出奇的好，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前面大概有……我们从25号
（插话：‘24号。’）正式建好本营，从23号开始就是大睛天，一直到前两天，到8月1日，完全都是大晴天。然后我们从25日到7月31日这一个周时间我们基本上把路修到了C3，但C3就帐篷还没有建起来。然后8月1日左右天气稍微有点变化，我们现在准备第二阶段冲击，就是从8月4日开始，大概一个周期，到8月9日、10日左右，一个周期争取把……花一天时间把C3建起来，然后花两天时间从C3开始修路，然后接着冲顶，争取在这个周之内完成。今天8月4日，天气还很不错，希望天气能保持到8月9日。”动手能力很强的林礼清是登山队里不可缺少的一员，队长刘炎林谈到他时语气中透着敬重。
“林礼清是我们这次登山的攀登队长，很多事情他操劳了很多，包括队员的培训，
他都是手把手地教新队员。我们去年登山的时候他是后勤队长，我们叫他DIY大师，很多想法非常巧妙而且非常周到的队员。”
遗憾的是，我们在录音中反复找了几遍，始终没有找到卢臻的声音。
“该卢臻了。卢臻！（哎。）来来来，说两句。”刘炎林：没有，没有听到卢臻说话。他回答了一声，当时他在那边烧水煮饭。在山鹰社，牛强和卢臻是一个部的。对卢臻，牛强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上个学期，每天晚上我们9点半训练，训练第一个项目就是长跑，那时候不管跑多少圈，假定是15圈，我跑了14圈，他已经跑完15圈了，但他还要跑。他就在我后面，每跑几步就大喊一声加油，然后我就觉得后面有人撵上来了，我的部长撵上来了，要超我一圈了。那时候我已经没劲儿了，但是听见后面有人要超我一圈，我就又拼命跑……那段训练是最让我难忘的，有个人在后面拿鞭子赶着我。”MP3里，最后的离别就要到来了。
“好，唱队歌一首。一、二，开始！”
“我来自喜玛拉雅，拥抱着布达拉。我来自雪山脚下，生长在美丽的拉萨。酥油糌粑把我养大，雅鲁江边洗净我的长发……跋山涉水离开了家，为了梦里那朵盛开的花。妈妈为我牵来了骏马，为了理想去走遍天涯……”“跋山涉水离开了家，为了理想去走遍天涯”，刘炎林说这歌词与他们的登山队很切。亲近自然、挑战自我、寻找友谊、感受团队，山鹰社给了它的成员一种共同的气质。已经毕业离校的桑丽云是老山鹰社员，这个外表文弱的女孩始终把山鹰社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每一个山鹰社的同学都很热爱自然，热爱雪山，在一起有一种很亲密的感情。另外我觉得我们在社里实际上是一种意志的磨练，不是去挑战别的什么，而是挑战我们自己的意志。……实际上去登山并不在于你是不是登顶，而是在于其中的过程，在于你每走一步都能坚强地走下去，这是最重要的。”
8月19日，登山队队长刘炎林和另外5名队员从西藏回到北京。他们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未名湖边的攀岩壁前，为长眠雪山的5位队友挂上5条洁白的哈达。刘炎林说：
“如果这次登山我们15位队员都能够回来，一块儿坐着卡车，默默无闻地回来，很辛苦地回来，我想我们在校园里碰到，在校园里提到，我想每个人都会无比骄傲。但是这次我们就有深深的遗憾……希望我们的5位兄弟他们能够安宁，他们的行为、选择能够得到理解和尊重。”
第十一章 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3。聆听“山鹰”（一）
文/谢磊
没有哪一次山难像北大山鹰社此次在希夏邦马西峰遭遇雪崩一样震动这样多的人，可以说，发生在遥远的希夏邦马的雪崩也引发了生活在平淡和喧嚣中的人们心中的“雪崩”。关于山难的讨论让许多人思考了一些很久没有认真思考过的东西，关于冒险与探险，关于激情与理性，关于人与自然，关于追求与责任，关于生命质量，关于商业渗透与异化，关于旁观者，
关于媒体……
对于传媒和受众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新闻事件，虽然这样说可能显得记者过于功利，但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首先，事情出在北大。百年学府，世界名校，民主、自由、科学的北大精神令人向往，中国现代历史上处处可寻找到北大的足迹。北大是象牙塔的塔尖，北大学生是万里挑一的精英，不仅寄托着他们自己和家庭的未来，更寄托着社会的期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比之普通人更具悲剧性，令人们发出几重叹息。与此同时，随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北大在传媒和百姓眼中似乎也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网上有言：推倒南墙又重建南墙，北大永远不缺乏理由；教授剽窃，模特选美，想读北大的偏科“愤青”胡坚被拒之门外，而体育明星们却来来往往……“北大堕落了，北大媚俗了。”尤其是对北大的毕业生，民间颇多非议：能力不见长什么，脾气却长得飞快；团队精神差，不与人合作，自视过高……也许是国人的名校情结太重，北大有时也被盛名所累。总之北大不再是过去令人仰望的北大，这件事正好给了一些人一吐胸中郁闷的机会。
其次，他们是去登山。“挑战自我”、“精神洗礼”，加之高昂的费用，种种因素让这项运动总带着点贵族味道，而这也正是它被奉为时尚运动，受到不少有钱兼有文化的人青睐的原因。一帮穷学生，一项“贵族”运动，又是一个看点。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登山就是一种纯粹的体力劳动，是适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去从事的，北大学生去登山，就和去扫大街一样，简直是人才高消费，罪莫大焉。
再加上随着报道深入而出炉的种种失事原因分析，诸如登山时机选择不当、因为过于自信和资金问题而拒绝高山向导及海事卫星电话、赞助商对登山动机可能产生的误导、登山管理方面的过失，甚至学校与队员签订“生死状”等真真假假的消息，北大山难引发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再正常不过了。
网上的评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大声喝彩的，一类是大声喝倒彩的，余下才是冷静理性的。有人总结说，无论是喝彩的还是喝倒彩的，都是把自己放在看客的位置，无关痛痒地搅和上一阵。话可能有点过，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有喝彩者动辄把山难与弘扬北大精神相提并论，北大登山队似乎成了北大的全权代表，被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无限拔高，上纲上线。这虽然并非出于恶意，但事实上却拒绝了对悲剧的反思，导向更加盲目和冲动的情绪。而有喝倒彩者则任意指责登山队员不重视安全、不珍惜生命、不体恤父母、不回报社会，甚至说他们糟蹋纳税人的钱，种种似乎义正辞严、充满人情味的说法，实际上却是最无情的攻击。
一片喧哗中，为数不多的人保持着冷静和理性。对山难真正痛在心底的恰恰是这些人。正因为痛之切，面对悲剧，他们才更冷静和理性，为的是悲剧不再重演。
在未名湖边，山鹰社的攀岩训练基地，我遇到了一位清华大学登山队的队员，他独自一个人默默地凝视着攀岩壁。知道山难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在网上发了哀悼的帖子，得了空，径直就跑到这儿来了。他并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应该是同道中人。他对网上不负责任的抨击非常反感，可是他也不希望他们被推上神坛，成为某些人热衷的精神祭品。他说，登山就是个人爱好，和下围棋打桥牌搞乐器踢足球一个层次的爱好而已。5位遇难队员为了登山而死，令人惋惜。在他们身上确实有一些可贵的品质和追求，但硬要把这提升到为了什么而“献身”的高度，会令这些热爱登山的人浑身不自在。
也是在攀岩壁前，我还遇到了一位汕头大学中文系的年轻教师。他推着一辆旧山地车，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