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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攀岩壁前，我还遇到了一位汕头大学中文系的年轻教师。他推着一辆旧山地车，随身带的包斜挎在肩上，戴着眼镜的脸黝黑。他是从汕头骑车北上的，路上已经走了1个多月。来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到北大来看山鹰社这5个队员。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普通话不流利，他有些结巴，但这并不妨碍他表达对遇难队员的敬重之情。他说，没有探险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人人都安于现状，人类只会停步不前。有探险就有牺牲，他们的死自有他们的价值，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感谢他们留下的思考和启迪。
一个是同样热爱登山的山友，一个是同样喜欢挑战自我的同道，我想，他们所表达的也许才是最真实的、最接近于事情本质的态度。
后来，在网上看见了新浪观察对清华大学前登山队队长张为的采访。他说：“作为一名登过山的人，我自己经历了3次面对死亡，队员两次失踪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我想说的是：‘当年不应该去！’我说这话不是后悔登山。对于登山，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激动的。‘不该去’的出发点是当年太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了。个人英雄主义超越了一切。我今天还活着，只能说是运气好。”张为说登山最忌讳两件事，一个是英雄主义，一个是攀比，这些因素容易把登山复杂化。健康、平和、在思想方面有所探索，这是登山的真谛。人最大的毅力和勇气，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每一件事。
张为这番话让我知道了，一个真正成熟的登山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再回头来看北大山鹰时，我想，在肯定他们积极一面的同时，也应该对他们有一个合乎实际的评价。
也许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在面对山难和处于舆论漩涡中心时，北大山鹰似乎总在搬出过往的成绩来为自己辩护，以证明这确实就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灾难，没有人，特别是山鹰自己，应该为此负一些责任。
但毕竟这是一群稚嫩的登山者，经历和阅历都有限。不管最后对山难定论如何，说他们都对登山有很深刻的理解，这并不让人信服。人们有理由猜测，也许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他们没有经受住冲顶的诱惑，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新华社记者在采访札记中曾提到，5位遇难队员中有一位他曾在拉萨见过，当时他是去告诉记者他们要攀登希夏邦马，希望予以报道。这或许是山鹰社作为一个社团的需要，更或者如很多人猜想的一样，是赞助商的需要。但对于登山者而言，如果登山并不仅仅是出于他内心的渴望，而是夹杂着其他欲念，恐怕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第十一章 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4。聆听“山鹰”（二）
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总是面临着重重阻力。由于北大山难丰富的看点和虽然并不复杂但却引人注目的背景，在关注和争论中，在有声和无声的诘问压力下，对北大山难事件的采访陷入了困境。除了前方援救进展的报道外，关于北大的报道停留在外围，难以深入。北京一家媒体在采访北大团委后发了一篇稿子，说登山队员出发前和学校签了“生死状”。消息一出，自然又激起网上一片激愤声讨。这时候北大再怎么解释，也抵消不了新闻产生的效应了。吃一堑长一智，北大开始“严防记者”。家属和队员自然是一级保护对象，就连普通的北大学生，也不敢轻易张嘴。
在遇难学生的宿舍，他的两位舍友开始还用传统的方式拒绝采访：我们现在还在等营救消息，什么也不想说，请理解我们的心情。见我仍然不肯放弃，无心恋战的学生干脆摊了牌：学校已经给我们开过会了，不允许擅自接受记者采访。采访必须经团委批准，你还是先找团委去吧。
团委负责人在例行公事地询问了我的采访意图和计划后，也例行公事地解释了暂时不
能安排采访的原因。话说了一大堆，结果只有一个：现在不行。什么时候可能？一星期以后再看吧。一个星期，还有谁会听？
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前一段“抢新闻”制造出的混乱创造了一个机会。
绕开团委，我把要求采访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北大山鹰社。山鹰社临时确定的负责人，一个女孩子很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她说，前一阵我们一直没有说话，这让我们现在越来越被动，有些话必须得通过有信誉的媒体告诉大家。
但是，除了“以正视听”的一些澄清外，山鹰社同样严守北大团委的纪律，不接受进一步的采访，只是理由比较缓和也更正当：我们没有心情接受采访。
第二天，6名撤离山难现场的登山队员回到北京。消息被封锁，在狂打了一通西藏长途后才得知确切消息，但为时已晚。抱着一线希望，我又赶到北大，在山鹰社平常训练的攀岩壁前偶遇京城某报同行，聊起来才知道，就是得到消息赶到机场的媒体也只不过拍到了几张照片，没有被允许采访。他们不甘心地跟踪到北大，却发现目标“一进北大校门就失踪了”。和山难发生前下山回京的队员一样，这次回来的队员全部被北大安排到秘密地点“进行心理调整”，手机也全部关闭。无奈之下，我又拨通了山鹰社临时负责的那个女孩的手机，请她帮我找找她的队友。她确实见过他们，但要采访，还是那句话，得团委同意。没有别的办法，此时的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她不放，除了一再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闻纵横》的声誉为自己担保外，策划布置选题时“不参与讨论”的原则也成了我的一面大旗。这面旗看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女孩虽然说话的语气仍然不冷不热，但她居然同意帮我问问团委具体负责的老师。
接下来的事情顺利得出乎想像。第二天下午，我成为登山队员回京后第一个获准进入他们的秘密住地采访的记者。
不过事情也仍然不能高兴得太早。和那个女孩一样，登山队队长刘炎林和他的队员们并没有给我更多的东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时空连线》曾在西藏对刚下山的他们进行采访，节目播出后网上不少人骂刘炎林。有人质问他作为登山队队长为什么不在第一组参加冲顶，骂他贪生怕死，有人甚至对他在采访最后回答记者提问时“笑了一笑”难以容忍……可以想像，回到北京面对遇难队员的家长，他的压力更大。不管最后刘炎林在此次事件中应该负怎样的责任，他当时已经承受了超出责任以外的压力。采访中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只谈具体的事件，涉及评价、感受之类的问题一概回避。他会用红肿未消的眼睛看着你，似有歉意地说：“这个就不要谈了吧。”语气虽然不硬，但却有一种不容争执的坚定，让你无法坚持。
就是在这次宝贵的采访机会中，当他提到大家在一号营地用MP3录了音时，这个在《时空连线》
中也出现过的细节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录音”！对于纸质媒体和电视来说并不是特别好传达的东西，却是广播最珍贵的素材。偏偏他们接受了中央电台的采访，偏偏他们留下的恰好是录音，莫非这是老天冥冥中的安排，还是那5名魂归雪山的学子的意愿？
很费了些口舌才说服他们把录音提供给我，但这还远不是最后的胜利。真正取到录音的过程一波三折，当然也少不了校方的过问与干涉。不但费了一整天时间，而且还多亏了评论部的“头儿”亲自出马，斗智斗勇，极尽周旋。
节目播出后几个小时，我接到了山鹰社那个女孩的电话。我当即为节目播出稿没来得及给她过目道歉（由于取录音和听录音耗费了大量时间，稿子写完已经是凌晨1点，节目7点播出），她没等我的话说完，就冷冷地问：“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当我追问她为什么这样说时，她却又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不用解释了。”我至今没想明白，她说的“骗”是不是指我答应发稿前让她过目而最终食言，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地方违背自己的承诺。但是我总觉得，她说那句话时语气中有深深的怨恨，也许是因为这期节目让她，甚至是接受我采访和帮助我拿到MP3录音的登山队队员们受了不该受的委屈。如果真是如此，在此我向她和接受我采访的队员们深致歉意。
说到这儿不得不再提到北大校方。在宣布救援结束后，学校和山鹰社为5位遇难队员举行了追思会。会上，北大授予了5位遇难队员“登山勇士”和“共青团标兵”称号，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就在这个会上，家长们又向学校提出了继续寻找遇难队员遗体的要求，北大的尴尬难以言表。
北大山难事件尘埃渐定，《南方周末》刊出了《我们悲痛但我们必须承担——致北大山鹰》一文，对曾经喧哗一时的人们来说，文章有类似清醒剂的作用。谨以文中片断作为此记的结束。
毫无疑问，北大山鹰社的这次登山行动，有诸多需要总结之处，诸如媒体已经指
出的登山时间的选择、登山设备的添置等等。但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显然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虽然技术非常重要，可它并不足以影响到对这次行为的根本评价。
……
至于说这一行为体现了一种拼搏向上、为校争光的精神，则似乎更值得警惕。对于拥有太浓厚的传统积淀的中国人而言，民族、家国、社会等这些被过分强调的宏大话语，长期以来在无形中将本我、将个性自由的空间挤压得几近于无。而事实上，正是这些宏大叙事极易将个人行为无限拔高，反而容易导致非理性，从而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
在我们看来，我们更愿意把本次事件看做是一种纯粹的个人选择，一种自我认可的生活方式，一种在发自内心的召唤与追寻下的偶然事件，仅此而已。
……
不要再试图贬低或者拔高这一次实属平常的举动，如果硬要说它代表了“北大精神”的话，那么，它体现了一部分学者心目中的北大传统——那便是一种灵魂的自由选择，一种对个性解放的终极冲动和对灵魂高贵的不懈追寻与超越。
……
让留在雪峰上的5个灵魂安息吧，他们只是5个自由选择了而又能够担当的人！
第十一章 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5。什么是真正的山鹰精神
文/潘多拉
北京大学山鹰社5名学生队员遇难西藏希夏邦马雪山，有关各方和社会各界对此做出
了种种反应。无论是为5名山鹰勇士冒死勇攀高峰的壮举高声喝彩，赞扬他们挑战自我、挑战大自然的努力代表了人类永不停息的奋进精神；还是批评并惋惜他们的“无谓冒险”，甚至认为他们的“盲目牺牲”是“不重视安全、不珍惜生命、不体恤父母、不回报社会”；还是认真分析事故的原因和教训，呼吁管理部门加强与民间团体的合作，加快登山运动的知识普及，为登山者提供必要的训练设施和实战机会，为更多的登山者提供优质服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