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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使我大吃一惊：他亲热地笑着走到我身边，突然打掉了我的帽子，一把抓住头发。我们打起架来，他把我从廊下推进铺子里，想把我按到放在地板上的大圣龛上——要是如了他的愿，我一定会把玻璃压碎，雕花弄破，划破高价的圣像。可是他气力很小，结果是我打胜了。那时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长胡子的汉子，坐在地板上，擦着打破的鼻子，伤心地痛哭起来。
第二天早晨，两家主人都出去了，铺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他用手指抚抚鼻梁子靠近眼睛的肿伤，友善地对我说：“你以为，昨天我打你，是出于本意吗？其实我不是傻子，知道打不过你的，我没有气力，是个喝酒的人。这是我们老板叫我干的：‘去找他打架，尽量使他把他们铺子里的东西多弄坏些，让那边受损失。’我难道自己情愿来惹事，你看，被你把脸弄得这样脏……”我相信了他的话，心里可怜他。听说他同一个女子在一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常常挨女的打。但我还是问他：“那要是人家叫你下毒药，你也下吗？”
“他会的，”伙计低声说，现着可怜的冷笑。“他也许会的……”过了不久，他问我：“唔，我一文钱也没有，家里没有吃的，老婆跟我吵闹。
朋友，你在这边货仓里给我偷一张什么圣像好吗？我可以换几个钱，唔，你拿吗？要不，来一本《诗篇》行不行？”
我记起鞋店和看守教堂的老头子，我想这个人会出卖我的。但是不好拒绝，就给了他一张圣像。我不敢偷价值几卢布的《诗篇》，觉得这是犯大罪。有什么办法呀？在道德当中，常常藏着一种计较，神圣洁白的“刑法”，非常清楚地暴露了这小小的秘密，秘密虽小，里面却藏着私有财产的大大的虚伪。
当我听到我们掌柜对这个可怜的人说，叫他教我偷《诗篇》，我愕然吃惊。我很明白，我们掌柜知道我拿他的东西送人情，隔壁的伙计已经把圣像的事告诉他了。
慷他人之慨的可憎的仁慈，和这种陷害我的小诡计，都使我气愤，对自己对一切人都厌恶。好几天，我很难过地等着几货箱的书运到。货物终于运到了，我在货仓里开箱，隔壁的伙计走来了，叫我给他一本《诗篇》。
我便问他：
“你把圣像的事情告诉我们掌柜了？”
“告诉了，”他发出抑郁的声音。“兄弟，我这个人是什么事都藏不住的……”我目瞪口呆，坐在地板上，瞪眼望着他。他慌慌张张地说了些什么，那种又狼狈又可怜的样子，真叫人受不了。
“你要知道，是你们掌柜自己猜着了，不，是我们老板猜着了，后来他又告诉了你们掌柜……”我想，这下我可完了——这班家伙联朋结党陷害我，现在我准会被关进少年感化院去了。既然已经这样了，横竖都无所谓。要是淹进水里，就淹到深地方去吧。我拿了一本《诗篇》塞进伙计的手里，他藏在外套底下，溜了出去，但立刻又走回来，把《诗篇》丢在我的脚边，说了这句话就赶快走了：“我不要。会跟你一起倒霉的……”我没有懂他的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倒霉？但是我非常高兴，他没有把书拿去。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我们那个小掌柜比以前更爱对我发脾气，更怀疑我了。
当拉里昂诺维奇上楼去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这一切。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回来了，神情比刚才更丧气，显出从来没有的沉静。吃夜饭以前，对我一个人轻声说：“我说了好多话，想叫你别上铺子去，单在作坊里帮帮忙。
没有成功。‘金龟子’不肯答应。他和你很过不去……”这屋子里我还有一个仇人——掌柜的未婚妻，那个挺轻浮的女子。作坊里的青年都跟她胡闹，呆在门廊底下，见她过来就一把搂住，她也不生气，只是象小狗似的轻轻尖叫一声。一天到晚，她嘴里总嚼着东西。她的荷包里，总是装满饼干、油炸饼。她的下颏老是在动。她的茫然的脸色和不安定的灰眼睛，见了实在叫人不快。她常常要我和巴维尔猜谜，谜底都是猥亵下流的。又教我们许多急口令，也都是下流话。
有一天，一个上年岁的师傅对她说：
“你这个不害臊的姑娘。”
她就活泼地用下流的小调回答：
姑娘要害臊
哪能生宝宝……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姑娘，她恐吓我，要同我胡闹，我很讨厌她。她见到我不高兴胡闹，就益发纠缠不休。
有一天在地窨子里，我同巴维尔帮她刷洗装克瓦斯和黄瓜的空桶，她对我们说：“小家伙，我来教你们亲嘴好吗？”
“我亲得比你还好呢，”巴维尔笑着回答。我对她说，你要亲嘴，同你未婚夫去亲好啦。我说得并不怎样温和，她发怒了：“咳，多么粗野呀。小姐跟他亲热，他却翘尾巴；你说，你算什么玩意儿。”
接着她又用指头做出威吓的样子说：
“瞧着吧，叫你记得这个。”
巴维尔帮着我，对她说：
“若是你未婚夫知道你这般胡闹，他会收拾你的。”
她的长满瘰疬的脸，现出轻蔑的神气：
“我不怕他。有我这样的嫁妆，能找到十个比他好的女婿。
姑娘在出嫁前正是寻欢作乐的时候。”
她就同巴维尔闹着玩。从此以后，我又多了这一个拚命说背后话的对头。
在铺子里愈来愈不能忍受，一切宗教书都读完了，鉴定家的议论和谈话，也不能吸引我了，他们说来说去老是这么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知道生活的黑暗，讲起话来有声有色，还能引起我的兴趣。有时我想：狐单而又爱报复的先知以利沙，在大地周游，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当我把别人的事，自己的心思，坦白地同这个老头讲的时候，他总是挺高兴地听着我说完，然后把我所说的告诉掌柜，掌柜听了不是难堪地嘲笑我，就是愤怒地叱责我。
有一天，我对老头说，他所说的话，有时我曾经记在本子里，我在那本子上已经抄摘各种诗句和警句。鉴定家大为吃惊，急忙走到我身边，不安地问：“这是干什么？小孩子，这不行呀。为了记住吗？不，不能这么干。你真会闹新花样。你把记了的交给我好吗？”
他一股劲地劝了我好久，叫我把本子交给他，或是把它烧掉。然后，又气鼓鼓地同掌柜嘀咕起来。
我们往家里走的时候，掌柜严厉地对我说：“听说你在抄什么，这种事不许做。听见没有？只有密探才干这种勾当。”
我不经心地问他：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呀。”
“他也抄吗？这个高个子傻瓜……”
沉默了许久，他以从来没有的柔声说：
“唔，把你的和西塔诺夫的本子给我看看——我给你五十戈比。但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要悄悄……”大概他认为我会答应他的要求，再没说话，迈开短腿望前头跑去了。
到了家里，我把掌柜的要求对西塔诺夫讲了，他皱皱眉头说：“你太多嘴了……这下他一定会叫什么人来偷你我的本子。把你的给我，让我藏起来……而且，你不久就会被撵走的，瞧着吧。”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决定，等外祖母回到城里，马上就离开他们。她整个冬天都住在巴拉罕纳，有人请她到那里去教姑娘们织花边。外祖父又住在库纳维诺，我不到他那里去，他来城里时，也从不来看我。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他穿一件沉重的浣熊皮大衣，象神父一样的在街上大摇大摆缓步地走。我招呼他，他用手遮着眼向我望望，在想什么心事似地说：“啊，是你呀……你现在在画圣像，是的，是的……唔，去吧，去吧。”
他把我从道上推开，又照样大摇大摆缓缓地走去了。
外祖母不常见到，她要养活衰老痴呆的外祖父，拚命地在干活，还要照顾舅父的孩子。最费手脚的是米哈伊尔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漂亮青年，爱幻想，喜读书。换了好几家染店工作，失业下来就依靠外祖母养活，静候她给他找到新的位置。萨沙的姐姐也是外祖母的累赘，她命运不好，嫁了一个喝酒的工匠，他打骂她，把她赶出来了。
每次同外祖母碰见，我都更加打心底里佩服她心地好。但是我已渐渐感到这种美丽的心灵被童话蒙住了眼睛，不能看见，也不能理解苦难的现实生活的现象。因此我的焦灼和不安，她是不能体会的。
“要忍耐，阿廖沙。”
当我长篇大论地对她说到生活的丑恶，人们的苦痛，苦闷扰乱了我的心的一切，这便是她所能回答我的唯一的一句话。
我不会忍耐，假使有时候也能表现出这种牲畜和木石的德性的话，不过是为了锻炼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在地上的坚实程度而已。有时候，青年人常常凭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气力，试着去举起对于自己筋肉和骨头过重的东西，并且举起来了，为了炫耀自己，象有气力的大人一样，试着挥舞两普特重的秤锤。
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我的肉体上，在精神上都有过这一切的行为。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没有受到致命的重伤，没有变成终生的残废。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忍耐、对于外部条件的力量的屈服更可怕的使人残废的东西。
如果我终于变成一个残废者躺进坟墓，那么我在临终的时候，依然可以骄傲地说：那些善良的人，在四十年之中，拚命想使我的心变成残废，但他们的一番辛苦都白费了。
想闹着玩，想使人家高兴，使人家笑，那种激烈的愿望愈加频繁地驱使着我。我常常做到了这一点，我会假扮尼日尼市场上那班买卖人的脸相，把他们的情形讲给人家听。我模仿乡下男女买卖圣像的神气，掌柜如何巧妙地欺骗他们，鉴定家们怎样吵嘴。
作坊里的人都大声笑了，有时师傅们看着我的表演，放下手里的工作，但在这以后，拉里昂诺维奇总是劝告我：“你顶好是在夜饭后再表演，免得妨碍工作……”“表演”完了，我好象放下重担，心里觉得轻松了。半小时一小时之间，头脑里很清爽。但是过了一会儿脑子里好象又装满了尖锐的小钉子，在那里钻动着，发起热来。
我觉得在我四周滚沸着一种什么泥汤，而我自己也好象慢慢地在那里面煮烂了。
我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是这样的吗？我要同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不能活得更好一点，不能找到更好的生活吗？”
“马克西莫维奇，你生气啦，”日哈列夫注视着我说。
西塔诺夫也常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不知怎样回答。
生活顽固而粗暴地从我的心上抹去美面的字迹，恶意地用一种什么无用的废物代替了它。我愤慨地对这暴行作强悍的抵抗。我和大家浮沉在同一条河水里，但水对我是太冷了，这水又不能象浮起别人一样轻易地把我浮起，我常常觉得自己会沉到深底里去。
人们对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