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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待我越加好起来，他们不象对巴维尔那样喝斥我，也不欺侮我。为着对我表示敬意，用父称叫我。这很好，但看了许多人狂饮的情景，喝醉以后他们那种讨厌的样子，和他们对女子的不正常的关系，心里实在痛苦，虽然我也知道，酒和女人在这种生活中是唯一的安慰。
我时常痛心地想起，连那个聪明大胆的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自己也说女人是一种安慰。
那么，我的外祖母呢？还有，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感到一种近于恐怖的感情。她与大家是那样不同，我好象是在梦里见过她。
我非常多地想到女人了，而且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下次休息日，我是不是也到大家去的地方去呢？这不是肉体的要求，我是健康好洁的人，但有时候，却发疯似的想拥抱一个温柔而聪明的人，象告诉母亲一样，把我心里的烦恼，坦率而且无穷无尽地向她倾诉。
巴维尔每晚上都告诉我，他同对门房子里的女佣发生的罗曼史，我非常羡慕他。
“是这么一回事，兄弟：一个月以前，我拿雪球扔她，还不喜欢她。但现在坐在长凳子上紧紧偎着她——再没有比她更可爱的了。”
“你们谈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讲自己的身世，我也对她讲我的身世。以后我们亲嘴……只是她这个人很正派……老弟，她人怪好的。……唔，你象个老兵一样地抽烟。”
我烟抽得很多，抽醉了，心里的忧愁和不安就都麻木了。
幸而我不爱喝伏特加，我讨厌它的气味和味道。但巴维尔却爱喝酒，喝醉了就伤心痛哭：“我要回家去，回家去。让我回家去吧……”我记得他是孤儿，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也没有兄弟姊妹，大约从八岁起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正当情绪这样激动不满的时候，更加受了春天的诱惑，我决定再到轮船上去干活，等船开到阿斯特拉罕就逃到波斯去。
为什么决定去波斯，这理由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或者只因为我曾在尼日尼市场上见到波斯商人，觉得非常合意的缘故：他们跟石像一样盘膝坐地，染色的胡子映在太阳光中，沉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象天底下的事没有他们不知道的。
说不准我真会逃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复活节的那一周，一部分师傅回乡去了，留着的也只有一天到晚喝酒。因为天气很好，我到奥卡河边去散步，在那里碰到了我的旧主人，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着薄薄的灰大衣，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含着烟卷，帽子戴到后脑壳，他的和蔼的脸，对我做着友好的微笑，有一种令人倾心的快活的自由人的风度。旷野里，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别人。
“啊，彼什科夫，恭喜基督复活了。”
我们接吻三次，他问我生活过得怎样，我坦白地告诉他：作坊、城市，一切都已经厌倦，因此想到波斯去走走。
“算啦，”他认真地说。“什么波斯不波斯呀？见鬼。老弟，我知道，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也想远走高飞。……”他虽然开口就见鬼见鬼的，我听了却挺舒服。他的身上有一种美好的春天的气息。他显出一副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样子。
“抽烟？”他问，向我伸出一只装着粗大的烟卷的银烟盒。
这可终于把我征服了。
“唔，彼什科夫，再到我这里来吧。”他向我提议。“今年市场里的建筑工程我包下了有四万多，兄弟，你明白吗？我派你到市场上去，替我当个象监工的人，材料运到，你收下来，按时分配到一定场所，防备工人们偷盗，好吗？薪水一个月五卢布，另外每天给五戈比中饭钱。你同我家里女人们不相干，早出晚归，不要管她们。不过你别说我们是在路上碰到的，你装做随便跑来就得。多马周的星期天，你来好啦——就这样吧。”
我们象朋友一样分别，他握了握我的手走开去，甚至远远地殷勤地摇着帽子。
回到作坊里，我告诉他们我要走，开始，大半的人都表示了使我感到荣幸的惋惜之情，巴维尔尤其不好过。
“你想想，”他责备我说。“咱们在一起惯了，你怎么能跟那些杂七杂八的乡下人过活？木匠，彩画匠……你这是干什么。当家师父不做倒去做香火和尚……”日哈列夫咕噜说：“鱼往深处游，漂亮小伙子却往狭处钻……”作坊里给我举行的饯别会，是很愁闷而枯燥的。
“当然是什么都应该试一下，”醉得脸发黄的日哈列夫说。
“不过最好一下就抓紧一件什么做下去……”“做一辈子，”拉里昂诺维奇低声补充说。
但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勉强的，好象只是一种义务。我同他们联结着的那根绳子，好象立刻霉断了。
喝醉了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发着沙嗓子说：“我一高兴，让你们都到牢里去。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呀？嘿，嘿……”和平时一样，墙旁边靠着没有脸部的未画完的圣像，天花板上贴着玻璃球。早已不在灯下做夜工了，它们好久没用，罩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四周一切，都深深留在我记忆里，就是闭着眼，在黑暗中，也看得见地下室的全景：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画笔和笔插、圣像、放在屋角上的脏水桶、水桶上面消防夫帽子似的铜的洗手钵、从高板床上垂下来戈戈列夫的发青的象淹死鬼的脚似的赤脚。
我想早一点离开，但是俄国人是喜欢拖延悲哀的时间的，同人分别，也好象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把眉头一动，对我说：
“那本《恶魔》，我不还你了，你愿意算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当消防队队长的老头儿给我的，我不愿意把这本莱蒙托夫的作品让给别人。但我不大高兴地说，我不要钱，日哈列夫也就不客气把钱收进钱袋里，坚定地说：“随你便吧，不过书我不还你。这本书对你没有好处，带着这种书马上会犯罪的……”“可是店铺也有卖的呀，我亲眼见过。”
但他很恳切地对我说：
“那没有关系，店铺里也卖手枪呢……”结果，莱蒙托夫的作品终于没有还给我。
我上楼去向老板娘告辞，在门廊下碰见她的女儿。她问：“听说你要走？”
“是的。”
“你若不走，也会把你赶走的。”她虽说得不大客气，倒十分真诚。
醉醺醺的老板娘这样说：
“再见，上帝保佑你。你这小孩子很不好，犟得很。我自己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你的坏处，但是大家都说你是一个不好的孩子。”
接着，她忽然哭起来，泪汪汪地说：
“要是我们那个死人还活着，要是我的丈夫，亲爱的宝贝还活着，他一定会对付你，会揍你，会打你的脑袋，可是决不会把你赶走，一定会让你在这里呆下去。现在是全都变样了，一点儿不合意就叫人家滚蛋。唉，你到哪儿去呢？孩子，你到哪儿去立脚？”
第16章我同主人划着一只小船，经过市场的街道。两边砖造的店房，因为发大水，淹上了二楼。我划着桨，主人坐在后艄，笨拙地把着舵。后桨入水过深，船身拐来拐去地绕过街角，滑过平静而混浊的、象在深思一样的水面。
“唏，这回水头真高，活见鬼。不好开工，”主人嘟哝着，抽着雪茄烟，烟发出焚破呢料的气味。
“划慢点。”他惊慌地叫。“要撞着路灯柱子了。”
好容易把住船舵，他骂：
“把这么坏的船给我们，混账东西……”他指给我看水退后要修理店铺的地方。他的脸剃得发青，唇须剪得短短的，又加含着雪茄烟，看来全不象一个包工头。
他穿着皮袄，长统靴一直套到膝头上，肩头挂一只猎袋，两腿中间夹住一杆莱贝尔双筒枪，他老是不安地动着皮帽子，把它压在眉梢上，鼓起嘴唇，忧虑地瞧看四周；然后又把帽子掀在后脑上，显得很年轻，唇须上浮起微笑，回忆着什么愉快的事情，不象一个工作忙碌的人，心里正为了大水退得慢在发愁。显然，在他的心里正荡动着和工作无关的什么念头。
我略被惊奇压住：看着这死寂的城市是这样奇异，密排着一排排紧闭窗户的房子——大水淹着的城市好象在我们的船边漂过去。
天空是灰色的，太阳藏在云中，不过有时候从云缝里露出冬天那样的银白色的巨大姿影。
水也是灰色的，很冷，看不见它流，好象凝冻着，同肮脏的黄色的店房和空屋子一起在睡觉。云缝里露出苍白的太阳，周围一切就稍微明亮了一点，灰色的天空，象一块布似的映在水里。我们的小船漂荡在两个天际之间，石头房子也漂荡起来，慢得几乎象瞧不出来地向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方面流去。船旁边，漂着一些破桶、烂箱、筐子、木片、干草，有时还有竿子或者绳子，象死蛇一般浮着。
有些地方，窗子开着。市场长廊的屋顶上，晒着衬衫裤，放着毡靴子。有一个女人从窗口眺望灰色的水。长廊的铁柱上系着一只小船，红红的船腹，映在水里象块挺大的肥肉。
主人用下颏点点那些有人的地方，向我解释：“这里是市场更夫住的地方，他从窗口爬到屋顶上，坐上小船，出去巡逻，看什么地方有小偷没有，要是没有，他自己就偷……”他懒懒地、静静地说着，心里正想着什么别的事。四周象睡眠一般安静，空寂得令人难信。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汇合成一个大湖。在远远的毛毵毵的山上，隐约看见花花绿绿的市区。全城浸在还是灰暗色的，但树枝已经抽芽的果园中，房舍、教堂都披上绿色的和暖的外衣。从水面传来很热闹的复活节的钟声，听得出全城都在鸣响。但是我们这边，却好象是在被遗弃的墓地里。
我们的小船，穿过黑森森的两行树林，从大街划往老教堂的地方。雪茄的烟刺着主人的眼，使他感得烦扰，小船的船头船身，不时碰着树身，主人焦躁地惊叫道：“这只船坏透了。”
“你不要把舵呀。”
“哪有这种事？”他咕噜说。“两个人划船，当然一个划桨，一个把舵。啊，你瞧，那边是中国商抄…”我对市场的情形，早就了如指掌；我也知道这个可笑的商场和它那乱七八糟的屋顶。屋顶的角落上，有盘膝坐着的中国人石膏像。有一次，我同几个朋友向那些人像扔石子，有些人像的脑袋和胳臂是被我用石子打掉的。但现在，我再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事自傲了……“真没意思，”主人指着那商场说。“要是我来修造的话……”他把帽子望脑后一推，吹着口哨。
但是，不知怎的，我却觉得，他若是把砖房街市造在这个每年要被两条河的河水淹没的低地上，也会是同样枯燥的。
他也会想出这种中国商场来的……
他把雪茄烟丢在船外边，同时厌恶地吐了一口口水，说：“真闷人，彼什科夫，真闷人呀。光是一班没受过教育的人，没有人可以谈谈。要吹牛，吹给谁听呢？没有人，都是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