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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叫做有一个所爱的男人睡在身边。她的丈夫一大弱点就是没有耐性听她的倾诉，所以，艾娃不时打电话同雅努什聊天，向他倾诉有来由和没有来由的不安。
节日是人们共在的时间，对于敏感的艾娃，这样的时间是特别不幸的时间，孤单就像教堂外面的冰雪一样寒冷地剜割她的心。那投向雅努什的目光荡涤了眼前的弥撒气氛，其中分明有绝望的悲情在不容推开地恳求：要同雅努什一起过这个平安夜。
雅努什把目光从艾娃脸上移开，想逃避或者说推开艾娃的恳求。雅努什不是没有读出艾娃目光中孤单的痛苦，而是为了婚姻的责任，不得不对自己过去曾经爱过的人的恳求视而不见。
回到家里，平安夜的家庭欢聚就要开始：夫妻之间，父子、母子之间会有种种游戏和温情时光。担心艾娃会打电话来，雅努什截断了电话线。
门铃响了。
雅努什下楼打开大门。
艾娃站在寒雪纷飞的门外，说她丈夫今早突然失踪了，问雅努什可不可以开车带她去找寻。
答应还是不答应？为什么雅努什得离开家庭的平安夜，去帮过去的恋人？
艾娃的丈夫失踪了，她可以向警察局求助。雅努什不是警察局，不管公共事务。艾娃的请求只是一个私人的请求，雅努什有什么理由答应艾娃？
雅努什犹豫片刻，答应了艾娃的请求。
他觉得自己是出于对过去的感情的责任答应艾娃的。
可是，有这样的责任吗？
责任在这里既没有道德依据，也没有法理依据，也许只是一个使某种情感合法化的理由。况且，尽到对艾娃的责任，又如何可能尽到对妻子的责任？
雅努什怎么对自己的妻子说？说以前的恋人向他求助找寻失踪的丈夫？妻子会不会认为雅努什还爱着艾娃？
雅努什当然不觉得是。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有一大片暧昧的领域，很难明确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雅努什同艾娃有过一段情，这段情过去后，留下一种暧昧的感情，像稀释了的血。雅努什清楚记得与艾娃分手的原因——无法忍受她没完没了的抱怨。艾娃对生活品质要求很苛刻，她既觉得只有雅努什才能给她带来幸福，又觉得他在生活细节上不能符合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没完没了的抱怨磨损了爱情。
也许，雅努什看到艾娃站在寒夜的雪地里产生了同情，这种同情推开了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甚至对妻子的感情。
在这平安夜，责任与同情哪一个更重要？或者哪一个责任更重要？
他回到楼上对妻子说，邻居看见有人偷了他的车子，得去警察局找。雅努什依从同情，对责任撒了谎，或者说因这一责任对另一责任撒了谎。无论因为什么，他撒谎对吗？
雅努什载艾娃上路，去警察局、医院。一路上艾娃不停地说话，分析丈夫的可能去处，想方设法把丈夫的失踪弄成一宗悬案，与雅努什一起追究。平安夜的街市，人车两空，只有雅努什与艾娃驱车寻找一个虚构的失踪者。雅努什其实心里明白，艾娃的丈夫不是失踪了，而是早与她分居了。雅努什没有戳破艾娃的谎话，那会伤害她在寒冬的节日里的孤单。有好几次，雅努什觉得不耐烦了，觉得不能为了陪伴艾娃，让妻子在孤单中度过平安夜。对艾娃的同情成了雅努什对妻子的无情。艾娃也清楚，雅努什与她驱车寻找丈夫是出于同情。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忍受同情。有的女人把同情视为侮辱，把责任视为伤害。艾娃不是这种女人，她只需要自己所爱的男人能陪伴自己。
这两个人在一个虚构的理由中一起度过了平安夜，他们寻找到的，对艾娃来说，是同雅努什在一起的时光。天快亮时，艾娃对雅努什说：“一个人过平安夜很难，我已经连续三年一个人过平安夜了。今年实在不行了。我跟自己打赌，如果把你留在身边直到早上七点，就可以活过来。”
时间正好七点，艾娃从衣袋里摸出两粒毒药，扔在地上，用脚踩碎。雅努什在教堂中看到的思想死亡的目光是真的。
雅努什回到家。为平安夜的欢聚准备的一切原封未动，妻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雅努什把头靠在妻子的肩上，妻子惊醒过来，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把他抱住，仿佛需要安慰的不是她，而是雅努什，需要道歉的不是雅努什，而是她。她谅解他。
妻子的谅解并不让雅努什释然，他觉得对不起她。其实，雅努什答应艾娃陪她找寻谎称失踪的丈夫，也不是同情，而是谅解，知道她撒谎而谅解她的处境。在这个平安夜，如果雅努什不能谅解艾娃的撒谎，她一定吞了那两粒毒药。谅解是对人性的脆弱的体谅，谅解比同情、责任都难，谅解才能解开情感的缠结。
如果雅努什不答应艾娃，艾娃会谅解吗？如果她能谅解，就不会敲雅努什家的门了。谅解是一种明智的心性，这种心性是性情的结果，不是可以习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类似的伦理困境过于偶然，纯属例外，根本就不必在意。然而，伦理困境被看做例外，是由于道德规则的存在。道德规范安排了一个抽象的生活秩序，具体的生活自身就显得是不断产生的例外。生活中的伦理困境其实才是真实的道德生活本身，不是道德规范在活着，而是具体的个人在活着。正如有了法律规范就有了犯罪，有了道德规范就有了道德困境。
人在具体生活中往往难以尽到道德责任，即便人尽力想要尽到。自由主义伦理学承认生活中充满伦理困境，就是不承认生活织体本身是按道德戒律编织起来的。对于律法论或决疑论的伦理学来说，不存在两难伦理处境。关注、正视生活中细微的两难伦理处境——像雅努什遇到的那样，是自由主义道德意识的首要品质。在一个伦理国家中，个体的人并不需要独自面临伦理困境，有各级党组织可以依靠，如果你不愿意依靠，各级党组织也会非要你依靠。如果撇开伦理国家的道德秩序，只是设想个人的道德处境，那么，伦理问题就是个体人与一个复杂、具体的生活世界的性情关系问题。《十诫》中的人物大都是自由职业者：建筑师、教师、医生、歌手、律师。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这样可以避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让人们的目光聚集在个体伦理情感的困境中。
偷窃亲情？（《十诫》之七）
这又是一个伦理的例外事件。
偷别人的东西（钱包、小车）是刑事犯罪。对人身私有财产的法律性保护，是个人的外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
如果人心灵的私有财富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是否可能获得内在自由？偷别人感情上的东西，算不算犯罪？算什么犯罪？
要确定什么叫做偷一个人心中的私有财富，相当困难，但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可能经常发生一个人偷另一个人心灵上的东西的事。例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爱他（她），得到了他（她）的感情，然后又转身走掉了，而他（她）却因为这些情话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此跌入不幸，算不算心灵上的东西被偷窃？
梅依卡的母亲生梅依卡时难产，虽然母女俩最终都平安无事，梅依卡的母亲却再也不能生孩子，本来她很想再要孩子，为此她一直很伤心，怪罪梅依卡使她不能再生育。母亲经常对梅依卡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梅依卡得不到母爱，从小养成了忧郁的性情。父亲很爱梅依卡，梅依卡心里难过时，他就吹箫给她听。
梅依卡十七岁那年，快要高中毕业了，教艺术课的老师波伊特克对她说了好多含糊其辞的情话。忧郁了十几年的梅依卡在波伊特克的情话中得到了从父亲那里无法得到的安慰，而波伊特克却让她怀了孕。波伊特克对梅依卡说，自己还没有当父亲的心理准备，有了孩子会断送自己的艺术创作前程。他劝梅依卡堕胎，梅依卡无法接受。
梅依卡的母亲也反对堕胎，但对梅依卡说，她还是个学生，怎么可以有孩子？为了梅依卡的前途，母亲说当作是自己的女儿给梅依卡的孩子报户口，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如今，梅依卡已大学毕业，女儿玛嘉已经六岁。梅依卡想要回女儿，母亲回答说：“你可以每周看一次玛嘉，但她属于我，我死后属于你。”梅依卡觉得母亲当初说为她好，其实是偷走了自己的女儿，波伊特克是她母亲的偷窃行为的同谋，他们为了各自的意愿偷了自己的感情。“实际上，波伊特克是为了避免一宗丑闻。他与我的恋情只是他的无数次恋情经历之一。他对我说过，艺术家需要不断有新的感情经历的刺激，才能保持艺术生命力的旺盛。承担感情的后果，不是艺术家的事。”
梅依卡决心带着玛嘉出国。
她申请了护照，乘一次儿童联欢会的时机，抱着玛嘉哄她去公园玩，把玛嘉“偷”走了。
梅依卡带玛嘉找到波伊特克，想拾回过去的爱情。波伊特克很冷淡，不愿意归还当初从梅依卡身上借去的情感。他对梅依卡说，要么把玛嘉送回去，要么他去别处。波伊特克与梅依卡的母亲一样，不愿归还当年从梅依卡那里偷去的女儿。
谁是偷窃者？
按法律，玛嘉是梅依卡母亲的女儿，从孩子的情感经历来说，梅依卡的确算偷了孩子，甚至偷了孩子的感情。玛嘉一直叫梅依卡的母亲“妈妈”，梅依卡央求玛嘉叫她“妈妈”， 玛嘉总对她直呼其名。玛嘉经常在半夜哭，说是梦中遇上恶鬼，梅依卡的哄抱不管用，她已经习惯了梅依卡母亲的哄抱。
梅依卡的母亲拒绝承认偷了梅依卡的女儿，她说当初梅依卡自己同意把女儿给她。波伊特克也拒绝承认偷了梅依卡的情感，说梅依卡当时自愿同他发生感情。梅依卡当时只有十七岁，还不懂得什么事。她母亲和波伊特克不认为这是一个理由。他们问，说偷另一个人心灵上、情感上的东西，这个问题真实吗？被偷的人会说，自己不小心、年幼，就像一个人没有把钱包放好，没有太提防（小心心灵扒手）。可是，人们会不小心随意放置心灵和情感？心灵和情感需要保管好？人与人的感情纠葛可以用〃偷〃来界定？
顺手随便拿走别人的情感和心灵，算不算偷？
基斯洛夫斯基会说，这样的问题不易回答。
偷的人不会说东西是偷来的，而是说顺手拿来的。偷是趁别人没有防备时拿走东西，如果一个人趁别人情感脆弱或疲惫时拿走情感，就是偷一个人的情感。可是，母亲当初说为梅依卡好的那些理由都是真的，并没有要欺骗她。波伊特克当初对梅依卡说的情话，也是真的，只是后来对她的情感变了。要寻找到这件事在道德上的对错，根本没有可能；人与人之间情感上、心灵上的牵缠和受伤，是无法追究道德罪过的。
梅依卡只好带着女儿出逃。第二天早晨，母亲和波伊特克在一个小火车站追上了梅依卡和玛嘉——玛嘉对梅依卡的母亲叫着“妈妈”，奔了过去。
梅依卡带着被偷得空荡荡的心，独自上火车走了。她母亲在站台上喊：“女儿，你回来。”从梅依卡紧贴在车窗玻璃上的那双也想对玛嘉这样喊的眼睛来看，忧郁症会陪伴她一生。
生命个体的偶在性与社会的伦理秩序的规范性不相吻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