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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据在两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阶段都非常重要：建立假说的阶段和验证假说的有效性的阶段……
由于我们只能依靠不受控制的试验，而无法进行受控制的试验，因此，我们很难形成给人深刻印象的、明确的证据，能证明我们接受推测性假说是正当的……
关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及其运转情况的特征的描述性材料，已经积累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确实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这些抽象模型和材料，我们就必须形成一个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标准，以确定什么样的抽象模型最适合于解决具体问题｛24｝。
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跟哈耶克自己的一部分方法论观念很接近。人们不免怀疑，哈耶克是不是因为弗里德曼使用了“实证”一词而受到误导，从而将弗里德曼的观念———它的主要内容不过是指出，在我们准备暂时接受理论的时候，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与逻辑实证主义、即讲究严格验证的方法混为一谈？
２０００年，弗里德曼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问：根据我对你的方法论的理解，似乎经验证据对于验证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答：这完全是波普的看法。
问：是的。问题是……哈耶克也说过，他也受过波普的影响。
答：是的，但他不够彻底。哈耶克仍然没有摆脱米塞斯的影响———当然他没有米塞斯那么糟糕。但他仍然保留了不少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学？穴ｐｒａｘ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雪的方法，即认为知识来自于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能够信赖的资料的来源，我们通过内心就可以获得真理……
问：我觉得这种看法实在太荒唐了。
答：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从来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观点。｛25｝
１９９５年，弗里德曼对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做过下述评论：
我从来没有弄明白，他们？穴伦敦经济学院？雪为什么会对后来以《价格与生产》为题出版的那个系列讲座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都对它没有感觉。谈到这一点，他？穴哈耶克？雪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内容是：决定、验证理论的时候，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阐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之理。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乃是因为他们是关于人的行为的，而我们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就在我们内心世界中，任何检验方法都不能驳倒它们。这就是人的行为学。
我觉得，这种方法论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使我们很难建立起一门可以不断深入发展的学科。如果你总是回到你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历史的事实就是，米塞斯的资本理论———哈耶克将其融入自己的资本理论———已经发表了五六十年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仍然停留在他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这种方法论取向也使人们不够宽容。如果你我都是人的行为学家，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正确出现了意见不一，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可以叫喊，可以争论，我们也可以努力找出对方逻辑上的缺陷，但到最后，除了打架，或者武断地宣称你错我对之外，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波普的方法论则认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某些事件将导致何种结果的假说。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么，我们出现争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我们可以努力寻找经验证据，看看我们的预测是否应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意见不一，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解决我们的难题、解决我们的分歧的办法。我对你说，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不对。于是，我们就分头去观察事实。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
因此，我想说，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实信徒，但他后来有所转变。在英国、后来又是美国更宽容的气氛中，他接触到更多学者，这些使他多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26｝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个人经历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观点的大杂烩。弗里德曼说的“预测”（ｐｒｅ？鄄ｄｉｃｔｉｏｎ）概念与哈耶克所说的“预见”（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曾提出“所有知识都具有预测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哈耶克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
哈耶克对于统计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看法。在１９７７年接受采访时他说，他的“论点是，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细节已经知之甚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井然有序。我们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整理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28｝。而早些时候他也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过，“统计学的运用，算不上是我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深化”。他赞许地引用洛威的话说，“我们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理论上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对相关度的计算而有所丰富”，“洛威又曾说过，‘指望经验性研究的增加能够立刻推进理论研究，这种想法纯属错误地理解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30｝。
起码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看，哈耶克错误地理解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弗里德曼不是那种要求对命题进行严格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使用“实证”一词，主要也是为了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道：“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独立于任何具体的伦理立场或规范性判断。凯恩斯？穴约翰·内维尔，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雪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研究‘应当是什么’。”｛31｝弗里德曼之所以这样界定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乃是因为，关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分歧，就是源于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特定行为之后果的看法不同。弗里德曼所使用的“实证”一词，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后来与密尔的分歧那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误解所至？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3）
在自己的著述中，哈耶克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爱因·兰德（Ａｙｎ Ｒａｎｄ），而她跟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和哈耶克本人一样，都是对２０世纪具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读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哈耶克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曾听哈耶克８０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评价说，兰德是三位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认为，其它两位是琼·罗宾逊和维拉·卢茨）。｛32｝
兰德出版于１９５７年的《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极受欢迎，极具影响，给她带来巨大声望。她曾经好几次提到哈耶克的观点。１９４６年她写信给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创始人莱奥纳德·里德说：“我完全理解你对那些保守主义者的愤怒，他们竟然声称，他们原则上反对强制，但如果是为了他们所青睐的那些事业，则另当别论。他们一向就是这种心态……由保守主义者所掌握的那些所谓受人尊敬的报刊上，充斥着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物，他们始终是我们这一方宣传我们的观点的绊脚石。只有哈耶克这样的妥协者还算可以，其它人干的事情则更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我们的事业。”｛33｝
兰德在写给《自由的探索》（１９４３年）一书作者罗丝·怀尔德·莱恩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那些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危害，是否比彻头彻尾的敌人还要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是’或者‘否’来回答；因为‘大体上’就是个含义宽泛的词。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人站在我这一边，知识不够彻底，他们可能对我们有益；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认同我们，但在其它方面又持有跟我们相反的观念，他们是我们彻头彻尾的敌人。举一个我可以容忍的‘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的例子，比如米塞斯。而对我们危害极大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这个人是真正危险的人物。”｛34｝
米尔顿和罗丝则赞赏兰德。弗里德曼夫妇在好几个场合都用“潮流”这个比喻来形容社会思想和社会行为的变革，他们曾提出“一个假说，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变化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而风气的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他们提到过三大潮流———“自由放任的兴起（亚当·斯密潮流）”、“福利国家的兴起（费边社潮流）”和“自由市场的复苏（哈耶克潮流）”。弗里德曼夫妇考察了最近几十年的舆论的根本变化，并且追问，“公众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大变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爱因·兰德的《源泉》和《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等等著作，都具有改变了人们信念的力量”。他们还说，“《通往奴役之路》可能是对主流思想观念的第一次真正的冲击”｛35｝。
《个人自由》杂志在１９７７年对读者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７０％的受调查者都说，兰德对于推动他们信奉自由至上主义发挥的“影响最大”｛36｝。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自由》杂志先后对其读者和自由至上主义活动分子进行过调查，请他们为对自己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打分，分值从１分到５分，每位受调查者都列出前五位（结果如下表所示）。
弗里德曼对哈耶克最热情的赞扬，出现在他于１９９２年悼念老朋友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他称哈耶克“无疑……是已经导致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这场运动之最重要的思想领袖”｛38｝。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5章 晚年的货币思想（1）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叶，哈耶克的两项主要工作任务是完成长期搁置的《法、立法与自由》，并对货币改革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在诺贝尔奖致辞中，哈耶克谈到他本人和经济学家同仁们时说，由于当时正在肆虐的通货膨胀，“整个经济学界一团糟”①。看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在中断了差不多３０年后，哈耶克又重新捡起了专业色彩更浓的货币问题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曾促使他集中研究货币问题，这次也一样，７０年代的通货膨胀又使他回到了当初曾经讨论的领域。
哈耶克仍然坚信，通货膨胀造成的主要麻烦在于，它扭曲了经济体中的生产结构。在１９７４年发表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写道：“通货膨胀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它使经济的整个结构陷入混乱、失衡状态，从而使我们迟早要陷入大规模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