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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怠工和懒政的现象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存在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些领导也懒得去管了，任由问题继续存在，因为实在是没法管啊。
一提到这个棘手的问题，曼图洛夫就开始皱起了眉头。他以前当州委书记的时候，也在这个问题上下过不少工夫。
为了解决怠工的问题，曼图洛夫要求新西伯利亚州各个工厂的领导加强监督，让他们增设一个勤工奖，用来奖励工作表现好、生产积极性高的工人，鼓励这些工人保持这样的表现，同时也能鼓励其他工人力争上游，争取得到这笔奖金。
除此之外，曼图洛夫还特意让当地的报章和电台报导有关高产能工人的新闻，大搞斯达汉诺夫运动。（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斯达汉诺夫是一名煤矿工人。曾经在5小时45分钟的时间内，开采了102吨的煤。
在1935年8月31日，苏联的媒体对斯达汉诺夫的这一成就进行了报导，从此展开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了一场工人产能竞赛。）
就在政策推行之后，新西伯利亚州出现了一些像斯达汉诺夫这样的“超级工人”，各个生产效能得到了不少的提升。
但是，那些习惯了怠工的工人实在是太有“自知之明”了！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水平在哪儿，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根本就没可能达到斯达汉诺夫那些人的水平，无心争夺勤工奖和斯达汉诺夫那样的荣誉，继续维持原状，继续怠工。
也许你会问：“惩罚怠工的人不就行了吗？”
惩罚工人这一点曼图洛夫何曾没有想过？苏联其他的官员何曾没有这样想过？这个时候的苏联人可是惩罚高手，但要是惩罚有用的话，为什么苏联还存在怠工问题呢？
这主要还是因为惩罚的标准难以量化，一些领导为了避免工厂的人才流失，避免损害领导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惩罚怠工工人的问题上，采用了比较宽松的标准。他们能不重罚就不重罚，能不惩罚就不惩罚。
因为惩罚了，会影响职工和领导之间的关系，还会导致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失。如果惩罚过多了，太重了，走的人会越来越多，愿意在这工厂里工作的人也会随之减少，这对工厂而言，是一个颇大的损失。
幸好，卫国战争的爆发，为曼图洛夫提供了解决怠工的灵感。
“同志们，现在是紧张的时刻。”曼图洛夫站起身来，像乐团指挥家那样挥动着双手，说：“在这紧张的战争时期，红军的士兵们在前线战斗，我们的工人们同样也在后方参与战斗！
为什么这么说呢？军工厂生产的每一辆坦克，每一门大炮，每一支枪，都能杀死一定数量的敌人。
军工厂生产的装备越多，能杀死的敌人就越多。工厂生产的装备越少，能杀死的敌人就越少。
我们必须要搞好宣传工作，利用好媒体和宣传资源，让工厂的同志们意识到这一点，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是在参与作战。谁生产积极，谁就是抵抗法西斯入侵的英雄！谁生产不积极，谁就是法西斯分子的帮凶！
这个概念，可以通过我们的媒体资源和宣传资源向他们传达，要不断地宣传爱国主义，不断地灌输我刚才所说的，军备生产与卫国战争之间的关系，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有保家卫国的责任，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对卫国战争所作出的贡献！
只要我们能够将生产积极的工人塑造成英雄，将怠工的人塑造成法西斯的同谋，那理论上就能够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了。”
在座年纪最大的地方领导干部（其实也才31岁）——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拿着笔，一边听曼图洛夫的讲话，一遍用钢笔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重点。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又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曼图洛夫同志，您说得很有道理，但……”
272 怠工问题（）
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看着那个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年轻人，说道：“但这个方法，我们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一个金属加工厂的党委书记也向我们边疆区党委提供过类似的意见。
经过州委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动用手上一切的宣传资源，对工人们灌输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概念。
但这个宣传策略在实行上出现了一些困难，成效也不是太好。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的例子，证明他们的劳动和战况有直接的关系，也不能有力地证明怠工对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除了缺乏例子以外，这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方针出现问题，但我看来，宣传和灌输概念其实是不够的，同时还要做好监督工作。
但是在监督上，怠工的标准并不统一，大型工厂的生产标准也很难在个人层面进行量化，部分领导干部为了避免人才的流失，避免冤枉好人，破坏领导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标准。
而现在的工厂，大部分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制定的生产目标，达到了数量上的要求，这就给了一些领导干部们提供了放宽监督标准的理由，也为部分懒惰的工人提供了怠工的理由。”
曼图洛夫露出了欣赏的笑容，这个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书记也是有点水平的嘛，毕竟在斯大林的时代能混到这些位置的，都不是一般的人了。
实际上，这个库拉科夫根本就不是一般的人。
他和曼图洛夫一样，都是在1938年，以二十多岁的年龄，当上了地方党委的第一把手，成为了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是全苏联最年轻的的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本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话，库拉科夫会是联共（布）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里，第二年轻的中央委员（最年轻的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党委第二书记斯托雷哲夫，27岁）。
但在这个时空里，随着曼图洛夫和契尔年科的加入，库拉科夫的排名就掉到了第四。算上卡蒂娅这个候补委员的话，那就跌到第六了。
也正是因为曼图洛夫的出现，使得中央过分关注新西伯利亚这边的蓬勃发展和优秀政绩，重点派人观察新西伯利亚这边年轻有为的干部，而忽略了对隔壁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的考察。
如此一来，使得库拉科夫没能被中央选为监察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主任，而是把新西伯利亚州党委第二书记提拔了上去，既让一个新西伯利亚出身的地方干部升到了中央，也保住了库拉科夫作为一方诸侯的地位。
“库拉科夫同志，我觉得我们在媒体和宣传上，应该多点报导前线战士的英勇作战事迹，最好指出这些战士使用了哪款装备，或者驾驶哪款坦克，哪款飞机，将这些事在生产相关装备的工厂里传播开来，让工人们知道自己生产的这些产品所具备的价值在哪。
同时，也要报导一下一些部队因为装备和弹药不足的关系，而被击退，甚至是被消灭的事情，让工人们知道装备和弹药数量不足的后果，督促他们积极生产，否则就会导致更多的部队因为装备或弹药不足的缘故而被消灭。”
曼图洛夫说得倒是轻巧，但这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
其实，库拉科夫早就想过这一点：“曼图洛夫同志，您说的这些我们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的同志也提及过，但我们缺乏相关的材料，所以最后并没有得到落实。”
“放心吧，库拉科夫同志。我们红军总政治部会尽量给你们提供足够的相关材料。当然，这些材料不能涉及包括我军部署在内的军事机密，所以大部分能提供材料都不是最新的，当中调到的故事都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库拉科夫这才想起了曼图洛夫还兼任着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如果红军那边肯帮忙提供材料的话，这宣传灌输的工作就更加好办了，但监督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感谢红军总政治部对我们提供的帮助，那么，监督上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
“库拉科夫同志，刚才您也说了，现在监督不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监督和惩罚标准不统一，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将监察机制和惩罚机制统一化。
但将标准统一了，将监察和惩罚机制统一了，那是不是代表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了呢？在我看来，这是否定的。
因为监督不力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在于负责监管的领导身上。正如您刚才所说的，部分领导因为担心人才流失，担心领导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于是都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标准。
如果将标准统一化了，领导惩罚的时候就会有根有据，按照既定的标准，将发现怠工的工人进行惩罚，这就不存在什么标准宽松的问题了。
但如果某些工厂的问题根源是在于领导懒惰，不愿意去监察，甚至是故意包庇某些怠工工人呢？即使标准有了，这些领导会不会故意包庇某些人，故意看不到有怠工现象的存在。会不会看见之后故意不处理？”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同志。”
“没错，我们是要相信自己的同志。但有一些人背着共产党员的身份，掌握着一些权力，却不想着为人民做事，心里根本就没有党。这些人能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吗？
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要严惩，如果我们能够百分之百地肯定所有工厂的领导都不是这样的人，那当然最好，但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应该不定期地派人到工厂里进行巡查，而且这些人也要以另一个身份进入工厂，以保证巡查具有突击性和隐秘性。但这个方法的成效，还有待验证。”
273 运输问题（）
曼图洛夫气喘喘地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里，说：“同志们，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才火车晚了到站，所以就晚了一点到。”
“曼图洛夫同志，你不用担心，”斯大林的笑容看上去十分慈祥，真不愧是苏联人民的慈父，“铁路系统负荷过重，火车经常误点的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你，还有军队。
正是因为火车误点，铁路负荷太重，导致苏联工农红军的后勤供应出现了困难，一些部队经常无法及时地，获得足够数量的物资，对他们的战斗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今天我们这场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铁路系统负荷过重的问题。”
曼图洛夫松了一口气，换做是穿越前的他，开会迟到这么久，肯定会被领导骂得一文不值。幸好这天开会就是讨论火车误点问题，曼图洛夫的迟到恰好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曼图洛夫同志，你这班火车延误多久了？”斯大林依然保持着那副慈祥的笑容，怎么看都没有一丝怪罪的意味。
曼图洛夫看了手表，说：“大概也就迟了45分钟到站吧，不算太严重。我以前在新西伯利亚的时候，遇过延误几个小时的。”
“45分钟还不算太严重？”斯大林的脸上的笑容顿时荡然无存，显然是不满意这样的情况，“45分钟，对于前往克里米亚度假的同志们，并不算得上是什么，但战场上，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