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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与士绅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人，有所谓长沙“四大豪绅”之称，这四大豪绅在湖南政坛到处寻找代言人，使他们能左右湖南政局，保证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
王先谦幼时还因为丧父而穷困潦倒，却在举进士之后便大富大贵，这就是旧中国的现状有权才能有钱，一旦丧失了权柄，钱财就成了招祸的根源。
王家本就是长沙的名门望族，又经过王先谦的一番经营更是使王家在长沙如日中天，就连巡抚岑春冥都要忌惮三分。
徐卫的舅舅叫王承宏，是王先谦的远方侄子，虽说两人之间有亲戚关系，但是早已经出了五服，很少有交集。
王先谦之所以领着徐卫的舅舅拜访徐家，主要是听到了昨天发生在王家的事情，虽然不清楚徐卫到底在英国挣了多少钱，但是能够让英国领事和日本领事亲自拜访，应该是真正的发达了。
徐家虽然也是长沙城有名的士绅，但是和王家比起来却显得不值一提，所以当徐锡听说王先谦亲自拜访徐卫的时候，徐锡一边亲自出门迎接，一边派人寻找徐卫。
出门寻找徐卫的人和徐卫正好在大门口相遇，于是不由分说赶紧将徐卫带往正厅，并且在途中简单地给徐卫介绍了原因。
进入正厅后，徐卫首先给坐在上首的徐锡行礼，然后是自己并不认识的舅舅和王先谦，见过礼后徐卫才认真的打量了王先谦这个长沙城的无冕之王。
从外表上看王先谦是一个比较消瘦的老者，鬓发和胡须都白了，个子不高，顶多有一米六五，但是仔细看就能发现这老者两眼炯炯有神，身上的气质一看就是久居上位的人。
王先谦属于坚定的保守派，曾经坚决反对过维新变法，攻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等是伤风败俗、志在谋逆以及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之人，并且指斥南学会和《湘报》宣传民权平等学说为一切平等禽兽之行”，同时纠集张祖同、叶德辉等提出《湘绅公呈》，呈请抚院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驱逐熊希龄、唐才常及梁启超等维新人士，随后又致书陈宝箴，提出停刊《湘报》，还串通省内士绅，鼓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部分学生，齐集省城学宫，商定所谓《湘省学约》，用以约束士人言行，对抗新思想传播。
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后，其门人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一书，集中攻诬变法维新，并颂扬王先谦能事先洞烛其奸，摘发备至，并且在唐才常等所领自立军起义失败时，联通叶德辉等人向巡抚俞廉三告密，搜捕杀害自立会人士百余人。
与思想保守相反的是，王先谦却对热衷于洋务，他不仅创办了前文所讲的发电厂，还投资举办近代工矿产业。
在交谈中，徐卫了解了王先谦拜访自己的目的，现在的清政府已经可以允许私人开矿，王先谦就是其中的一员，他通过自己在长沙城的势力霸占了十几处矿山，不过都是因为设备老旧而处于亏损状态，不得不停产，希望徐卫能够施以援手。
王先谦的行为正好说明了这个时候封建地主们的局限性，作为长沙城最大的地主阶层，王先谦不可能没有钱更换更先进的设备，但是这些人宁愿将银子放在家里的库房内也不舍得更换矿山的设备。
雄心壮志的徐卫准备在国内大展身手，仅仅靠徐家的势力远远不够，所以对王先谦这种送上门的合作徐卫是举双手赞成，于是双方取得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具体的合作步骤还要等徐卫掌握矿山的全部资料后再行商定。
送走心满意足的王先谦之后，徐卫的舅舅王承宏并没有跟着离开，而是和徐卫一起到后院看望徐卫的母亲、王承宏的姐姐徐王氏。
王承宏今年三十五岁，只比他的姐姐小三岁，算是从小一起长大，所以平时姐弟的关系一直不错。
由于王承宏幼时读了几年私塾，还算有点学识，就在洋行内找了一份工作，虽然不能大富大贵，却也是能够养家糊口。
姐弟两个聊了一会家常后，王承宏期期艾艾的道出了缘由，原来是王承宏的老婆从别人那里知道自家外甥在外面发达了，于是就让自己的男人到外甥这里找份差事。
王承宏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生性老实，对求人的事情总是难以开口，以前知道自己的姐夫在徐家并没有多大的地位，也就以此为借口推脱了老婆让自己去求姐夫谋份差事的要求，现在听说自己的外甥发达了，拗不过老婆的催促，正好赶上王先谦要求自己陪着去徐家，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去求姐姐了。
第三十八章 招工（）
长沙虽然是徐卫的主场，但在长沙的发展依然不如在伦敦如臂使指，主要是整个中国的大环境都缺乏专业的人才，而徐卫能够信任的只有自己的父亲，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舅舅。
在长沙开埠之前，长沙城外上好的水田只有十二三两银子，但是自从长沙开埠以后，长沙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人借着长沙便利的交通首先富了起来，然而这些人富起来后想的并不是集中资金将自己的生意做强做大，反而收缩资金置地建房，成为了长沙新兴的地主阶层，长沙的土地也在他们的一番炒作之下价格攀升，及至现在已经翻了一倍打价格，达到了二十两一亩，而且还是有价无市。
徐卫看中的那块荒如果放在前世用化肥增肥后或许还能够种一点庄家，但是现在施肥全靠农家肥的清末恐怕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充其量只能当做墓地用。
就是一片这样的土地，当徐卫的父亲徐麟找到这块地的主人的时候，那家主人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求十五两银子一亩，无论徐麟怎么压价，对方丝毫不松口。
徐卫在伦敦定制的机器只比徐卫晚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此时的徐卫因为急等着将厂房建设起了，也就没有在价格方面过多的计较，就用十五两银子一亩的价格购买了那块一千三百八十亩的荒地。
在与王先谦合作的时候，徐卫才发现当日王先谦代表的并不是他自己，长沙府周围的矿山几乎全被以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人借助官府的力量瓜分干净，不过由于经营不善，开采出的矿石和煤炭成本远远高于从外地进口的，并且绝大多数达不到使用的要求，所以大部分的矿山都处于停产状态。
徐卫向来不是什么不畏强权的角色，在与王先谦等人的合作商依然如此，从表面上看百分百的是徐卫吃亏。
既然有了合作的意向，徐卫和王先谦等人一起坐下来商量了一个章程，在章程中注明王先谦等人以矿山入股占股份的百分之七十，而徐卫则负责矿山的设备和运行，占股份的百分之二十，剩余的百分之十属于长沙各官员的福利。
纵然是科技已经非常发达的前世，开矿依然是一个人力密集的行业，所以在从英国运来的机器到达之前，徐卫就开始在长沙乃至整个湖南招收工人。
徐卫的招工分为四种，各矿山的工人是每月五两银子，矿山和工厂的保卫人员则是每月四两银子，纺织厂的女工是每月二两，出国做工的人员是每月十两，不过出国的工人只招收十八到二十五周岁。
这个时期的清朝虽然已经剿灭了杨洪之乱和捻乱，如果不算革命党，整个大清朝总的来说还算太平，不过在这太平之下的老百姓却依然多灾多难，北方有蝗灾和旱灾，南方则有水灾，就连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的湖南、湖北也依然是灾民遍野。
当年为解长沙的严重旱灾，巡抚陈宝箴拨工赈银一万两，委长沙士绅张祖同、刘国泰、杨巩筹办火柴厂，实行以工代赈，并且在第二年，三位士绅又筹集资金12000两，另招商股8000两，成立了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厂址设在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正式开工制造火柴，当时工厂中有工人一千余人，被外界称之为善政。
徐卫所设立的纺织厂是善记和丰火柴厂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按照徐卫的计划将纺织厂建设成拥有十万纱锭，八百台织机的大型纺织厂，这个规模是现有所有华人纺织业的三分之一。
中国现在的纺织业大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像湖广、陕甘、云贵、四川等地目前还没有正正的现代纺织业，徐卫要做的就是占有这些地区的市场。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在开工之前需要进行精确的预算，这不是徐卫这样的门外汉所能够搞定的，不过幸好他让在上海的弗兰克为他在华人工厂高新聘请了几十名纺织业的精英，同时他还有一个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父亲。
经过徐麟和高薪聘请的纺织业精英们的初步的计算，矿山如果能够完全开工则需要旷工两万人，保护矿场的保卫队一千五百人，纺织厂完全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开工则需要女工五万人，守卫人员五百人。
怀有不轨之心的徐卫显然不会完全按照他们的规划实施的，首先在矿山的保卫人员方面徐卫拟定的是一万人，按照合约所说，拥有矿山开采百分之二十股份的徐卫将负责矿山内外所有的开支，所以对于徐卫擅自增加人员完全没有异议。
由于纺织厂内巨大多数的人员都是女性，于是为了避嫌，负责守卫纺织厂的护卫人员只能在纺织厂的外围巡逻，而内部则是使用女工巡逻，所以五百人的规模完全满足整个纺织厂的守卫工作，但是徐卫却招收两万人，一万人负责纺织厂的守卫，另一万人则被徐卫带到波斯，保护波斯的石油勘探。
这时的长沙才不过二三十万人，加上周围的农民顶多有五十万人，纵然正逢青黄不接举家来省城逃荒的时期，也招收不到将近十万的失地的青壮。
现在正好田里面没有农活，于是徐卫就花钱让徐家的佃户带着路引和招工告示到湖南各府县以及邻省的江西和湖北去招工。
不管是富庶的南方各省还是贫瘠的北方诸省，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在极少数的人手里，按照封建社会的规律，这也是这个朝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在当时，比较有良心的地主规定的田租一般是收成的六成，碰到或旱或涝的歉收年景或许还会减免佃户的地租。
但是如果碰到心比较狠的地主则可能将地租涨到七成到八成，除去需要征收的赋税，到佃户手里的粮食或许不到一成，碰到不景气的年景则有可能被地主逼迫的举家逃荒。
此时的湖南上好的水田一般是一年两熟，碰到丰年亩产也就是是两到三石，一个四口之家最多能种七八亩地左右，除去赋税田租到手里也就是五六石左右，按照市价也就十一二两银子。
按照徐卫招工启事，就连女工每月都能挣二两银子，这让那些将要被卖掉来缓解家庭困难的女孩们看到了希望，也让那些想买女儿给自己的儿子讨一房老婆的人家有了一个细水长流的生财之道。
本来徐卫还在担心以现在中国人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保守程度可能招收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五万名女工，谁知道到徐卫招工地点报名的女工竟然络绎不绝，完全超乎徐卫的预期。
整个长沙城要说谁最恨徐卫，当然非长沙码头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