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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偷税’，尽管我‘离婚’，尽管我在四川与一报纸打官司，尽管我‘打观众’，尽管我‘和记者吵架’，尽管我这般那般，刘晓庆三个字依然名扬四海。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还没有哪一个角色被众人嗤之以鼻。我的业余生活虽然是杂七杂八涉及各个领域，可我在工作时间却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兢兢业业，出来的活还都说得过去。‘刘晓庆’这三个字要卖，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钱来买呢。”
这是典型的刘晓庆风格的自白书！那份自信近乎于“自吹”，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有“自恋”情结。但是，倘若我们以平常心看她这篇“檄文”中的“自吹自擂”，剔除她说这些话时好像在和什么人抬杠斗气的“狂傲”口吻，那么，她说的这些哪一件不是事实？倔强叛逆的性格是她人性张力的外在表现，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的真实和真诚。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媒体的公正—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当然也包括名人。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媒体的公正—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当然也包括名人。
“永不回川”，被列为刘晓庆的“狂言”之一，还有人多次据此讥笑她“说了不算”。据我们看，这不过是她率真和简单的表现之一，宛似一个妻子和丈夫顶嘴吵架，“我再也不理你了”之类的话张口就来，事实上很少有男人或女人把这时说的话当真。所以，“永不回川”与其说是刘晓庆的誓言，无如说是她激愤时的气话。其实在这种事情上纠缠很没意思，用这样的事例来攻击刘晓庆“说了不算”也很没味道。
刘晓庆是名人，不假。刘晓庆经常“惹是生非”，也不假。我们的一些媒体呢？在刘晓庆惹出“是非”之后，是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予以如实报道，还是怀着“这回可逮着你了”的幸灾乐祸心情捕风捉影，传播谣言，必欲把水搅浑呢？北京的老百姓形容后一种心态有句传神妙语：看热闹不嫌事大。有的媒体对有关刘晓庆的报道所持的恐怕就是这种心态——看热闹，事情闹得越大越高兴。
无论对谁，以这样的心态参与报道，能保证客观和公正吗？
2003年10月中旬，刘晓庆出狱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她选择了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华人当中都影响极大的凤凰卫视，采访她的是名声与刘晓庆相比毫不逊色的大牌主持人吴小莉。
也许因为都是女人的缘故，也许因为经历了422天的洗礼，刘晓庆在接受采访时心态十分平和，没有了往日的张扬和浮躁，却多了几分深沉、宁静和思考。她坦承：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她“经常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绝对坚强的人是不存在的。人家都认为我是女强人，其实恰恰错了”。
谈到这次牢狱经历，刘晓庆没有像以往那样指责别人、强调客观，而是诚恳地检讨自己，以思辨的观念看待：“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件好事，虽然这个过程本身不是很舒服。但是我仔细地回想和总结，还是对这件事情表示感谢，因为这件事情中我失去的都是短暂的和有价的，而我所得到的都是长久的和无价的。”
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刘晓庆，一个学会了正视和内视自己的刘晓庆。这种人生感悟，这份平和宁静的心态，与过去那个无论正确与错误都死扛到底誓不低头的刘晓庆判若两人。她的这种表态，也恰恰说明了这种人生感悟的真诚和实在。刘晓庆失去的是422天的自由，得到的是永久的友情、爱情和婚姻；失去的是虽然数额巨大但终究有限的金钱，得到的是足以受用终身的人生教益。权衡得失利害，坏事变成了好事；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刘晓庆自己明白了这种得失利害的内涵。可以说，这才是真正“长久的和无价的”。
实际上，我们这里看到的也许是刘晓庆的另一面，是她真实的、没有被媒体渲染、改造、歪曲、加工的一面。看来，刘晓庆这个人本来就存在着被某些媒体忽略或掩盖了的其它一些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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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刘晓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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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刘晓庆被关押之后，她公司的员工们通过律师刘少雄转交给有关部门四份文件，其中之一就是刘晓庆的秘书林竹撰写的《我所认识的刘晓庆》。所幸不长，今照录于下：
“尽管社会上对刘晓庆的舆论褒贬不一，且贬多褒少，而作为在她身边工作、生活了两年的我，仍想以我的切身体会和感受用事实讲述一个真实的刘晓庆。
“我是1992年6月与晓庆开始朝夕相处的。那时的晓庆仍在以拍戏、演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主。公司等一切与商务有关的活动均未开始。她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无任何闲暇。晓庆勤奋、努力、刻苦用功，善良、宽容、热情、诚恳，在她的身上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这种魅力不仅对男性有着极大的吸引，在女性云集的圈中同样令人无法抵挡。我便是被她的这种人格魅力所吸引而来到她身边的。
“晓庆对事业精益求精，忘我奉献。众所周知，自晓庆从影至今，在银幕、荧屏上塑造过千姿百态各色各样的人物。为了真实生动地表现人物，她被拔过眉、剃过头，为练武功身体被摔得青紫、红肿，对于这些她从未抱怨、委屈、自怜、埋怨过，相反，还津津乐道地向朋友们讲述着‘受刑’的趣闻。
“晓庆为了我能顺利完成拍摄，在拍我整段台词戏时，她悄悄站在我对面，用口形来提示我下面的台词，使我能顺利地一次通过拍摄。我想，中国的大牌明星、大腕演员可谓不少，而像刘晓庆这样不摆明星架子，主动为一个饰演小角色的普通演员提词的举动，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确实从未听到过（要知道当时，我和刘晓庆并不熟悉，更谈不上是朋友了）。
“她虽是大牌明星，但在任何剧组中都是与所有的演职人员共同用盒饭，从无特殊。1991年几个挚友到晓庆处为她庆祝生日，玩得有点晚了，晓庆留我们几个住在那里，当时住房不大，晓庆为我们打地铺，且她考虑到我睡觉不好，怕在地铺上和她们一起睡休息不好，故坚持让我睡在惟一的一张沙发上。可见她处处都替别人着想。第二天早上我们还在洗漱，晓庆自己已把地铺收拾完，并为我们准备了早餐。当时突然变天，由于前一天大家都未穿更多的衣服，特别是徐松子是从上海赶回北京，从机场直接过来的，只穿了一条短裙，尽管大家一再推辞，晓庆仍坚持为我们每个人都找了一件毛衣，还为徐松子找了裤子。这件毛衣至今还存放在我的衣柜中，尽管我现在已有各式各样的毛衣，但我仍珍爱着这一件，因为当时我就注意到晓庆自己身上穿的是一件手工编织的已经很旧且有两处破损了的紫红色贴身毛衣。这就是晓庆，她把新毛衣、好毛衣送给了朋友，自己在家却穿一件破旧毛衣，可贵的是她自己却未感到她做了什么。”
这样的刘晓庆，不是很有人情味，很谦恭随和吗？这样一个刘晓庆，为什么很少见到媒体报道？这样的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刘晓庆，和许多人概念中的那个口吐狂言蛮横无理惟我独尊动辄就和人打官司的刘晓庆还是一个人吗？为什么我们从媒体上了解到的刘晓庆和实际生活中的刘晓庆差别这么大？究竟是我们的感觉出了偏差，还是舆论的倾向性误导了我们？
名人易遭谤毁，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在中国，挨骂最多的演员恐怕就是刘晓庆，而承受能力最强的演员恐怕也是刘晓庆。
刘晓庆下海经商后，媒体延续了既往对刘晓庆本人的报道多持嘲讽苛责态度的惯性，在对刘晓庆公司经济纠纷的报道和炒作中，媒体留给全社会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刘晓庆又输了！刘晓庆又曝出丑闻！刘晓庆又陷入了经济纠纷漩涡……总之，除了对刘晓庆个人演艺情况的报道尚能基本客观之外，举凡涉及各种人际关系矛盾和经济纠纷的报道，刘晓庆及其公司总是处于被谴责的地位。好像刘晓庆和她的公司总是被当做被告推上法庭，焦头烂额，四面楚歌。
这种报忧不报喜、扬恶隐善的现状不能不使人想到大诗人杜甫的慨叹：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究其原因，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对刘晓庆《我的路》的批判浪潮所形成的余波，以至很多媒体都形成了一种习惯，好像只有刘晓庆挨骂、倒霉、当被告、被罚款才有新闻价值。另一个造成此种现状的因素是：刘晓庆本人虽然张狂，却很少计较报刊上怎么说她，她也没时间没精力计较这些。成名以来，她好像只和羊慧明及王建中为侵犯名誉权的问题打过官司，前者以庭外调解告终，后者因为她被捕入狱至今尚无结果。她这种客观上的忍让态度助长了一些媒体的“胆量”。
媒体怎样对待刘晓庆，只是一个具体实例；媒体怎样对待张晓庆李晓庆之类的名人，才是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媒体对名人要么捧杀、要么棒杀的现象应该结束了。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媒体的公正——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当然也包括名人。
给名人一个公正的平和的生存、发展空间，是我们抒发上述感慨地根本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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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艺术之间的“钢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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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晓庆出道、成名到今天的2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刘晓庆这个20多年来盛名不衰的电影明星，就是在这样的转型期内成长、成熟起来的一个不可忽略、不可低估的人物。她用自己的天赋和创造，为我们这个需要转型而且也发生了转型的时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她赶上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内所有的浪潮，她经商的业绩也许被人夸大了，但她至少在商界是经过风雨，也有过成功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一生的轨迹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命运被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被牢牢地限制在体制之内。建国以来的三十几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刘晓庆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生存方式，她既善于利用传统体制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因素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跳板，也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自我推销、自我炒作，从而自觉地将自己作为一件商品逐步推向市场。
但是，她始终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做一名电影演员。这是她的一个情结，一种人生追求。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她念念不忘艺术；创造财富，也许就是为了追求更完美的艺术理想。正像她在接受吴小莉采访时所说的那样，赚取更多的金钱，是为了实现更完美的艺术。这是不是她对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呢？如果是，那么她可能找到了一个金钱与艺术的契合点。
但是，找到了并不等于掌握了。如果以金钱的拥有量作为衡量生意人的标准的话，那么刘晓庆算是成功了；如果以知名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