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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找到了并不等于掌握了。如果以金钱的拥有量作为衡量生意人的标准的话，那么刘晓庆算是成功了；如果以知名度的大小作为衡量艺术家的标准的话，那么刘晓庆也算是成功了。然而，在金钱与艺术之间走钢丝，刘晓庆却远远不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高手，这次因为税案入狱就是一个例证。可堪感慰的是，刘晓庆虽然屡遭磨难，却始终不改初衷。她认为，很多东西是可以去争取的，一个女人可以完全不靠别人，自己也能成功，更不会失去爱情。只要她是自立的、自信的、智慧的。
凭了这份自信，我们相信刘晓庆会从坎坷际遇中悟出更多的人生教训，今后的路也会越走越稳。
她为没有一件得体的礼服而发愁，因为她几个月的工资尚不够买一套像样的服装，有时只好穿上巧妙地修补过的旧旗袍外出。
按刘晓庆的叙述，她从部队转业后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月工资是人民币50元。这点钱对于一个明星而言，的确是不相称的。她同王立离了婚，从家里出来时身无分文，甚至连牙刷都没有带一把。
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相信刘晓庆这样的明星会陷入连一罐煤气都买不起，甚至连饭钱都没有的窘境，但这的确是事实。有那么一阵子，为了省钱，她只得不吃早饭，中午、晚上都设法去别人家蹭饭吃。
这期间，她恰好正在参与影片《潜网》的拍摄。摄制组发给刘晓庆的出外景补助费是可怜的5元8角钱，而这点钱是她当时全部的财产。在每个月发工资前一段时间，刘晓庆照样得省了又省，经常连饭也吃不上。那时为了拍戏她必须天天练习体操和舞蹈，过度的劳累和饥饿使她常常恶心呕吐，吐出来的全是淡腥的绿色汁液。这种简直可以让人发疯的日子，刘晓庆硬是挺了过来。那个时候，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是刘晓庆最兴奋又最心酸的时候，她第一次深切地感觉到那“5张10元钞票的工资”是那么珍贵、可爱。
由于她当时在影坛崭露头角，外出访问、演出是常事，然而，这类被许多人视为难得机会的访问和演出，却给刘晓庆带来了极大的忧愁。她为没有一件得体的礼服而发愁，因为她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够买一套像样的服装，有时遇到实在推不开的活动，只好穿上巧妙地修补过的旧旗袍外出。
刘晓庆第一次去香港，是参加影片《原野》的首映式。当时，在香港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梦幻之都里，内地演员的贫穷简直到了寒酸的地步。许多观众、影迷送花到刘晓庆所住的饭店，都是由服务生送到她的房间里。当殷勤的服务生送完花习惯性地等着拿小费时，刘晓庆只好假装不知其意，仰着脖子哼哼小调，眼睛直看天花板。她是个好面子的人，可是囊中羞涩，这个面子她讲不起。这种无奈的心情，使她很久以后想起来还感到非常难受、窘迫。
每次香港朋友陪她上街，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停下来，刘晓庆便“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市容风光里，以便朋友付车资的时候自己少一点尴尬。在回内地以前，每个赴港的内地演员发了100元港币，刘晓庆立刻就带着这笔钱来到香港有身份的人绝不会光顾的“女人街”，想选购一些既省钱又适合在应酬场合穿的服装。令人尴尬的是，当她正兴致勃勃在小摊贩的麻袋里来回翻腾，同摊主寸金必争地讨价还价时，她竟然被认了出来，许多香港观众围拢过来请她签名留念！
这样的际遇，对那时的刘晓庆来说可算得上家常便饭。一个备受世人瞩目、名声响亮的影后就这样生活在那一次又一次尴尬的困境和心灵的煎熬之中。
刘晓庆在她的书中讲述了好几件难堪事，那种境况，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生动、贴切的。
可以说，贫穷的屈辱和超越贫穷的自尊，最终成为激励她拼命挣钱的原动力。她渴望拥有金钱，她不愿做也做怕了一文不名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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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艺术之间的“钢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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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穴把刘晓庆送上了欲望的快车。奇迹的发生是如此令人猝不及防，却注定要影响她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
改变刘晓庆生活状态的是“走穴”。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人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演艺界明星参加非官方组织和委派性质的各种演出活动，说穿了，就是组织名演员到各地表演挣钱。演员们自愿参加，按劳取酬，名曰“走穴”：组织者牵线搭桥，从中谋取利益，叫做“穴头”。
当这种活动开始悄悄进行的时候，刘晓庆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此，穴头第一次找到她，邀请她去河北邯郸演出时，她想都没想就生硬地拒绝了。因为太穷，怕外出没有面子，刘晓庆早已习惯于回绝一切无关紧要的活动。
尽管刘晓庆的态度很生硬，穴头却不以为意，耐心地告诉刘晓庆，他们请了当今中国所有的名演员参加这次演出，每场演出付给她50元的报酬。
50元，恰好是刘晓庆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而且对方接着又告诉她，演出活动为期4天，要演25场。这就是说，刘晓庆4天就可以挣到25个月的工资！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抗拒的诱惑！
但是，已经开始心动的她突然又想到了没有衣服，这实在是丢人现眼又不好说出口的一个理由；加上她当时正在主演《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片子，她在剧中是绝对的主角，很难脱身。因此，她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可是，穴头不死心，第三天又来了。这一次他们直戳要害，明确表示可以付给刘晓庆每场150元的报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精明而又贫穷的刘晓庆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清高，她稍一迟疑便点头答应了。刘晓庆从此搭上了欲望的快车，而且再也刹不住闸了。
邯郸之行对刘晓庆有着特别的意义，她由此知道名气居然是一棵摇钱树，需要的时候摇上一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大把的金钱。这些钱，对当时还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她来说，其意义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冲击。正是通过不断的走穴演出，使她知道金钱的积累原来是如此轻松愉悦的事情。生活好像忽然在她面前打开了一扇窗，窗外是一片姹紫嫣红生机无限的春光。贫困窘迫的日子眨眼间离她远去，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奢华生活一下子来到眼前。她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并对今后的生活有了更大的渴望。中国人形容这种心态的古训有很多：“人心不足蛇吞象”，“既得陇，复望蜀”，等等。人的欲望本来就是没有止境的，这不是刘晓庆一个人的心理特征，而是整个人类亘古不变的规律。虽未致富但已经脱贫的现状直接导致了刘晓庆对金钱欲望的升级。那是一个大力宣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年代，是一个“谁有钱谁光荣”的年代，对贫穷的厌憎和对富有的渴望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财不露白”成为惹人耻笑的农民心理，炫富摆阔变成万人瞩目的时尚典型。在歌厅里比赛焚烧人民币，在饭店里较着劲儿点菜要酒，每每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虽然新闻媒体持明显呈批评的口吻，但折射出的那种社会心态却充满着物质的喧嚣和心理的浮躁。刘晓庆长期压抑在心底不得抒展的欲望一下子恣肆汪洋，迅速膨胀起来，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多数人内心深处恐怕都有过发财的梦想，也大都做过一旦发财就怎样怎样的黄梁美梦。对于格外看重亲情、恪守孝道的刘晓庆来说，“达则兼济家人”是她身处窘境时最大的渴望和梦想。因此，刚刚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刘晓庆首先想到的是，让她的父母、家人同她一起分享这种优裕快乐的生活。而分享的最好方式，是拥有自己的房子，让父母、亲人都能生活在身边。这个想法引发了她对房子的渴望。
也许没人相信，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来到北京的刘晓庆长期居无定所，直到1992年才有了自己的“家”。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刘晓庆一直过着到处“打游击”的生活，拍戏的时候随身带着卧具，随便找个地方就睡了。多少次，负责送刘晓庆“回家”的司机都要问她一句：去哪儿？是啊，去哪儿呢？于是把车停在路边想，想想谁家今晚可以接待自己这个不速之客。常常是想到谁家就去谁家，人家不方便就转头再去找，再去碰钉子。这种境况确实很惨，但都是事实。
拥有自己的住房，是那一时期刘晓庆最大的心愿。而加深刘晓庆对房子渴盼的，则是她对外婆和父母的牵挂。
刘晓庆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人，她对父母、对家人，尤其是对外婆感情至深，这种爱甚至超过爱她自己。刘晓庆在公众眼里是大明星，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被人们伺候惯了的，不知情的人会以为她既娇且骄，什么事都不会做也不肯做，其实她回到家里却是个乖巧疼人的孝顺女儿。冬天，她只要在父母身边，每晚都要冲好热水袋放在他们的被窝里。遇上特别冷的天，她会用自己的体温先把被窝焐热，然后再请父母上床安睡。
刘晓庆是外婆带大的。外公出身豪门家庭，因抽鸦片抽光了家当，也抽空了身体，年纪轻轻就丢下妻儿撒手去了。外婆二十几岁就守寡，一辈子都在带孩子，带大了儿女辈又带孙儿女辈，在她带大的孙儿孙女当中，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刘晓庆。
刘晓庆发誓要报答外婆和父母的养育之恩，让他们晚年过上舒心的日子。虽然以她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论，她根本就买不起房子，但她为了早一天实现“兼济家人”的梦想，还是向朋友借了100万港币，在蛇口买了一幢别墅，然后举家从成都南迁，托付在深圳工作的妹夫照顾3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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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艺术之间的“钢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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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了钱就要还，当时她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要维持这幢高级住宅的消费，也需要一大笔钱。
为了还债，刘晓庆在全国各地疯狂“走穴”，大钱要挣，小钱也要挣，一挣到钱就存起来，然后再想办法换外汇。可“走穴”挣来的钱，对100万的外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她真正感觉到对金钱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和多么纯粹，她满脑子就只有一个字：钱！
那个时期，因为工作关系常去香港的刘晓庆，逐渐在香港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
香港一些有钱人的太太们，手里有了闲钱便用来炒楼花。低价时买进楼花，到高价时卖出去，很多人因此赚了大钱。在闲聊中，朋友们也建议刘晓庆买楼花。刘晓庆说手里没钱，朋友们提醒她可以把自己的别墅抵押给银行，贷款出来不就有钱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商业意识的刘晓庆这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生财之道，但她也明白自己的房子本是欠着债买的，如果抵押出去，就意味着又欠上了一笔更大的债务，债上加债，万一炒楼花再亏本，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她不敢输也输不起呀！
可是，赚钱的诱惑又时时吸引着她，令她欲罢不能。过怕了穷日子的她，真的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过上不为钱发愁的日子，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不赌一把怎么行？
于是，刘晓庆铤而走险，跟着香港太太们抵押了楼，去贷款，买了楼花。她破釜沉舟，决心要杀出一条血路。
两年后，香港的楼花得到回报。由于自己豁了出去，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