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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哲学教授有一次说得很风趣。看着我们这一屋子埋头写申请的学生，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在‘竞争状态’，无法清醒地思考，可是回家脱离‘竞争状态’了，如果你不再想上这门课，可要马上告诉我，别‘一失足成一学期恨’啊！”
全班哄堂大笑。
还有的教授认为让学生陈述上课理由的办法既麻烦又不甚公平，还有鼓励学生们言不由衷搞“假大空”之嫌，他们干脆就来一个完全随机的抽签，人人机会平等。像历史系的美国近代史著名教授约翰·盖迪斯（John Gaddis）就是这样。他教的一堂名为“冷战”的大课，是耶鲁最受欢迎的课之一，年年有七八百学生想上这门课，可是学校里最大的教室也只能坐四百来学生。盖迪斯教授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一年级新生自动被淘汰，无一例外——这门课只对二年级以上学生开放，这样就一下就刷掉了一百多人；剩下的六百多人每人在指定网址注册，然后由电脑任意抽签来决定谁有资格上课。
还有一个社会学系的女教授做得更绝。她的一个人数限35人的研究课有近百人来申请，她于是当场任意点了35人，宣布这些人被绣球砸中，其他人，对不起，一律欢送出门。
我和朋友在茶余饭后谈起这事，都认为这个办法实在太不可取。尽管教授宣称自己的选择是完全任意的，但是“以貌取人”的嫌疑还是太重。
一旦教授发榜，榜上有名的学生肯定心花怒放，名落孙山的学生则不免垂头丧气。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失望。我在耶鲁得出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没有不可能上的课。”就算自己的“申请书”没有得到教授的青睐，如果真的想上这门课，还有好几个办法呢。可以直接写电子邮件去恳求教授，或是在教授安排的谈话时间当面去恳求——很少有教授心肠硬得能经得起这样的死缠软磨；更何况，教授们谁不喜欢对自己的课真正有热情的学生呢，对这样的学生，他讲起课来也劲头足得多啊。
如果这样还是不能如愿的话，我劝你仍然不要灰心。第二次上课时你照去不误，并且把这个星期老师布置的作业和阅读都仔细完成，在课堂上要比其他学生更踊跃发言，以实际行动告诉教授：我这个学生不但有热情，而且有能力上好您这门课！不要我这个学生，您的损失比我更大！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吧。我的一位朋友约翰，昼思夜想要上那位冷战专家盖迪斯教授教的一门小研究课。该课人数限制为二十人，每年申请上这门课的学生至少一百二三十人，也就是说，录取率比进耶鲁还低。约翰也申请了这门课，可是没有被选上。
约翰毫不气馁。他破釜沉舟，按照教纲所要求的把这门课的教材全部买下——美国书贵，一本书好几十美元呢——把作业和阅读全部做完，下周上课时拿着一大摞书本准时到场。
盖迪斯教授当然马上就发现此人是来鱼目混珠的，马上请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教室。
可是再下一次上课，约翰又抱着完成了的作业出现了。
这次教授有些不耐烦了，他再次对约翰下了逐客令，并且叫他不要再回来。
可是下周约翰又出现了，带着写满了密密麻麻批注的书本。
你猜猜这个故事怎么结的尾？
约翰在那门课里得了“Ａ”。他毕业后申请读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的研究生被录取了，那边所要求的推荐信之一就是盖迪斯教授写的。
第一辑 课内课外赤条条的男女大学生
第一次见识耶鲁学生的“裸体文化”是在大一第一个学期末。期末考试的前一周，我和几个朋友们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啃书，凌晨两三点钟才恋恋不舍地背起书包回宿舍。这天捧着书本看得正入神，忽然听到一阵喧哗声由远而近，在万籁俱静的图书馆里听起来十分刺耳。我气恼地抬起头，想看看是谁在打扰我们，突然一大群白花花的胴体从眼前飞掠过去，有男有女。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头就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原来是块糖！再看那群胴体，已经一边继续扔着糖一边嬉笑着跑远了。
我和朋友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好一会儿，其中一个才张口说：
“刚……刚才那是怎么一回事？”
那一晚上的复习可算泡了汤了，那还有心思读书？所有的话题最后都回到刚才跑过去的那群裸体男女上去。
后来，我才从高年级的同学那里得知，我们那天晚上在图书馆里见到的那群人都属于一个耶鲁的半秘密性的社团，社团的名字叫“智者”（The Pundits）。说这个社团“半秘密”，是因为它像耶鲁许多秘密社团一样，成员限制在四年级学生中间，并且必须受社团邀请才能成为它的成员；另外，加入社团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新奇古怪的仪式和考验。可是，这个社团并不完全“秘密”，他们的成员十分乐于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在每学期期末都会举行的“图书馆长跑”中，社团的所有成员——以及一些还不是成员的崇拜者们——脱下所有的衣服在耶鲁最大的两个图书馆里奔跑一周，向四周埋头苦读的学子们大扔其糖果。
这种裸体的活动，在许多其他大学都有。像普林斯顿大学就有一年一度的冬季活动，每到这时，一大群全裸的或者半裸的男女学生们在雪地上奔跑打滚，前几年因为闹得太出格，被校方取缔了。不知道现在这个传统有没有重新恢复下来？
大二的时候，我的一个很铁的朋友克黎丝，也是那天晚上和我一起目瞪口呆的人之一，决定与“智者”们为伍，有志在大四时也当上“智者”的一员。于是，我就从她那里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了许多关于“智者”的消息。原来，除了“图书馆长跑”之外，“智者”在学期中还举办许多与裸体有关的活动。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每几周一次的“裸体派对”，在一个秘密地点举行，只有“智者”的成员和他们邀请的客人才能参加。
听克黎丝谈“智者”谈多了，我也有些好奇。有一次我认不住问她：“在‘裸体派对’上，真的每个人都是裸体的吗？”
“当然，”克黎丝说。“不然是不许参加派对的。”
“那……你们是就裸体着去呢，还是到了地点才把衣服脱下来？”
克黎丝见我问得这么仔细，忍不住笑起来。“我们当然是穿着衣服到哪里去的，然后到了地点才把衣服脱下来。”
“在派对上你们做什么呢？”
“做一般派对上做的事呀，听音乐、跳舞、喝酒、吃东西、聊天。”
“派对上有很多男生吗？”
“有啊，男女参半。”
“那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或者尴尬吗？”我实在想像不出那么多人裸体地坐着站着在一起时是什么情形。他们居然还跳舞！还吃东西！
“我没去过这种派对时，一开始也以为会有些尴尬，但是到了那里才发现完全不会。因为大家都是裸体，所以就很自然。到了那里，反而是穿着衣服的人会尴尬。”克黎丝说得很严肃。
“那会不会有人死盯着别人的某一……某一部位拼命看呢？你想想，这么多光着身子的女孩子，男生们不会觉得有了大饱眼福的机会？”
克黎丝笑了，“盯着人某一部位看是不礼貌的行为，不管是裸体还是穿着衣服都是一样嘛。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到任何人作出那种色迷迷到忘形的举止来。”
“那这么说，‘裸体派对’和穿着衣服的派对没有什么区别喽，这怎么可能？”我不太相信。
“人对于自己裸体的羞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的，比如美国人在对于自己身体的注意和遮掩这个问题上简直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而欧洲就相对来说开放得多，就连在电视洗头水广告上露两个乳房也不算什么新奇。去这种派对，让我有机会用不同的角度，用更自然的态度来看我自己的身体――不就是个裸体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大概就是我从这种派对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
“怎么样，想不想去见识见识？”克黎丝半开玩笑地问我。
我思想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我还是会觉得尴尬。”
从小就受“裸体是羞耻”的教育。我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有一阵，在家里疯得得意忘形的时候，最喜欢哗啦一下把衣服都掀起来，被爸爸妈妈看到了，大惊失色，揪住我盘问是不是在学校里也这样，又反复叮嘱，在外面千万不能这样！后来到了美国，发现其实美国人对于身体的保守程度与中国人不相上下。在高中四年，那还是在美国相当开化的新泽西州呢，上体育课的时候要换运动服，我们每个女生都是小心翼翼地面对着墙，每人都学会一套穿脱衣服而不露出内衣的绝活。上大学后，与我同居一室两年，天天见面的室友，我们两人竟然一次都没有见过对方的裸体。所以，现在尽管在理论上接受“裸体很自然，没什么可羞耻的”这种观点，真得到要自己去“身体力行”那一步却还有很大的距离。
克黎丝呢，虽然口口声声地说没有什么可害羞的，可是到了学期末，我问她“智者”准备什么时候去图书馆裸跑，我好提前坐在那里恭候，她却死也不肯告诉我，看来去派对与那里不太认识的人裸裎相见是一回事，光着身子被自己的老朋友看见了那又是另一回事。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吧？
无独有偶，耶鲁除了“智者”举行裸体活动之外，耶鲁的妇女活动中心也时不时地举办“裸体饮茶”。如果说“智者”的“图书馆长跑”的搞笑成分居多，那妇女活动中心的“裸体饮茶”的举办目的则是非常高尚的――为了消除年轻女孩一般都会有的对自己身体是否“完美”的焦虑，干脆让大家彻底袒露，见识一下各种不同形状不同特点的身体，让她们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更加坦然。
于是，每几个月，耶鲁妇女活动中心就会把前门锁好，把窗帘拉紧，屋里的几十个赤条条的女生就会坐在桌前一边饮茶一边聊天。那种情形，在我的想象之中真是十分滑稽，不过，也许真的如我的朋友克黎丝所说，真的身临其境就没有那么希奇了。
第一辑 课内课外校园的“上帝之光”
在德国波茨坦大学教书时，我的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对美国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美国人的宗教色彩很浓。宗教似乎渗透到了美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经济——美国的钱币上印着“我们信赖上帝”的字样；还是政治——政治家们在电视上开口闭口都是“愿上帝保佑美国”，并且大力渲染自己是多么虔诚的教徒。在就职典礼上，总统也要把手按在圣经上宣誓；甚至是教育——学生们每天要对着国旗宣誓，其中有一句是：“一个国家，在上帝之下……”（“One nation； under God”），关于应不应该允许学生在公立学校内祈祷的问题，也时不时被宗教保守分子拎出来争论一番。
我的德国学生告诉我，在德国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