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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吻他。理查德当时吃了一惊，随即因为害怕和害羞而拒绝了。从此以后，他们两人就疏远了。这个人后来上了弗吉尼亚大学，据说在大学的同性恋组织里还很活跃。但在那件事之前，理查德一直不知道他是同性恋。
这件事发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理查德都在为他当时的选择而懊恼。他当时如果大胆一点接受了那个人，不知会怎么样呢？也许他现在的生活就会因此不同了。现在有时他还会在互联网上找到那个人的网页，想了解一下他最近做了什么，也希望能和那个人恢复联系，但却一直因为没有勇气而没有这么做。
故事讲完了。大家大概都没有料到他的故事会这么沉重，都陷入了沉默之中。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那你自己是同性恋吗？”
黑暗中我听见理查德的声音有点犹豫：“嗯……我还没有确定。”
第一辑 课内课外我的同性恋朋友理查德（2）
三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理查德说“没有确定”，并不是他真没有确定。他早已肯定地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只是，他还没有确定到底应该对大家透露多少。那天晚上，他比较坦诚地向大家谈论他的性别取向问题，尽管对我们大家来说似乎都是稀松平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他来说却已经是非同小可地向前迈了一大步，尽管没有迈到底，但毕竟是跨出了第一步。
是在那个夏天，理查德第一次面对自己长久以来的秘密。为了他这个秘密，他去看了多年的心理医生，并且长期服用控制情绪的药物。他时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沮丧，尤其不能消除不被别人接受的焦虑。此外，他还时时有着怨天尤人，“为什么偏偏是我与别人不同？为什么命运偏偏对我不公平？”这类的愤慨。他还很坦白地告诉我，在一开始，他不喜欢我，是因为嫉妒我。因为我有感情很好的男友，有健康的性格、正常的生活，因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是“正常”的，而因此不必时时刻刻担心别人的歧视和敌意，不会担心和害怕自己的秘密会被别人识破。
我非常惊讶。看来，我又一次地过于天真了。我原来总是觉得，在美国，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就像对黑人的歧视一样，是很久以前的事，或者只发生在文化风气还不那么开放的地区和国家（比如美国南部，或者中东一些国家），而不会存在于美国东北部，耶鲁大学这种开放的地方。耶鲁不是有很活跃的“同性恋协会”吗？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差点成立一个“同性恋研究”的新系吗？就在我读大二的这一年，一个同性恋者在风气十分保守的北达科他州被几个仇视同性恋的年轻人殴打致死，我和我的同学们不是还义愤填膺，一起签了一张请愿书要求依法严惩这种罪行吗？在对待同性恋的看法上，我和耶鲁的大部分自由派的意见相同，自认对他们没有任何偏见。我不觉得同性恋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或是他们有任何变态。我相信性别的取向是天生的，无法在后天矫正，而且一个人的性别取向是他自己的私事，别人没有权利去干预，更不该因此对他们歧视。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大道理，我其实对同性恋者以及他们的文化并不十分了解，也和他们很少接触。我在耶鲁的朋友们都是异性恋者，唯一一个和我交往较深的同性恋者，是我读高中时，在一个全国性的特路莱德读书夏令营时结识的一个男孩子大卫。他长得英俊魁梧，我在了解到他是同性恋的时候，唉，着实惋惜了一阵。仅此而已。因此，对同性恋者他们到底有什么苦衷，我一无所知。
这些，都是我在认识理查德之后才发觉的。我越深入地了解理查德，越感到我最初的想法太过简单。同性恋者们在耶鲁的处境，他们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与耶鲁异性恋社会之间的隔阂，仅仅用“歧视”二字来概括，一方面太笼统，另一方面对社会也不完全公平。其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四
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记不清那个夏天我和理查德之间的友谊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了。也许是在那个夏天，因为我和野树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而野树和理查德的关系一向不错，于是我们三人时不时地总是在一起活动，比如周末去百货商场给基金会买东西，或是在午饭时值班，或是下班以后一起吃饭，或是傍晚去办公室处理一些基金会的事务——我们三个人都经常在一起。
同时，我对理查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在开始只是好奇。理查德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在几乎是一边倒地倒向自由主义的耶鲁，简直就是“稀有动物”。政治态度保守还不说，他还有很多“反潮流”的观点，他很偏激——或是喜欢显得如此——而且毫不掩饰地傲慢。
比如他说到他为什么要上耶鲁：“因为它有名嘛！我当时打定了注意，一定要上长春藤，不然在上流社会是没有前途的。那些州立大学，都是中等偏下层阶级的人上的。伯克莱也不例外。”
如谈到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敌视，他则耸耸肩表示不以为然：“他们算什么，要不是美国五六十年代帮助他们，他们能有今天吗？现在又把二战时的狼狈全忘了，又嚣张起来了吧？”在欧洲国家里，他最讨厌的是法国，觉得法国人最装腔作势，而且最敌视美国：“他们在哪一次世界大战中不是草包一个？最后总得让美国把他们救出来。真不如当初把他们割给德国算了，能省现在多少事，少出多少个酸不溜叽的所谓文学家？”
他坚信二十一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对欧洲不屑一顾，一有机会就刺他们一刺，弄得崇拜欧洲文化的罗伯特好几次跟他吵起来。
“文化算什么？我们现在是商业社会，连文化都得被商业来包装。”理查德说，“这样才好，容不得有人来附庸风雅。”
他时不时做出一种典型的反智力态度来，宣称：“我除非实在不得已，否则决不看书。那样太浪费时间了！我只看由书改编成的电影。”他在夏令营成立了一个“电影俱乐部”，每天下午跟学生们看一部电影，全都是典型的好莱坞专给青少年制作的商业片，俗不可耐的高中生的爱情故事，但是学生们个个看得津津有味，他的俱乐部也成为最受欢迎的课外活动。
不过呢，他虽然作出如此姿态来，懂得的却不比任何人少，谈到任何时事、历史、政治、科技上的话题，他都能把他的观点阐述一番，说得头头是道。
听到我们基金会的自由派们攻击连锁店麦当劳，他反唇相讥：“我最喜欢麦当劳了，我就喜欢这种大连锁店，走遍天下都是一个味，又很便宜，让人放心。在法国的时候，我天天吃麦当劳。”一提到我们基金会中许多人喜欢去的一个很便宜的印度餐馆，他就作出不寒而栗状：“天啊！那儿到处都灰不溜秋脏兮兮的，他们去那儿吃饭，纯粹是为了假装是劳动人民或是穷困潦倒的艺术家，要不就是去安慰他们自己正在滴血的自由派的心。”他最喜欢用的词就是“脏兮兮”。
他经常把话说得特别夸张，令我忍不住骇笑。有些论调真是令人心惊肉跳，许多观点也让我不敢恭维。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话其实是很多人想过而不敢说的话，让他这么淋漓尽致不加掩饰地说出来，也能让人感到痛快。
当然，我也知道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故意夸张地耸人听闻，“语不惊人誓不休”。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是像看一台好戏一样地看他的。我时时紧跟着他，因为这台好戏随时随地可能上演。理查德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抓住个机会，就故意语惊四座，让人哭笑不得。
野树说的好：“你不能对理查德太认真。”
第一辑 课内课外我的同性恋朋友理查德（3）
五
怎么想得到，那个夏天有一段时间里，我和理查德简直形影不离？因为野树派给我们一个差事，让我们帮他把办公室的墙壁和窗户框都重新粉刷一遍。于是每个周末，我们三人都在办公室里度过，穿着粗布衣服，拿着刷子，上上下下地粉刷墙壁。干完一上午的活，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餐。由于我们义务为基金会干活，午餐就由基金会出钱，表示慰劳。我们经常在办公室附近一个韩国餐馆吃饭。尽管理查德一再说他最喜欢吃麦当劳，但其实他对食品相当有研究，经常和野树大谈某种程序复杂的日本食品怎样做，有什么秘方，听得我只有干瞪眼的份。
跟他在一起呆久了，也就慢慢地知道他的身世。理查德是韩国裔，在美国出生的。他的父母在七十年代中期移民到美国，在这里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他的妈妈是医生，年薪很高，已经做到了一个华盛顿大医院某个部门的主任，而他父亲呢，用理查德的话来说，则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他的本行是建筑师，但是失业已经多年了，一直在家呆着，全靠他母亲一手支撑这个家。这在亚裔家庭中大概是很少见的吧？理查德和父亲一直不和，听起来有点恨他父亲。
理查德还有个哥哥，比他大整整十岁，刚刚从医学院毕业。我在夏天开始时见过他一面。他也是黝黑的方脸，墩实的身材，但是长得和理查德并不像。我问理查德他是从那所医学院毕业的，以为一定是所名校，没想到是加勒比海的某所医学院，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理查德也不避讳，很坦白地就告诉我是所“野鸡”学院，专门是那些在美国本土考不上医学院的学生去的，价钱稍贵一点，不过三四年就能“买”一个医学博士学位回来，而且在美国也认可。
理查德既然能考上耶鲁，怎么他哥哥只能上加勒比海的野鸡学校呢？理查德并不认为这是因为他比他哥哥更聪明。他说原因是他哥哥在韩国出生，几岁了才随父母来到美国，而且刚来的那几年父母忙于工作，没有多少时间管他，给他进行“教育投资”。直到理查德出生和上小学后，他母亲的事业才走上正轨，在有名的医院找到了工作，这才有时间和金钱来管她儿子们的教育问题。理查德所说的“管”，其实就是花很多钱让孩子去上私立学校，接受额外的家教，或是花高薪雇专人来向他们咨询申请哪种奖学金，怎样填大学申请表等等。可是那时理查德的哥哥已经高中快要毕业了，没有赶上好时候，只考上了弗蒙特州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公立大学，在那里混了四年，又去了加勒比海的医学院。而理查德呢，则是一路私立学校上下来，每年几万美元的学费他妈妈掏起来毫不犹豫。他的高中尤其有名，是华盛顿地区历史悠久的一所男子中学，最有名的校友是前任副总统高尔和巨富洛克菲勒（此人的侄子还是理查德在高中时的哥们儿），这些校友经常回到母校参观捐钱什么的，理查德就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长大。理查德把自己能上耶鲁全部归功于这些私立学校的教育。
理查德告诉我，他的妈妈对于以前“耽误”了他哥哥的事一直很内疚，因此现在要补偿，对他哥哥无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