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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官兵被俘后，受到我军的宽大处理。在“缴枪不杀”的俘虏政策兑现后，他们心中害怕被杀的顾虑没有了，但是敌对情绪还是普遍较难消除。因此，如何进一步贯彻我军的俘虏政策，成为大家最为关切的问题。
第二部分：战地奥运会隆重开幕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3）
有一次，在我们把各军的俘虏收容得差不多时，已经到了1951年12月上旬。如果此时起身把战俘北送，徒步行军到鸭绿江边，再顺利也要二十多天。因为这些人很不善于步行，一天最多只能行走20~30公里。这样一来，12月23日到24日的圣诞节势必就要在行军途中度过。圣诞节是西方人全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犹如春节对于中国人一样。当了俘虏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倒霉，过不上圣诞节将使他们更加沮丧，很不利于消除他们对我军的敌对情绪。如果等到过完圣诞节再动身北送，那时严冬就要来临，气候将变得更冷，被服、取暖、住房、医药等一连串问题都很难解决。至于用汽车押送的事，在当时条件下我们连想也不敢去想。
我们讨论再三，决定让他们提前过圣诞节，过了节日立即出发北上。于是派人去安东市（现名丹东市）采购食品和礼物，我们把过好圣诞节当做对外国俘虏的一项政治工作来做。我们俘管队反复研究，怎么按照当时极其有限的物质条件，最大限度地过好圣诞节，提高战俘们的情绪，调动徒步行军的积极性，同时达到消除或减少敌对情绪的目的。最后决定采用出奇制胜的办法，取得意外的好效果。
对于徒步行军北上一事，我们不提一字。出发前一天傍晚，突然把俘虏们集合起来，在一个搬空了的大教室里，叫大家沿着墙根一圈圈就地坐定。教室中间，事先挂了一个大纸包。我说：“这是一包美味食品，谁蒙上眼睛，能用木棒碰到它，美味食品就归他一人享用。”在食物非常短缺的情况下，此话很有引诱力，全场的俘虏顿时活跃起来，一百几十号人个个高高举手，要求一试，抽签决定“幸运儿”。等一位幸运儿蒙上眼睛后，我们又悄悄传话给大家：“食品撒落，允许抢食！”全场情绪更加高涨，下面的俘虏开始有意捉弄那个“幸运儿”，一忽儿引他往东走，一忽儿又叫他往西跑。弄得他急躁万分，木棒在空中乱舞，只听到哗啦一声，纸包里的糖果、饼干、花生、香烟一下子倾泻下来，场内顿时大乱，大家纷纷抢食，欢声不止。只有那个“幸运儿”埋怨我们不讲信用。
此时，我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食品和礼物，一人一袋。特地多给那个“幸运儿”一袋，使他破涕为笑，感谢不尽。之后宣布这是给他们提前过一个简单的圣诞节，并希望他们作好准备，争取用15天的时间，徒步走完500公里的路，在12月23日以前到达鸭绿江边，再过一个像样的圣诞节。然后再提出行军的各种要求。听此消息，全场欢呼起来。此时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圣诞树和彩纸，让他们布置场地，自演节目，尽情欢乐，直闹到子夜才散。
第二天一早，一个美军白人少尉排长跑来问我：
“你们中国人也过圣诞节吗？”
“不！”
“你们是教徒吗？”
“不！”
“那么为什么你们这么重视圣诞节呢？”
“因为你们重视，所以我们重视。”听了我的话，他啪的一个立正，向我行了个军礼，之后双手握着我的手道：“谢谢。你的话很像一个朋友说的。行军路上有谁不服从纪律，我会来帮忙的。”
“谢谢，我们的警卫会管好的。”
这天傍晚出发北上，这只队伍只走了20公里路程就住宿了。俘虏们纷纷要求多走点路，一些脚上已打起水泡的人，也说自己能行。第三天开始，每天行军路程大到35~40公里，不仅队形走得好，轻伤员也有人轮流搀扶。过去行军常遇到躺在地上、耍赖不走的事，一次也没发生。大家终于在圣诞节前夕，12月22日抵达目的地碧潼。此时，碧潼战俘营已经张灯结彩，装饰打扮起来，巨大的圣诞树已在广场上高高树立，体育项目的预赛已在各个场地进行，室内室外到处都有人在排练节目，一派节日景象。俘虏们高兴得大声叫喊：“我们来过第二个圣诞节了！”
6月25日下午发言人：志愿军第9兵团24军政治部英语翻译刘禄曾，主题是“傲气十足的美国空军战俘”：
1951年元月，前方给我们送来了一名机身被我击中自己跳伞逃命的美国飞行员俘虏。送来的空军战俘，三十
来岁、大学文化，上校军衔，是一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他鹰钩鼻、蓝眼珠，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怒气冲冲，傲气凌人，大有不该押他到我这样一个弱小女审判官面前似的。只听他喃喃自语道：“想不到我一名将门后裔，竟然落到了一个毛丫头手里。”我真恼火，但沉住气，假装没听到。过了一会，针对他那种瞧不起东方人的莫名其妙的民族优越感，我以进攻式的口气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说：“知道吗，我的曾祖父刘秉璋，100年前担任浙江巡抚时，就是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他是中国四川总督。现在轮到我来对付你们这些侵略者了。”他眼神一愣，半天没说话，审讯一时陷入僵局。
第二部分：战地奥运会隆重开幕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4）
他了解我军的宽俘政策，很可能是个受过反审讯训练的油子，当谈到美国是这场侵朝战争的发动者是侵略军时，他又顶牛说：“美国政府做错也罢，做对也罢，总是我自己的政府，我不能说它不好。”他在长期接受霸权主义教育下，对美国的实力盲目崇拜，更瞧不起其他跟随美国来打仗的附庸国家。他盲目自大，气焰嚣张，还引证日内瓦公约：俘虏只讲姓名、军号、军衔三条。以此来逃避审讯。在生活上，我们对他已是够宽大了。按规定给他吃小灶，发好香烟，提供理发，洗澡条件。谁知他却将我军的人道主义政策视为软弱可欺，对我的审讯，一直采取软抗硬拖的办法，让我无从下手。经研究，对付这样的战俘，首先要打垮他的傲气，而不急于要他交待问题。针对他的狂妄自大和民族优越感，采取了运用种族矛盾来制服他的办法。将他交给了南朝鲜的战俘看管。
从那时起这个思想反动顽固不化的美国飞行员战俘就和南朝鲜战俘吃住在一起，并且取消了对他的特殊优待。把他放在一边，几天不去理他。这个长期受种族歧视教育，自命不凡的美国空军战俘终于受不了了，加之伙食不如以前，睡眠不好，又没有好烟抽，于是便自找梯子下台，他写了一张条子叫人转给我。条子上面写道：“对不起，刘尉官，前几天我心情不好，表现糟透了。能否不要让我和韩国战俘在一起，我愿意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
把他从南朝鲜战俘处调出来开始谈问题时，我因没有经验，当面做记录，致使他说话吞吞吐吐，不敢畅所欲言。后来改用口供与笔供相结合的办法，逐步给以提纲，让他将所谈内容用思想汇报形式写出来，如有疑点、矛盾，再让他重写或补充，写完后签名负责。这样他也消除了顾虑，我也轻松了不少。
6月26日上午发言人：志愿军俘管处一团团长张芝荪，主题是“处理特殊事件需要正确决策”：
本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有个美俘悄悄向教员黄亨思报告：“黄教员，你们要当心，有人可能在策划暴动。”黄亨思听后立刻向中队长邱曼石报告了这个重要信息。
邱曼石原是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的保卫干事，25岁，读过高中，有一点英语基础，全中队300多名美国战俘，他都能用英文叫出每个人的全名，早晚出操点名或参加会议，偶尔能用英语下达口令，用英语插话。凭着对全中队战俘情况的了解，他觉得在眼下的特定形势下，少数认识模糊情绪反常的战俘策划暴动并非没有可能的事，便要黄亨思马上陪他到几个容易出问题的小队去转一转，先摸摸动静再说。
“不，你不能去。”黄亨思断然说：“在俘虏心目中，你是行政长官，又带有自卫手枪。如果真有暴动阴谋，你现在去会打草惊蛇。还是我一个人去，我是教员，是翻译，不大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好吧！快去快回，特别留心一下几个平时表现不好的刺头。”
黄亨思转身进了中队营区，一个一个小队挨着“串门”，向战俘们道晚安，问寒问暖。这时，各小队的战俘们都在聊天、写信、打牌，一如往常。几个“刺头”更显得特别自在，看不出一点心中有鬼的神色……
听罢黄亨思的情况汇报，他和黄亨思就奔向团部，直接找我报告。
此时，团政治委员夏时已调往开城谈判代表团工作，新上任的团政委刘浩去北京养病，团政委的工作也得由我担当，一身二任，迫使我必须凝聚起全部的精力与智慧，以最快的速度采取万无一失的相应措施。
我心里很清楚，由于谈判一再受挫，部分战俘的心情正处在极端的苦闷与焦躁中，容易产生极端的行为。美方控制的战俘营中，朝中被俘人员正在流血；如果中国人民志愿军管理的战俘营中也发生了流血事件，世界舆论势必大哗。不论什么理由引起战俘暴动并造成流血，在客观上只能证明战俘营当局管理的失误，必定会严重损伤中国人民军队对战俘一贯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的良好影响，必定会在板门店谈判中给美方代表团为破坏停战谈判捞到具有蛊惑性的遁词，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经过初步思考后，立即让通信员叫来警卫连的连长和指导员，命令他们秘密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同时命令：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没有得到我的直接批准，决不允许对战俘开枪。
随后，我召集了一个由少数领导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让大家来共同分析事态的发展和需要选择的对策。
有人义愤填膺，主张立刻将为首的反动分子抓起来，必要的话严惩一二个，杀鸡儆猴，平息暴动阴谋于萌芽状态。
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我们的宽俘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绝大多数战俘放弃了对志愿军的敌视态度，“暴动”之说，很可能是个别战俘反常情绪的一种发泄，可以抓紧调查，抓紧做好工作，但不必搞得太紧张，否则会削弱我们已经取得的工作效果。
第二部分：战地奥运会隆重开幕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5）
我经过综合分析，归纳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严密戒备的同时，尽快摸清情况；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抓为首分子，不惊扰所有战俘，不打乱正常的教学计划和生活秩序，利用原定的课程教学时间突击安排形势宣传，帮助战俘们安定情绪。
决策已定，我火速布置各部门分头执行，没等喘口气，又抓起电话听筒，直摇几十公里外的碧潼俘管处总部，王央公主任亲自接的电话。在我报告情况的同时，又报告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采取这些方法的依据。听罢我的报告后，王主任赞扬了我们所及时采取的对策，又反复叮嘱要力避流血，无论我方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