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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设制爱心墨水付出的一点代价能使大家得到更多的好处，从整个社会的得益和损失比来说，是正的。损失小，得益大，那当然还值得做的。对道德判断的原则是对大多数人有利。
茅于轼：1929年出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机械机车车辆研究。70年代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过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任国内外五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最近被选入美国Marquis1993和1995年世界名人录，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1994—1995年度世界名人。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书，发表了近百篇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过去：从日本明治维新到中国戊戌变法
踏上21世纪的航船，回眸20世纪王晓秋为我们搬来了一面历史的镜子。面对历史这面镜子，你可以用过去对比现在，从现在观照未来。孙中山先生说：“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逆其则亡。”了解历史的潮流，掌握历史的规律对今天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先要为史。”历史就是我们的老师。
恩格斯说：“从来没有一个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来做补偿的。”中华民族有过很多历史的灾难，但是中华民族也是在苦难中进步的。甲午战争中国受到重创，但甲午战争也是我们觉醒的开始；梁启超说：“中国人四千年之大梦，在甲午战争中一夜觉醒。”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灾难，但抗日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开始。
有人说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但也应看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史，复兴史。
王晓秋是研究近代史的。他说，过去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是就中国论中国，这是很大的缺憾。近代中国已溶入到世界中去了。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整个历史潮流推着中国往前走。为此才有清代的戊戌变法。
王晓秋说：“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交流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古代来看，日本一直在学习中国，学习了一千多年。把中国的文化、法律制度都搬回去了。到了近代刚好翻了个个，老师变成了学生，学生却成了老师，还是为什么？”
“其实，日本和中国都是在两高冲击下被迫开放的，两个国家是在一条起跑线上，跑了几十年后中国被甩在了后头。中国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苦苦挣扎，而日本却成为了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了帝国主义，这又是怎么回事？”
王晓秋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虽比中国的戊戌变法早一些，但总体上还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基本上偿失了自主改革的机会，也偿失了19世纪的最后一次崛起机会。日本改革摆脱了殖民统治，走向了资本主义‘脱亚入欧’，和欧列强并驾齐驱了。”
我问：“你能具体地谈谈的这是为什么吗？”
王晓秋答，“成败一个主要因素还是政权问题。中国的维新派没有真正掌握政权。光绪皇帝本人没有实权，他身边的人大部分是书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都是知识分子。真正撑权的人是慈禧周围的贵族官僚。再者就是旧的势力太大。按严复的话说，新旧势力之比是千与一之比。旧势力都反对改革。以慈禧为代表的官僚贵族反对就不必说了。当时改革要裁衙门，衙门的官僚就反对，有人造谣说康有为要把六部衙门全裁了。结果京城的官慌慌不可终日。军队也反对，当时要裁绿营呀！八旗子弟也反对，康有为认为八旗子弟整天玩鸟斗狗，是浪废国家财产，让自谋生路。还有书生也反对。康有为看到了科举的危害，他要废科举。可是那些旧书先生只会做八股，求功名，这就废了他们的出路。所以以旧文人就喊出了‘杀康、梁以谢天下’的口号。还一个失败的原因就是变法急于求成。戊戌维新103天的改革，下了二百多项命令。把改革困难看得不足，太乐观。康有为见光绪皇帝时说，西方改革三百年成，日本改革三十年成，中国改革有你这英明的皇帝三年就可成。这一方面是吹捧，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太乐观，认为改革易如反掌。还有一个革新者不会找同盟军。洋务派那些人开始是赞成改革的，李鸿章、张之洞开始还绢钱。康有为却把他们拒之门外，说李鸿章名声太臭。张之洞是儒学大师，他最烦康有为大谈”孔子改制“。这本来是学术问题你可以先摆在一边，康有为偏偏咬住不放，结果和张之洞闹翻了，后来张之洞不是写《劝学篇》反对改革吗？”
“反对来看人家日本，维新派掌握实权，而且都是少壮派，年轻有为，曾经都是武士。核心人物全体出动到欧洲考察。康有为也劝光绪皇帝到西方考察，结果遭到骂名，说是想害死皇上。后来有个考察团出国，团长是个美国人，也就是游山玩水，走马观花，看看风景而已。日本考察团走了一年多，走了欧美十二个国家，详细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而且每个考察人员都有分工。日本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叫‘富国强兵，文明开化，资产兴业’。全面进行了改革，而中国呢？搞的是‘中体两用’。只接受物质技术的。康有为也提出了制度上的改革，但很慢，最初的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也只停留在物质上，最多搞了个海军。”
“所以，我们应研究国外的改革经验教训，他山现在之石可以攻击；回头再看看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在：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
回顾历史再看看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要认清世界的潮流。现在是21世纪了，国际化、全球化。我们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清这一点呢？
“过去我们讲近代史主要讲‘革命’，太平大国、辛亥革命……好象统治阶级搞的变法、改革都是不彻底的，都是一种改良，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是反动的，落后的，不去研究。其实，我们现在更应该关注历史上统治者的改革，因为现在我们也是统治阶级了。”
“历史的车轮有两个轮子，一个是革命，另一个改革。缺一不可。革命是一时的，改革却是经常性的。革命成功了，打上了天下。今后主要要靠改革才能发展。历史上的教训成份要吸取，外国的改革经验我们也要学习。
“在改革中有些阶层有些人会有利益上的损害，有阵痛，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如今下岗了。这个时候要给他们补偿，改革是整个民族的事，不能让一部分人完全承担损失。要善安排他们，要给他们出路。当年康有为搞改革，一声令下让旗人自谋生路。当时，旗人都游手好闲贯了，怎么谋取生路，光靠救济也不行，要引导他们，发挥他们的潜力。特别是那些在改革中被抛到边缘的人和集团，要充分利用他们。世界是大家的。”
“另外，要抓教育，我们的教育还很落后。二战的日本是战败国，在一片废中，他们首先抓得是教育。韩国在朝鲜战争后也是首先抓的教育。历史上康有为他们也抓了教育，提出‘变法以人才，人才以学校为本’，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看看作用多大，北大现今还在为中国培养人才。”
“我们现在的改革出现的问题也不少。经济改革已搞了二十年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太滞的，这要和经济改革相配套才行。当然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要根据国情稳扎稳打。大跃进就是急躁，超美赶美，结果呢？改革要求实效，不要指标，上面一赶，下面就开始造指标，这对国家没好处。”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启蒙：从新文化运动到人文精神重铸
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如今新的世纪来了，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的剑，在我们经济得到了发展的同时，一些人的思想却显得越来越贫乏，很多人没有精神支柱，信仰危机，面对这些问题，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也是救国运动。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前进，必须要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人民要有自己的信仰，精神要有支柱。发展经济思想应当走在前头，这样才能发展在前头。”
“新文化运动首先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当时世界上各种思潮都传播到了中国。这就面临着选择，最初连无政府主义也当成社会主义了。后来通过几次大的论战才弄清。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过去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认为就是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对立的。其实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他们还是提倡传统和外国的新思想结合起来。吸收外来的先进的，结合自己传统，进行溶合、溶化，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新思想。”
“如今，正是21世纪了，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中华民族应当有一个新的精神状态。当然，马克思主义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是，其它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应当吸收进来，就象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国门开放、思想解放，各种思想都引进来，通过了解，通过选择，对每一种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寻找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的思想。”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的交替阶段，新的还没树起来，旧的已跟不上了历史的潮流，被人的冷漠。思想上比较混乱。这就是所谓的新的信仰危机。老百姓思想贫乏，最后就是练法轮功，信邪教。现在已是到了提倡一种新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倡导人的精神。”
“科教兴国这个口号提得好，但是要强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不能只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一种指导思想，是一种理论基础。人的精神、情操靠先进技术是无法给予我们的，而这些东西恰恰是铸造一个民族灵魂最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学习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的人民也出现了道德的滑坡，吸毒、卖淫这些在中国已绝迹的东西又泛出陈渣。现在是西方有邪教，我们也有了，法轮功就是一例。”
“五四时期出现了一批大师，一批思想文化的大师，而今我们还没有大师。要有这样的土壤还环境才能培养出大师。要鼓励人们去思考，不能先教下一代去怎么做，还要教下一代为什么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