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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地说出。巴金觉得不吐不快却又不敢痛快，如骨埂喉。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巴老为《随想录》专栏寄去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当时责任编辑潘际坰正在北京度假，文章刊出后，巴老发现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非是原文，而是经过了多处删节。文章中凡是与“文革”有关的词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除了，甚至连鲁迅先生讲过的自己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此“牛”会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的“牛棚”。过后才知道这是接到“指令”后才被删除的。巴老对此事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他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了潘际坰，他在信中说：“……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对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当然，对不经作者同意就胡乱删改稿子的报刊来说，作者有理由提出抗议，但是，巴金当时的反应是十分过激的，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少见的，这和他那温和的性格反差很大。我想巴金的过激反应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愤怒针对的恐怕也不仅仅是《大公报》，他的愤怒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政治气侯。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做到完全的讲真话，是十分艰难的。当年虽然巴金不能完全的公开讲真话，他却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文学办了几件大事。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如果没有巴金的奔走呼吁现在还不知在哪呢！他亲自创办的《收获》杂志在新世纪的今天也是公认的中国一流的发行量最大的能发表真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刊物，而这一切和巴金提倡的讲真话是分不开的。巴金以《收获》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不久前张一弓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收获》当年发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曾遇到有关方面的反对，是巴金毅然拍板发表了它。对此，阎钢也曾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披露《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评奖也曾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反对，评委会不得不向评委主任巴金禀报。巴金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的头一个。《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后来成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说巴金通过写《随想录》直接地讲真话，那么《收获》杂志便是巴金变象地讲真话的地方。这种讲真话的方式就是通过《收获》杂志发表真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的文学竖立了一个标尺。
如今，躺在华东医院的巴金老人无论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不但不能讲而且也不能写，只能用点头和摇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巴金曾多次表示过不再当中国作协主席，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尊重他的意思。巴金已身不由已。
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在华东医院的办公室里记者采访了巴金的主治医生崔世贞主任，崔主任已为巴金看了十来年病了，她最了解巴金的病情。崔主任更象一位和善的大姐一点也没有医生的严厉和凛然。坐在崔主任的对面我问：“你能谈谈巴老的病情吗？”崔主任顿了顿没有啃声。我又问“是不是要保秘？”崔主任笑笑，说：“其实也没啥好保秘的，巴老的病情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崔主任说：“巴老的第一个病是帕金森氏症，这是1983年确实的，这个病已20年了，主要症状面部没什么表情，走起路来不稳，向前冲，手抖，突然身体不协调等。这个病治疗的比较好，病情得到了控制，病情进展较慢。”
这个病的主治医生是华东医院神经科的邵殿月主任。1982年确珍后20年来控制的很好，98年前巴金还可以走路。现在巴金躺在病床上，两只手还可以动。我曾在电话中问邵主任：“巴老的这个病控制的这么好，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邵主任回答：“我给巴老用的是‘复方多巴’和‘溴隐亭’， 其实这两种药并不是最新的产品，在10年前我曾征求过巴老的意见，用不用新药，巴老说这药效果挺好，不用换了。”
邵主任说：“这个病能得到控制有几方面的原因，药虽然不是最新产品但用药对路；再一个就是巴老的心态好，配合治疗；还有就是护理的好，单位、医院、家人大家共同配合，院长一周要来几次，部队上有两个小战士半年轮流一次。”
崔主任说：“巴老的病都是常见病，比方巴老有慢性气管炎，这个病有几十年了，容易感染，这是巴老年轻时吸烟造成的。1999年2月8日春节期间由于呼吸道感染，突然高热，出现了急性呼吸衰竭。抢救过来以后，病情反复波动。”
“是不是从1999年的2月8号开始巴老就没出过院”。
“是的。巴老还有高血压和低血压，高血压上去了很高，低血压下来了血压就量不出来了，这样忽高忽低，容易产生晕厥，也就是意识丧失。”
“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
“激动、兴奋等情绪波动时。比方某一件事发生了，某老友病故，或者朋友要来看他，在等待中都会使他情绪产生波动。”
“所以任何人要见巴老都得特批？”
“家里人和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除外。另外，由于感染还引起了一些病发症，比方，甲状腺功能减退、低钠综合症、急性心率衰竭、心率失常、心动过速，有胸水、有贫血，还产生过白血症等。”
我问：“巴老有这么多病，医院是如何治疗的呢？”
崔主任说：“从1999年的2月8号开始，华东医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医疗小组，我是这个医疗小组的成员。巴老的病情可以分两个阶段，1999年2月8号以前的5年中，巴老一半时间住院治疗一半时间在杭州疗养，春去秋来。1999年的春节期间由于看望他的人过多，疲劳过度抵抗力弱，感冒高烧，引起呼吸道感染，透发一系列的病发症，痰咳不出来，呼吸不畅，缺痒，脑和一系列的器官功能衰竭，当时情况十分危机。经过抢救性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为了吸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这样我们就做了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巴老最主要的问题是呼吸道，这是一个关键，容易感染。反反复复的多次，抵抗差。呼吸道里寄殖菌不容易清除，这就是个病因。一感染就引起其它病发症，所以多次病危。”
我问：“巴老是怎样对待疾病的？”
崔主任说：“非常坚强，非常配合。有些治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比方气管插管，胸刺等。特别是打针，他的血管很细很难找，他从来不哼一声。只要他病情好转，他总是表示感谢。在1999年2月8号那次病危抢救过来之后，那时候他还能说话，他说谢谢华东医院，我愿意为大家活着。”
巴金在为别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要知道为别人活着，是要牺牲自己的，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痛苦巴金又是无法表达的，特别是对他的医务人员。
巴金曾向家人多次提出安乐死。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巴金曾说，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巴金的痛苦是多方面的，疾病缠身致死他无法工作，友人一个个先他而去。在《随想录》（病中集）中，巴金曾说：“在病中想得太多，什么问题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纠缠在一两个问题上摆脱不开，似乎非弄到穷根穷底不可……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而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我连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急。”《随想录》（病中集）虽然写于上一次病中的痛苦，但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巴金病中的内心。巴金把病中的生活称为“非人的生活”，噩梦和文革时的痛苦回忆交炽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向巴金袭来，在梦中巴金会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
巴金的这种精神痛苦比病痛带来的肉体之痛强过百倍。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使巴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死。巴金在《病中集》中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巴金曾说，要是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爱人相会。
巴金的爱人萧珊曾是巴金的一个读者，当时在上海读中学，一九三六年巴金和萧珊在上海相识，一九四四年相恋了八年的恋人在贵阳结婚，萧珊比巴金小十三岁。五十年代巴金夫妇有了一子一女，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文革就来了，巴金挨整，萧珊为了保护亲爱的“巴先生”曾挨过红卫兵的铜环皮带。在最困难的时候萧珊总是在巴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
可是，萧珊在文革期间身患绝症得不到治疗，后来癌细胞扩散，由肠癌变成了肝癌，早早地离开了人间。巴金后来在《随想录》中写了两篇怀念萧珊的文章，情真意切，读了让人淆然泪下。在病中巴金思念最多的是萧珊，一次次在梦中相见，两人手拉手的痛哭，一直哭醒。醒来是漫漫长夜，巴金会在黑夜中唤着萧珊的名字：“蕴珍、蕴珍你别离开我……”这种思念之苦使巴金恨不能立即到另外一个世界和爱人相见。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
在采访崔主任时我问：“你知道巴老曾向家人提出安乐死吗？”崔主任说：“巴老的病都是常见病，并不是绝症，作为医生我们有责任为他治疗，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
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想送巴金一百朵玫瑰
巴金最喜欢玫瑰，因为玫瑰象征着爱，象征着友情。巴金的爱是博大的，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真理、热爱正义、热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巴金的爱又是细腻和缠绵的，对爱情忠贞不谕，对友情金坚玉洁，对人和谒可亲，温和、善良、平易近人。
在采访崔主任时，她说：“巴老在华东医院住了这么多年的院，他从来没发过脾气，没埋愿过什么。无论病痛和治疗给他带来多少痛苦，他都是默默地忍受。为巴老护里的护士一批又一批，刚来时心中都是忐忑不安的，恐怕护理不好。当她们和巴老接触之后，她们心情一下就放松了，巴老是一个让人亲近的人。护士们换岗时都是满含着热泪的，她们在临别时，默默地为巴老折叠纸鹤，护士们所叠纸鹤已超过千只了。护士们有一个心愿，希望巴老恢复健康、长寿。‘松鹤延年’嘛。”崔主任娓娓道来，她的叙述充满了真情的。
巴老的为人是随和也是真诚的，和他交往的人无不被他的真情所打动。由陆正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