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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端。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豪富，大多数城市公众只能自惭形秽，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多数城市公众以内心期待的生活为参照物。不断增加的经济增长数字、频繁更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促使他们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状态勾画出一幅幅美好图景。然而，当他们将内心曾经期待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中时刻体验到的生存情况相对照时，他们发现许多颇为沉重的生活成本原本都在自己的预料之外：一路攀升的房价、居高不下的药价、脆弱的社会保障、沉重的就业压力……现实远不如自己预想的那样美妙。于是，承受着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大多数城市公众选择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错误参照物的选择，导致了社会公众非理性的自我认同。这种非理性的自我认同的极端就是由于无法调和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这是我们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3相对剥夺感
在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崛起之前，中国存在着一个中间阶层，他们就是所谓的“公家人”，主要是指领“皇粮”、拿工资、享受社会保障的国营（及大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中。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社会上迅速崛起了少数富裕群体。这就让原先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公家人”有明显的“相对剥夺感”。他们感觉自己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滑落。
一般来说，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时期，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与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这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是如此。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除了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对人们的不公平感产生强烈影响，这就是体制分割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部门分割。李春玲，同前引书，《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
根据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内就业者，他们从业于公有制单位（如党政机关和国营、集体企业）；另一类是体制外就业者，他们从业于非公有制单位（如私营、个体、三资等）。一般认为，体制外收入差距较大，人们的不公平感可能要强一些；而体制内收入差距较为平均，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要弱一些。但实际情况是，在体制外就业的人虽然收入差距很大，但收入较少的人并不认为老板或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收入高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人们认为这种收入差距是一种激励机制，只要勤奋努力、业绩好，谁都有望提高收入。但在体制内，人们对分配不公平的抱怨则非常强烈。首先，对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有很大意见，同样行政级别、做同样工作的人在不同的部门收入差距极大；其次，对本单位内部的经济分配也怨言极多——包括那些收入水平高的“好单位”的就业者，对于谁提升了谁没提升、谁加工资谁没加工资、谁分了房谁没分房有很多的抱怨。这就说明，当前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根源是原有的计划体制，而不是市场机制。李春玲，同上引书。
中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差距过大的贫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过程，这些都是使“相对剥夺感”发酵的酵母。相对剥夺感的存在，终归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如果人们觉得自己“被剥夺”得超过了承受力，他们难免会采取极端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
第一部分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1）
作为主观层面的认同并非生而有之，它是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被不断建构而形成的，人们对中产阶层的认同自然也脱离不了这个建构的过程。在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感知，在感知的过程中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观念、看法。认同始终是一个过程，它没有终点。基于此，我们想象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中国中产阶层认同的形成机制。
中国中产阶层认同的形成机制
考察中产阶层认同是如何形成的，是我们进行中产阶层理性认同建构的前提条件。阶层认同的形成机制可以从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其中社会机制包括制度安排、价值准则、分层机制等方面，心理机制包括思想趋同、行为趋同、体验整合等过程。下面我们结合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来分析一下中产阶层认同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
1中产阶层认同形成的社会机制
首先，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有着其独特的制度背景。众所周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高考制度、一系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都为中产阶层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政治上，政治的清明、宽松以及透明政府的打造，国家对公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经济上，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近20年的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有世界经济专家甚至指出，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这句话有无夸大之嫌我们暂且不去争论。对中国中产阶层来说，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值得放心的，而国民收入逐年提高则是一个直接因素。据统计，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事实胜于雄辩，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的分层，社会分层的加剧也促使中产阶层尽快成长起来。这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增加比例已经赶超第一、二产业，市场化程度提高非常快。当初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其实造就了更多的中产阶层。而更让私营企业主欢欣鼓舞的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第二十一条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等于是让私营企业主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文化教育上，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国的文化多样性渐渐显露出来，传统的精英教育也渐渐向大众教育转变，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充，办学形式进一步多样化，也导致知识分子阶层的进一步扩大。这为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基础。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目前中国大学就学率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为高新技术领域中产生中产阶层提供了条件，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目前活跃在IT行业的部分精英，仅从收入上来说，他们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白领”。
其次，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价值准则为支持。人们的价值态度往往决定社会分层机制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时间长短。也就是说，一种社会分层体制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适度的，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由于当前人们主要是以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分层，因此本研究考查的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主观态度，以此来透视人们对于当前正在等级分化的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
针对目前社会上的收入差距问题，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他们认为市场机制的公平性就在于根据人的能力、才干来分配财富。因此那些高收入的外企职员，人们更多表现出的是羡慕、赞叹而不是愤愤不平。当然对收入差距和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可程度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改革中获利较多的人更可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社会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人、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比如低收入的离退休人员、下岗人员等，更倾向于对收入差距表示不满，他们体验到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李春玲，同前引书，《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
人们对于导致收入差异的不同机制有不同的价值态度。他们认为，有知识、有技术、有本事的人获得高收入是合理的，应该鼓励的。但是，他们对因权力而获得高收入的现象则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然而，尽管人们对以权力获取高收入持否定态度，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权力、分享权力、接近权力以期获得经济回报。这种行为与价值的背离，也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分层现象的价值判断，主要是基于三种不同的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第一种是传统的地位等级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高低等级、富贵贫贱之分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认为是命里注定的。第二种是“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认为人和人之间有社会分工的不同，但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持这种观念的人一般对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否定的程度各不相同。第三种是自由主义市场观念，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持这种观念的人是市场导向改革——比如私有化、股份化、国企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充分的自由竞争等等——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进者，他们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趋势予以积极肯定。 同上引书。
尽管上述三种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念，就目前来看并无高下之分。但就社会影响力来说，自由主义市场观念在当前最居优势。由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往往是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的青年精英分子，这种观念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实施和传媒及出版物的舆论导向都可能产生实际的影响。
第一部分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2）
最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离不开分层机制的作用。李亚雄认为，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李亚雄：《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它的不同形态与组合形式对中产阶层产生不同的影响。
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分层机制是国家通过政治与行政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它规定了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上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与社会资源的关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