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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分层机制是国家通过政治与行政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它规定了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上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与社会资源的关系，从而规定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形成了新的身份等级制。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针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体制改革。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已经使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权力的运用更加透明、公开与规范，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提高，社会更加开放。并且，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一系列次级制度的变化。过去以国家权力为决定作用的社会分层机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市场化因素对人们地位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许多研究都发现，原来评价与衡量一个人的地位的身份标准越来越不重要了，经济收入与财富的标准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同度越来越高。
然而，中国的改革遵循的是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传统体制中的某些制度与做法尚未被真正触动。在这个特定的阶段，社会分层机制也带有转型期社会的基本特征：双元性与混合性。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期，权力型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市场化的社会分层机制二者并存，并且相互影响与渗透。据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李亚雄，同前引书。
由此可见，中产阶层的产生既不是单纯的权力因素，也不是单纯的市场因素，而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的作用。在转型期，尽管引入了市场改革，但是这种市场改革并不彻底，并不能一步到位，因此，权力因素和市场因素共同作用于中产阶层的地位形成。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配资源，使得人们活动的自由度大大提升。有能力的人很快就凭借自己的才干、精明与努力，为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在权力机制的作用下，新富的人们仍旧要听命于当地政府，企业不免也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因此，新兴的中产阶层成员，如果想要使自己向上流社会继续迈进，无不会考虑与政府搞好关系。这也是导致政府官员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中产阶层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
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趋同的过程，中产阶层认同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趋同，这是一种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趋同。认同在结构上有赖于两个子系统的建构，即认同的动机系统与行为系统的建构。所谓动机系统就是思想趋同，思想趋同是认知与情感的一致与共鸣。思想趋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中产阶层对他们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群体，他们的阶层归宿感的认识，这是一种意义沟通；二是城市中产阶层在意义沟通的基础上消除情感障碍，赋予这种认识以情感，取得情感沟通。所谓行为系统就是行为趋同。个体通过学习，获得与认识和情感相一致的行为方式，从而建构行为的执行机制。同时，个体又是一个能动的主体，个体还要在积极回收反馈信息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并将认识、情感和行为整合成一体，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的认同结构，这一过程便是体验整合。
由此可见，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分为思想趋同、行为趋同和体验整合三个环节，对应着认同行为的启动机制、执行机制与反馈机制，从而建立认同的形成机制。这一过程可用图1…1来表示。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何汇江博士论文《城市贫困人口的认同研究》，2003年5月。
认同的启动机制是通过“意义沟通”和“情感沟通”来完成的。“意义沟通”是与原有认识经验的沟通，消除意义障碍，建立新的认识。“意义沟通”需要借助于同化和顺应的过程。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发生认识论”中指出，同化和顺应是个体认知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心理机制。同化是指个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把新的经验吸收到个体事先存在的认知结构中，以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在同化过程的同时，还存在着顺应的过程，顺应是指个体改善旧有的认知结构以适应环境的新变化。“意义沟通”的同时会出现“情感沟通”。个体总是带着一定的情感倾向去与新事物发生作用，当新事物与原有情感体验不一致时，原有情感会成为个体接受新经验的障碍。只有通过情感学习，使个体消除情感障碍，产生情感沟通，才能接受新经验，建构新的经验体系。传统上心理学家一直把情绪学习看成是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对愉快或痛苦刺激的亲身体验而产生的。班杜拉则认为情绪学习也可以在替代经验的基础上，即通过对他人情绪体验的观察而产生。而情绪反应一旦深刻、持久、稳定，便能消除原有的不一致的情感障碍，实现情感沟通。
认同的执行机制是通过行为趋同来实现的。行为方式往往是通过具体的榜样，即一定的范式来体现的。个体在“意义沟通”和“情感沟通”的基础上，逐步获得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并以与一定的具体情境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
认同的反馈机制是通过体验整合来建构的。体验是心理活动的一种带有独特色调的知觉和意识，是心理的一种主观成分。所谓体验整合，是指个体通过接受反馈信息，进一步消除意义和情感障碍，实现新旧经验和知、情、行的一体化过程。
通过对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认同的心理过程其实就是个体对于外界赋予的各种信息的感受、选择、吸纳的过程。这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个体对于“谁是中产阶层？”和“我是中产阶层吗？”的判断，首先是基于自身的一种主观感受，同时，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互动的过程中以及与外界信息的交流过程中，个体不断地在分析与调整着自己对中产阶层的看法与观念。最后，经过自己的情感体验，整合出一套有系统的看法，形成自己的观点，于是便形成了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
第一部分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3）
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局限与重构
作为意识层面的认同，对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可以健康顺利地发展下去，是否可以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有赖于在社会大众中形成一种中产阶层意识，这样才能使一个阶层真正具有凝聚力，也才会让中产阶层群体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
然而，就目前城市中产阶层的认同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首先，在对“中产阶层”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就存在着很大分歧。一个极端是，部分人把“中产阶层”等同于社会上为数不多的有钱人，由于这些有钱人大多通过不法手段获取财富，因此“中产阶层”不免被蒙上了一层贬义色彩，有人甚至明确地说“中国没有中产阶层，只有腐败分子”。另一个极端是，部分人把“中产阶层”等同于生活温饱的一族，认为“现在都是中产阶层了”，原因是：“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有吃有穿。”而更多的人对“中产阶层”的认识是雷同的，几乎就是媒体宣传的翻版。由此，笔者认为，当前中国人对“中产阶层”的理解主要是外界信息的输入，很少有人在真正思考“中产阶层”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次，在“中产阶层应具备的条件”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也显得非常肤浅。人们除了认识到中产阶层应该“有房有车”之外，便就是他们精致的生活品味和考究的穿着打扮了，少有人会想到其他。事实上，作为充当社会缓冲层的中产阶层，除了经济上的特征之外，至少人们还应该具有这样的认同：他们具有力求上进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敬业精神，他们具有现代的个人主体价值意识和社会道德责任感，他们具有渐进的社会改良意愿，等等。而在自我认同方面，则表现出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这种非理性表现在：自我阶层认同偏低、错误的参照群体、假性的阶级意识等。不管是社会认同上的局限还是自我认同上的非理性，都会对中国中产阶层健康发展的带来不良后果。其结果，不是将中产阶层的发展引入误区，让人们一味追究经济收入，讲求生活的奢靡，就是引发社会冲突，带来不可料想的局面。
由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待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首先，不能让人们认为“中产阶层”只是意味着经济上的富有。而是在富有之后，更多地回报社会，考虑自己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其次，中产阶层也应该是社会普通一员。他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利，但也绝不应该放弃自己拥有的平等权利。他们应该主动维护社会秩序，平时参与公共生活和社区建设，比如打义工、为各种民间事业捐款等。说白了，他们有一种大家平等地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一个社会这样的人多了，当然就稳定。因为他们觉得社会是自己参与建设的，一旦出了事，就觉得自己有责任，不会一味依赖政府。不像一些缺乏中产阶层的社会，一有风吹草动，老百姓就觉得政府骗了自己，一起起来造反。如果我们只以金钱来衡量中产阶层，不讲公民的权利、品格、责任，那么我们培养的，就只能是个唯利是图的中产阶层。
面对目前中国中产阶层认同的现状，我们没有理由不焦灼，因为本次调查明显地表明，当前的中国人尚未有对中产阶层的正确认识与理性认同。我们认为，重新建构中国中产阶层认同，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建构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呢？由于中产阶层的认同是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形成而发生的，因此我们仍旧需要回到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中去进一步挖掘。
笔者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从制度安排上去控制并杜绝政府人员的腐败行为；要扩大市场的调节范围，让权力逐渐淡出社会分层机制。在意识领域，倡导积极向上、勤勉爱国的精神风貌与高尚、诚信的社会道德。强调中产阶层负有不可推卸的促进社会公正、民主和进步的责任，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积极参政、议政。同时，社会舆论和广告媒体不可过度宣扬其经济财富和生活方式，以免将人们对中产阶层的认识引向歧路。
成熟的中产阶层必将伴随着全面的、理性的认同，否则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非但不能带来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相反，可能因为它的分化而带来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的消费及其社会逻辑
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向来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他们被认为是有品味、有格调、有消费激情的消费“前卫”。作为消费观念上的享乐主义者、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追求者、生活方式上的品位制造者，他们总是会以其独有的消费激情和为人瞩目的前卫角色，在社会发展与时尚兴替中执着地寻求自我表现与社会认同的空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竞赛者和表演者。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就是因此而存在的“消费阶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