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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或者根本不需要在海外采集信息，也不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它的生产成本就相对较低。政界也很少对这些假新闻作出任何实际的反应。因此，那些为当今的新闻记者们设计参数的企业，就选中了这种定型产品。
如果拿美国与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对照，不能不令人深思。英国、法国、瑞典、德国、意大利与日本，这些国家也有耸人听闻的报纸与玩弄巧妙手法的电视新闻节目，但是，此刻能够影响它们媒体系统主导倾向的，仍然是比较可靠的新闻来源，它们的职业道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杂志有新闻周刊的《明镜》和《焦点》，这两本周刊出版物的信息量，要比美国的同类刊物的信息量多一倍。德国人比较明智，在他们的刊物里，关于当前时局的内容越来越多。他们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通过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而不是降低刊物的成本，来获取更大的利润。同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欧洲和日本的晚间新闻吸引了大量的观众，那里的新闻工作者并没有像美国的同行们那样堕落。而在美国，媒体传播的则是无价值的新闻。在那里，部分新闻内容更为严肃，因为他们企业的所有权是国有的，他们不必为利润定额而过多地操心，也没必要牺牲1/3的播出时间来做广告。2001年，在美国学习了一年的日本留学生泽道·小林告诉我，他对美国电视行业的商业追求和信息质量的浅薄，感到震惊。他写道：“甚至美国的公共广播公司，也在播放埃克森公司的广告。我感到非常沮丧。”
美国的媒体过去是比较严肃的，并且比较有职业道德的，但是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里根打着自由企业的旗号，放松了国家对新闻广播行业的管制。联邦政府以前作出过规定，国家的广播电视要考虑公共大众的利益，因为它们毕竟是公共财产，然而这些规定松懈下来，或被缩小了范围。里根实施的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范围的政策，实际上使广播电视的许可证可以得到自主更新。这类公司不必像以前那样，为了能够达到换证的目的而不得不播发严肃的新闻，并且制作关心公共利益的节目。里根扩展了所有者的权限，这一点对于企业是最有利的。联邦的传统法律明确制定了所谓7…7…7的限制原则，即一个公司在美国只能拥有7家电视台、7家调频广播电台和7家调幅电台。在民主政治中，这种思想继续延伸的目的就是不允许任何单独一家机构在新闻系统中占据太大的份额。然而，里根总统却说，一切应该由市场决定。他本意想完全解除这类限制，结果还是勉强同意将7…7…7的规定扩大到12…12…12。这样，多出来的15家电视台或广播电台，等于馈赠给广播电视行业一份昂贵的礼物，它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内，这些企业可以获得几十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当时，一些批评家发出了警告：里根实行的国家放松对新闻企业干预的政策，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富了媒体大户，穷了国家。事实的确如此。最明显的后果已经在电视屏幕上显示出来：那些无明确意义的胡言乱语，现在被当成新闻播放。“9·11”事件使美国的媒体清醒了几个月。但是，到2002年5月的时候，以往的旧病又开始发作了，尤其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罗伯特·布莱克，一位上了年纪的好莱坞男演员被起诉涉嫌杀害了他年轻妻子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随之蜂拥而来，对这个演员的故事大肆张扬宣传，似乎他就是另一个O。J。辛普森式的案件。毫无疑问，他们确实希望如此，他们乐意炒作这类称之谓“爆炸性新闻”的东西。
正像这类“爆炸性新闻”的侮辱性定义使人感到不安那样，同样令人不安的是，美国人在电视屏幕上看不到他们应该了解的新闻，即对美国媒体企业自身情况的诚实报道。譬如，通用电气公司（GE）不仅拥有国家广播公司（NBC），而且还是五角大楼的一个主要承包商，这家公司的年收入使美国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形见绌。但是，国家广播公司并没有仔细考察通用电气公司对全世界人民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当该公司的一名记者在试图轻率地报道通用电器公司的核能业务之后，该公司更不允许他再在那里进行报道了。同样，美国广播公司一位高层搞调查研究的记者准备了一份坦率的报告将《迪斯尼世界》雇佣恋童癖者的事情曝光，由于《迪斯尼世界》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母公司，《迪斯尼世界》也是沃特·迪斯尼所开办的娱乐公园，所以该报告遭到了封杀，再也没有在广播电视上露过声影。《60分钟》是反映烟草行业的一宗法律诉讼案最终导致定罪的故事，该案件有可能危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与西屋公司即将发生的合并，这件丑闻到了1999年才被改编成故事片《知情者》。
政治哲学界有一个古老而解不开的谜语，问题是什么人能够控制警察。在1996年，广播电视行业帮助政府制定了一项法律，该项法律将极大地增加该行业的财富，并且进一步扩大这个行业对整个美国媒体系统的控制。原先规定的每一家公司对于广播电视台拥有12…12…12比例的限制性法案作废。1996年通过的通讯法案，建议将3个12的比例无限扩大，其结果定义为：每三户居民中，可以有一户成为任意一家美国广播公司的观众或者听众。此外，该法案还为广播电视行业提供了价值700亿美元新的数字频谱空间，而且还是免费的。这一免费样品太过于丰厚了，即使通常支持商业的鲍勃·多尔也做不到这一点，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谴责这一行为是为企业谋福利。然而，普通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条关于背叛公共利益行为的消息。
在布什统治时期，这种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政策仍然风靡一时。联邦通讯委员会新上任的主席迈克尔·鲍威尔以傲慢的态度反对保护公共电视广播免遭企业控制这件事情，当他被问道该如何定义公共利益时，他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在我宣誓就职（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后的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待着公共利益天使的来访。我整个晚上都在等待，但是她没有来。”鲍威尔要完全废除对广播电视所有权的限制。只要任何公司有能力支付，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收购尽可能多的广播电视台和有线电视网络，而且联邦法庭似乎同意了这种做法。2002年2月19日，一家法院命令美国通信委员会重新考虑这类限制条件；它还废除了限制有线电视商拥有电视台数量的规定。除非高级法庭推翻这项议案，否则这项议案裁决将对沃特·迪斯尼公司、在线时代华纳公司，以及其他传媒巨人敞开大门，允许他们来侵吞所剩无几的美国媒体多样化资源。
在过去的20年当中，美国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重心已经大部分转移到右派一边，其部分原因在于，实际上企业已经接管了每一个接触大众的新闻机构，包括表面上非商业化的团体，譬如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和公共广播公司（PBS）。从80年代开始，在里根统治时期，包括1995年的金里奇革命阶段，当时国会议员强迫对他们实行了“零”预算，从而使右翼政客们成功解除了对NPR和PBS的资助，现在这两家公司正在日益变得与商业化经营机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由于这两家公司不得不依赖于最低的配给额生存，国内公用无线电台和公共广播公司被迫转向投靠它们的企业缔造者，而这些缔造者们毫不犹豫地迫使它们制作出能够取悦于缔造者自己的新闻节目。这类节目常常是技术水平很高，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批评性的内容，都是为了美国的权力中心，尤其是为操纵美国经济和政府的企业巨头大唱赞歌的。2002年4月，公共广播公司播放了《新经济时代》，一部赞扬企业全球化的纪录片，该片的赞助商是那些所谓“无私”的企业，譬如英国石油公司、联邦快运、安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但是后者于2001年10月因腐败原因而破产，因此赞扬该公司的内容被删除。反对背叛公共利益的显赫的媒体人物埃尔维斯·科斯特洛在歌中唱道：“我想把那只为我提供台词的手咬掉，我想狠狠地咬伤那只手。”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几乎没有人愿意那样做。
新闻自由秀谎言鼓励下的新闻自由
当今的美国人无论面对媒体的哪一类状态，结果都是最糟糕的：在最佳状态下，媒体鹦鹉学舌，重复当权者的声明；在最差的状态下，媒体鼓励民众去愚蠢地相信那些除了基本观点之外其他都毫无意义的假新闻。如果你认为我的描述过于悲观，不妨听听下面这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在发生“9·11”事件的前几天，媒体错过了对本·拉登袭击美国计划的报道。这是真的！美国的新闻媒介组织绝对有这个机会，提前8周拉响本·拉登进攻计划的警报。恰恰相反，他们却作出了不报道的决定。
一年之后，在2002年，媒体的矛头全部指向了布什政府，指责他的政府未能对于即将来临的恐怖袭击发出预警报告，同时媒体也非常惶惶不安，因为自己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实际上，2001年6 月23日，一篇消息已经通过路透通讯社播发出来了，该消息明确提示：“流亡的沙特阿拉伯持不同政见者本·拉登以及他的追随者正在策划一次猛烈的攻击，目标将针对美国或者以色列的生命和财产。”既然是通过路透社发布的消息，那么，它意味着美国的各个主要新闻部门的编辑们，都应该能够耳闻目睹这条特殊的消息。到了6 月25日，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也做了类似的报道，通知它的用户：“沙特阿拉伯的持不同政见者本·拉登正在策划一场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然而，这些报道并未引起美国媒体的高度重视。新闻记者西蒙·马克思在专业记者协会的刊物《硬羽》中写道：“仔细研究了美国的主要报纸和广播网与因特网上的站点后，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这些报道值得转载。”
事实告诉我们，美国媒体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应有的报道。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媒体的焦点仍然是继续严厉批评一宗涉及加里·康迪特的性丑闻。康迪特是一个不出名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而且，当时还在热衷炒作的新闻是关于布什未成年的女儿珍娜因酗酒而被捕的消息。对于中东的这个恐怖家伙的故事，美国人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去关注与预警那一场模棱两可的恐怖袭击。当国家面临着性行为和吸毒这样的“重大时事”时，谁有兴趣去关心那些有关袭击的琐碎小事呢？后来，西蒙·马克思对我说：“我认为，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美国存在。10年前，有个人告诉我，他想让我把俄罗斯的新闻加上性色彩……我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个人正是现在英国电视行业的领袖之一。”
假如媒体及时报道了本·拉登的计划，是否会有什么不同的情况发生呢？这方面的报道是否会引起更多的调查？或者能够引起联邦当局的警惕呢？然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