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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媒体及时报道了本·拉登的计划，是否会有什么不同的情况发生呢？这方面的报道是否会引起更多的调查？或者能够引起联邦当局的警惕呢？然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只知道：新闻界忙着报道性丑闻的故事，那是因为它正忙着赚钱，哪有时间管这件事呢。
正像对许多美国人那样，“9·11”事件也给美国的新闻记者敲响了警钟。虽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他们对于本·拉登的报道存在过失，但是这场恐怖袭击，确实使他们对过去愚蠢的新闻行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们顿时精神振作，开始严肃认真起来，尽管他们报道的内容不总是那么有意义。毕竟当今一些派驻海外的新闻机构已经被关闭了，况且之前就把有经验的记者们解雇了。现在，要他们立即开始提供高质量的国际新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在基础结构未发生重大改革之前，这些陈年陋习很难根除。
尤其是电视和广播，这类媒体的价值取向仍然热衷于煽情，充斥着没有价值的报道，空话连篇，没有清晰的分析和推理。10月7日，就在美国发动对阿富汗第一次空中打击的前几个小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白宫通讯记者逐字逐句高声地宣读了他的报道，宣布了布什政府对塔利班要求进一步谈判所作出的反应。梅杰·加雷特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他的名字不像是真实的，他的声音听起来与其他在白宫的同龄人的声音毫无区别，他愤怒地宣布说，根本不会进行谈判，已经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了。总统表明不与塔利班进行任何谈判，他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新闻分析节目中也使用同样例行公事的腔调，该节目的目的是要帮助观众理解该事件的意义。正如它们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譬如《交叉火力》、《硬式棒球》、《华盛顿帮派》这类节目崇尚一种男子汉的威武气概；问答节目的出场人物相互咆哮、侮辱，肆意打断他人的谈话，好像一群吠叫的狂犬，要急于表现自己的智慧和思想。大多数问答节目的出场者的观点不同，既有保守的，也有强硬的右派，左派的定义是由前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们确定的。
当然，并非所有的“9·11”事件之后的报道都很愚蠢；有些高素质新闻出版企业，也常常生产高质量的精神食品，譬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国内公用无线电台》与少数神志清醒的电视广播分站，譬如像公共广播公司的《前线》。它们的报道既及时准确，又博大精深，专业能力很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新闻机构雇有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为它们工作。它们报道的“9·11”事件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是如何克服其悲伤和恐惧心理的，阿富汗的战争是如何实施的，既有权威性，又有专业水平。而问题的关键是，报道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却不见了，一片空白，变成了新闻的盲区。
出现一些空白报道的原因在于，布什政府对跟随美国军队进入作战区的记者加以严格限制。首先达成的协议是，要对战地发出的新闻进行必要的审查；包括对新闻决策人施加压力，不允许他们播放采访本·拉登和其他敌手的录音。难道说，美国人不应该尽量了解自己的敌人的情况吗？《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丹尼尔·珀尔在巴基斯坦遭到诱拐、惨遭杀害的悲惨故事足以表明，记者为了寻求真理，舍生忘死亲临前线报道，实际上是主动承担了各种风险。战地非常危险，这也成为五角大楼限制记者在战地活动的一个理由。当一名叫道格·斯特拉克的《华盛顿邮报》战地记者，听说美国的导弹炸死了阿富汗某个村庄的一些平民，而试图前去证实一条隐秘的消息时，美国士兵坚决阻止他，并用枪口逼着他不让他到达发生事件的地点。后来一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声称，阻止斯特拉克的原因纯粹是从关心他安全的角度考虑。斯特拉克将其称为“一个了不起的谎言”。他还补充说：“这件事表明，军方为了阻碍记者了解事实真相，他们使出非常极端的手段。”
暂时不提这类孤立的事例，美国新闻界传统上倾向拥护华盛顿的对外政策。“9·11”恐怖事件之后，这已经变成一种本能，这就大大增强了大部分报道的片面性。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新闻工作计划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写道：“评估政府政策的报道中，只有不到10％的文章对政府政策提出异议。大多数文章根本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媒体批评家在《民族》一书中写道：他们痛恨的那种“依赖于官方和半官方消息来源的苏联风格”，这几乎进一步维护了媒体关于美国政策和行为的报道几乎不可能有与政府唱反调的内容，绝大多数唱的是颂歌。
以阿富汗平民伤亡这个敏感的问题为例。确实有些报道偶尔提到村民在那里伤亡的消息，但是这些少量的报道，都隐藏在大量为战争胜利唱赞歌的文章的夹缝里面。直到阿富汗的大部分战斗结束之前，布什政府一直赢得了这场公共关系的战争。但是，在2 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了阿富汗战争中平民死亡的累计人数。相比之下，海外媒体从一开始时就很重视这一问题，依靠他们自己的记者，还援引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赫罗尔德的一篇研究报告，该教授整理了来自欧洲、印度、巴基斯坦的新闻报道，估计阿富汗平民死亡的总数达4000多人。赫罗尔德反对美国的轰炸，称其为“犯罪”，也许他的数字有些夸张，但是他要比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好得多。因为，美国官方完全否认阿富汗战争中有平民伤亡，而美国新闻界毫不怀疑地对此进行了报道。
美国的媒体没有必要反射性地反对政府的政策，但是他们应该扩宽他们意识形态的透视范围，应当报道所有有意义的观点。譬如，主要媒体几乎从来没有刊登提倡对“9·11”事件作出非军事反应的文章。《纽约时报》，尤其是《华盛顿邮报》，他们的公众意见版面上，每天都是在愤怒地叫嚣着要求对阿富汗等国立即实施轰炸。而电视生产商对缺乏不同意见的解释是，他们找不到任何反战者。这绝对不是事实，他们肯定没有认真寻找。到9月28日，几乎有200名杰出的美国人，包括电视界一直推崇的名人马丁·希恩和邦尼·莱特，以及国际著名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和弗朗西斯·穆尔·拉普，已经签署了一份声明，要求“正义而不是复仇”。该声明后来被各个报纸作为一种广告发表了。在美国有些东西似乎是要花钱才能买到自由的。
美国媒体确实对阿富汗战争提出过批评，但是仅限于批评它的战术问题，而不是它的基本原理。这是宫廷争议的一个良好的事例：因为华盛顿政府对如何实施这场战争意见不统一，美国媒体长篇大论，详细叙述了他们的分歧。所报道的文章就下列议题展开了广泛的大辩论：布什的空中打击计划是否能够成功？是否需要动用地面部队？军事联盟是否有效？等等问题。至于这场战争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不同的意见？“9·11”事件是否能够激发美国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外交手段？这些问题就根本没有被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
假如美国人民了解那些被媒体对他们隐藏的事实，世界将会出现多么大的变化！报道国际事务的时候，应少做一些表面强硬的外交政策的文章。这样有助于美国人民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国家在海外的声誉如此不平衡，它将使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外国人不是不可理解的、顽固不化的抽象意义上的人群，而是与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同样有缺点、优点和弱点。进一步改变我们既往的新闻报道理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外国人看待世界的方法与我们不同，为什么他们比美国人更关心全球化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对华盛顿在环境问题上拖后腿和对美国表现出霸权的帝国主义姿态表示愤怒，为什么他们大多数人仍然渴望与美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当然，完善新闻工作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丰富新闻信息也不会自动改进国内的政策，或者马上能够自动加强与海外的合作。但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美国的媒体仍然埋头于牟取暴利，仍然保持他们宫廷新闻的姿态，美国的公众注定会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
神圣的上帝与非神圣的上帝谁也没有义务去适应美国
那是在5月下旬的巴黎，一个天气十分宜人的上午，初夏的阳光洒在蒙圣米歇尔大街上，使邮电局的黄底蓝字的徽标显得更加光彩夺目。这个邮电局里面熙熙攘攘，顾客排着一行行长长的队伍，在等候着服务。
在过道的中央，站着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满面愁容，旁边站立着已到大学年龄的女儿。这位妇女不耐烦地环视了一周排列的长队，然后走到一个没有人排队的窗口前面，那个窗口上摆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停止营业”。在那个窗口后面约15英尺处，放了一张办公桌，有一个像经理模样的职员正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数着一叠叠现钞。这位妇女面朝他的方向开始用英语大声地喊叫起来，同时挥舞着她手中的一把旅游支票。“喂，喂！你们这里兑换这些旅游支票吗？”那个男人吃惊地抬起头来，他似乎感到很纳闷，为什么这位妇女要朝他大喊大叫？看来他的票子无法再继续数下去了，便索性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位妇女喊出的连珠炮似的问题上，然后用不熟练的英语回答了她的问题。“对不起，夫人，我们这里不兑换旅游支票！这里是邮电局。”这位妇女迷惑不解地问：“你们不兑换这些东西吗？为什么不兑换？你们都兑换什么东西？”其他顾客的目光一时全集中到她的身上，并且对她表示出厌烦的神色。但是，那个职员仍然显得很有礼貌。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缓缓地站起来，对这位妇女耐心地解释道：“夫人，在银行里才办理兑换旅游支票业务，银行在道路的那一边，就在蒙圣米歇尔大街上。”现在，她几乎哭出声来：“哪一条是蒙圣米歇尔大街？是外面的这条街道吗？”他还未来得及对她提供进一步帮助，她已经跺脚走出了邮电局。这位妇女并没想到对帮助她的人表示感谢，而是气愤地对她的女儿抱怨道：“听我说，詹妮，我对这个鬼地方真是感到失望！”
也许，这位妇女只是那天的运气不好。但是美国人在国外的表现，绝对不会都是那样没有修养的。我曾经遇到过的最讨厌的旅游者就是一帮英国狂热的足球迷，那群乌合之众把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简直变成了公共厕所，他们嘴里还哼着带着种族主义倾向的小曲儿。每一个国家的人在讲他们的国语时，都会有一种更加舒服的感觉。而且，当我们美国人讲我们自己的语言时，还会有一种更强烈的优越感。这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会有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因为，与其他大多数的国家不同，美国进口的外语书和电影非常之少。在我们的新闻广播中，几乎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