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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了。
离开旧金山的前一天，我沿着市场街漫步，走到一家小店门口，店里挂着窗帘，外面钉了一块牌子：“擅看手相，纸牌算命——卦金一元。”我走了进去，觉得有点儿局促，一个年纪四十岁左右的胖女人从里面一间屋子里走出来接待我，嘴里还在嚼着没吃完的饭。她像办例行公事那样指了指墙根儿对着门口的一张小桌子，连看都不朝我看一眼，说：“请坐。”接着就自己在我对面坐下了。她的举动显得很急促。“把这些牌洗一洗，对着我签三次，然后请把您的手摊在桌上。”她把牌翻过来，在桌上铺开了，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开始看我的手。“您现在打算出远门，那就是说，您要离开美国。但是，不久您还要回来的，要干另一行——和您现在做的事不同。”说到这里，她迟疑了一下，显得有些迷惑不解，“嗯，几乎是相同的，但又不是一样的。照我看来，您干新的这一行大吉大利，前途无限光明，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一行什么职业。”她这时方才抬起头来望了望我，然后拉住我的一只手。“哦，可不是，您要结三次婚：头两次不够美满，但是您最后生活得很幸福，婚后有三个孩子。”（这一点她可算错啦！）接着，她再仔细地看我的手。“是呀，您将来是一位百万富翁，这是一只发财的手呀。”后来，她又仔细地相我的脸。“您将来害支气管肺炎寿终，享年八十二岁。请付一元卦金。您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没有，”我大笑起来，“我想，还是别多麻烦您啦。”
在盐湖城，报上刊登的都是些拦路抢劫和洗劫银行的新闻。到夜总会和咖啡馆去的人，常常会遇到几个用袜子蒙着脸的匪徒，被胁迫着一溜儿靠墙根站好，让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给抢走了。有一次，一天晚上发生了三次盗劫案，全市居民都恐慌起来。
我们演完了戏，通常是到附近一个酒吧间里去喝酒，偶尔也认识了那里的一些顾客。一天晚上，酒吧间里来了一个胖子，面孔圆圆的，样子很愉快，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另两个人。三个人当中胖子年纪最大，他走到了我们跟前。“你们这几个，不就是在皇后戏院演那出英国戏的吗？”
我们笑着点头。
“我说我认识你们嘛！喂，哥儿们！过来呀。”他唤过了他那两个伙伴，给他们介绍了，然后请我们喝酒。
胖子是英国人，虽然从他的话里已经听不出一点儿英国口音了；他年纪大约五十岁，性情很和蔼，有着一双炯炯闪亮的小眼睛，一张红润的脸。
夜深了，他的两个朋友和我们剧团里的人一个个都走到卖酒的柜台那面去了，只剩下我和“胖子”（他那两个年轻朋友都这样称呼他）两个人。
他把我当做了知己。“三年前我回到了老家，”他说，“可是那儿的情形已经变了样——瞧这个地方可真不错呀。我三十年前来到这儿，一个吸血鬼，他妈的叫我在蒙大拿铜矿里差点儿送了命——后来，我变得聪明了。我说：‘干干这行买卖倒不错嘛。’瞧，现在有弟兄们捧我的场。”说到这里，他掏出了一大叠钞票。“咱们再干一杯。”
“当心呀，”我玩笑地说，“当心着了人家道儿呀！”
他朝我看了一眼，十分狰狞的眼光中闪出了会意的微笑，接着又眨巴了一下眼睛。“这些娃娃，我才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哩！”
看到他那么一眨眼，我被一种恐怖控制住了。这一眨眼里有着许多含意。他仍旧那样笑嘻嘻地紧盯着我。“明白了吗？”他说。
我懂事地点了点头。
演艺生涯初赴纽约（5）
接着，他把脸紧凑近我耳边，很坦率地告诉我。“看见那两个小子吗？”他悄声儿说，指的是他那两个朋友，“那是我的伙计，两个笨蛋——没一点儿头脑，可有的是胆气。”
我提心吊胆地把一个手指放在唇边，暗示他的话会被人家听见了。
“不要紧，兄弟，今儿夜里我们就开路。”他接下去说，“你听我说，咱们都是英国人
，都是从那雾城里来的——对吗？我有好多次看见你在伊斯林顿区帝国戏院里，那样儿胡打乱摔。”他做了一个鬼脸，“你那碗饭可不是好吃的呀，兄弟。”
我大笑起来。
后来，跟我谈得更投机了，他想要和我结为生死之交，还要知道我在纽约的住址。他说：“想到了老朋友，我要写信给你。”总算幸运，此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演艺生涯离开美国（1）
离开美国时我倒并不十分依依不舍，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将来还要去那里，至于怎样去什么时候再去，那我就不知道了。另一方面，我又很盼望回到伦敦，再去住我们那一套舒适的小房间。自从我去美国演出，那几间房间就成为我要去朝圣的地方了。
我很久没获得雪尼的信息。他在最后的一封信里，说把外祖父接到我们那儿去住。但是，我抵达伦敦，雪尼去车站接我时告诉我，说他已经退掉了那套房间，因为他已经结婚，现在搬到布里克斯顿路有家具的房子里去了。这对我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你想像一下吧：那个曾经使我生活富有意义的地方，那个给我安慰的小小避风港，那个家庭中值得骄傲的一部分，现在没有了……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我只好在布里克斯顿路租了一间后房。但住在那地方，我感到很忧郁，于是决意尽快重去美国。第一天晚上，伦敦对我的归来显得很冷漠，就好像是一个空洞的角子老虎（投入一枚硬币，有时候可以赢到钱的赌具），见人投进去一枚钱币一样，显得那样满不在乎。
由于雪尼已经结婚，并且每天晚上都要工作，所以我很少去看他；但是到了星期日，我们两人就一起去探望母亲。那一天我们都很烦恼，因为她的病情不大好。她前一晌老是吵闹，不停地唱赞美诗，曾经被关在软壁病房里。看护事先把这情形告诉了我们。那天雪尼进去看她，但是我没勇气进去，只好在外面等候着。雪尼出来时显得很愁闷，说医生给母亲施了冰水淋浴刺激疗法，她脸色发了青。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定让她进私人医院——因为我们现在负担得起医疗费用了——把她转进了已故英国著名喜剧演员丹·伦诺曾经住过的那家医院。
我一天天感到更加孤寂，完全像个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如果能够回到我们那小套公寓房子里，相信我的情绪会两样的。当然，当时我也不是绝对地愁苦。从美国回来后，英国那些风俗习惯，熟悉的生活，亲密的联系：一切都深深地激动了我。那是一个美丽的英国夏季，它那富有浪漫色彩的可爱之处是我在任何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
我的老板卡诺先生，邀我乘他那艘可供住家的船到塔格岛去度周末。那艘船设备考究，上面装有红木镶板，辟了几间客厅。一到晚上，船上四周围五颜六色的彩灯通明，热闹好看。那是一个可爱的温暖的晚上，饭后我们坐在上甲板彩色灯底下喝着咖啡吸着烟。这是英国风味，我不再留恋其他的国家了。
忽然，听见有人扯着一条油滑恶俗的假嗓子尖声怪叫：“啊呀呀，瞧我这条漂亮船呀，大伙儿瞧呀！瞧我的漂亮船呀！再有这些灯！哈！哈！哈！”到后来叫喊声变成了恶意嘲谑的狂笑。我们打量那是谁在这样放肆，这时只看见一个男子，身穿白色法兰绒衣服，坐在一条划艇上，一个妇人斜倚在后座上。这样一对伴侣，好像是《笨拙》周刊上的漫画人物。卡诺从栏杆上探出了身子，向他大声咂嘴儿，但是他继续狂笑。“现在咱们只有一个办法，”我说，“必须做得像他想像的那样恶俗。”于是我破口大骂，把那些最村野的话都骂了出来，那个女人听得不好意思了，他这才悄悄地把船划走了。
这混蛋这样可笑地发泄他的情感，并不是为了要批评我们趣味低级，而是由于自己存在有一种势利偏见，认为我们是下等人在出风头，应当受到他的嘲笑。他永远也不敢向白金汉宫这样狂笑大喊：“啊呀，瞧我住的是多么大的房子呀！”或者是向皇室加冕时乘的车大声儿嚷嚷。我在英国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深切地觉察出这种阶级的划分。看来，这一类的英国人太喜欢轻易作出判断，老是将别人的社会地位看作是低微的。
我们的剧团从美国回来后重新登台，在伦敦各游艺场连演了十四个星期。演出的戏很受欢迎，观众的反应非常好，但是我一直在想，我们会不会再去美国呢？我是爱英国的，然而我不可能在英国生活下去，由于出身低微，我心中总是感到不安，想到自己到后来终究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所以，当我听到我们又被邀去美国巡回演出时，我觉得有出头的希望了。
星期日我和雪尼去探望母亲，她身体似乎略好了一些；雪尼去外省之前，我们曾一起共进晚餐。在伦敦最后那一个晚上，我心情混乱，感到很愁闷，于是又去伦敦西区漫步，一路走一路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些街道了。”
这一次我们是乘“奥林匹克”号的二等舱，去纽约转赴美国西岸。最后轮机声逐渐减轻，说明我们的船已驶近目的地。这次到了美国，我感到很亲切——我这个外国人已经跟其他许多外国人交上了朋友。
我不但喜欢纽约，而且渴望到西部去，重新会见那些从前是邂逅的新交，但现在我已认为是亲密的朋友，比如：蒙大拿州比尤特那个当酒吧间伙计的爱尔兰人，明尼阿波里斯那个殷勤好客的百万富翁地产商人，圣保罗那个曾经和我亲热了一个星期的美丽的姑娘，盐湖城那个苏格兰矿山主麦卡比，塔科马那个对人和气的牙医师，再有旧金山的格劳曼一家人。
去太平洋沿岸之前，我们演出的场所是那些“小地方”，也就是芝加哥和费城郊区以及福尔河和德卢斯等工业城镇里的那些小戏馆儿。
我仍像以往那样单独寄宿在外面。这样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我可以有机会多学一些知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抱有学习的决心，只是始终不曾付诸实施。
当时我们戏班里有那么一伙人，大家都热心要多学一些东西。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的动机不像他们那样单纯，我之所以要获得知识，并不是因为爱好知识，而是想要用知识作为护身符，免得由于愚昧无知而受人轻视。所以，一有空我就去逛旧书店。
在费城，有一次我无意中找到了一部罗伯特·英格索尔的《论文演说集》。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英格索尔的无神论投合了我的想法，我也认为，《旧约》中描写那种可怕的残酷是对人类精神的侮辱。后来我又找到了爱默生的作品。读了他那篇《谈独立》，我觉得自己继承了宝贵的生得权。接着是阅读叔本华的著作。我买了三卷《世界是意志和表像》，但只是偶尔随手翻阅一下，四十年来始终不曾精读一遍。对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